我遭受的洗腦迫害
二零一三年夏天，我被當地國保大隊夥同當地公安分局綁架，在公安分局隔離室裏關了一整天，當天下午四點多鐘，警察穿著便衣用警車拉著我到我家進行非法查抄，並於當天半夜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關了二十多天後，我被以「取保候審」的方式解除關押，又被國保大隊和我單位人員共同送到了所謂「法制教育學校」強制洗腦。
剛到洗腦班，洗腦班人員當著國保大隊警察和我單位人員的面，態度非常友好，我單位人員以為對我只是走走過場，因此放心的離去。當送我的人員走後，洗腦班的一個猶大和洗腦班一名女性工作人員進了屋，並對我說可以自由交流，也可以自由表達我的思想，我陳述了自己為甚麼修煉和法輪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之後，那個女的就出去了，又拿著印好的「三書（保證書、決裂書、悔過書）」進來了，讓我在上面簽字，我拒絕簽。她連問了我兩遍簽不簽，我說不簽，她就甩手拿走了「三書」，並生氣的扔給我一句話：「不存在不簽，就是主動簽還是被動簽。」之後，猶大也出去了。
片刻的寧靜中，我感覺到了絲絲寒意，感覺到了之後的交流絕對不會是自由的。沒多會兒，進來了四個男子，他們直接走到窗前，拉上了兩扇大窗厚重的窗簾，又反鎖了屋門，此時，四張床鋪的大屋子變得陰森恐怖。他們把印好的「三書」擺到桌子上，又把我拉到桌前，硬拽著我的手在上面簽字，我不簽，他們就輪番上陣，一個一個強行拽著我的手簽上我的名字，又拽著我的手在上面按上手印，之後，他們又要求我必須大聲讀「三書」，我不讀，他們就拿書往我頭上打；之後，又逼我不停的抄寫「三書」，之後再逼迫我背寫「三書」。一個男子始終坐在我旁邊監視，稍有不如其意，就拿書隨手向我頭上打來。
直至晚上九點多鐘，這樣威逼恐嚇下的寫「三書」才算結束。
第二天早晨六點，還沒到吃早飯的時間，我被要求繼續寫「三書」，我問寫多少，在屋裏看著我的女子強硬的回答：「別問，讓你寫你就寫，一直寫。」想起頭一天的屈辱，我拒絕繼續寫，並撕毀了頭一天被逼迫著違心寫下的「三書」，那個女子生氣的出去了。只一會兒工夫，頭一天的四個男子又進來了，像頭一天一樣，他們又反鎖了房門，拉上了窗簾，這回，不是拽著我寫「三書」了，而是對我大打出手，四個男子像發瘋似的往我身上頭上臉上，無所顧忌的狠命踢打，我被打的披頭散髮，坐在了水泥地上，他們說我像個瘋子。
打累了之後，他們逼迫我在冰涼的水泥地上坐著，我被要求保持一個不變的姿勢，雙腿並攏伸直，手要放在身體兩側，說是兩隻手放在一起就是煉功。
八月份的天，在當地正是雨季，而在我被逼坐在水泥地上的這一天，這裏下了一整天的雨，直到半夜也沒停過，我被關的屋子在一樓，地面陰冷潮濕，我從早晨六點一直坐到晚上十一點，整整十七個小時，其間沒喝過一口水，沒吃過一口飯，沒上過一趟廁所，因為這些要求都有一個共同的交換條件──繼續無休止的寫「三書」。
洗腦班的人採用了車輪戰術，每隔十分二十分鐘便會換人，每一次換人，他們相互之間都是非常體貼的話語：「去歇會兒吧，多累呀。」而此時，他們是坐在靠背椅上或者是倚靠在床上的被子上悠閒的看著報紙、玩著手機。
坐的時間長了，我感覺腰越來越酸，越來越疼，我試圖通過調整體態來讓自己能夠支撐得住身體，但只要一動，就會招來斥罵甚至隨意腳踢。他們不停的數落、侮辱我：「你一個副科級幹部算個啥呀，我們這裏都是正科級、處級，還有副廳級，你見過副廳級啥樣嗎？」「你就是人渣，就是階下囚……」
中國人常說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可我修煉後，不止一人對我有過這樣的評價：「你簡直是判若兩人。」在修煉前，我是個自私心、嫉妒心很強的人，自己活的累，和身邊的人相處的也累。自從我修煉法輪大法，我就按照師父的教誨，努力去做一個心胸寬闊、凡事為他人著想的好人。在單位，與同事愉悅相處，從來不貪不佔，無論是現金還是票據，我都據實核銷，從來沒用公款給自己買過一分錢禮物，對工作兢兢業業，業務能力得到了上級和單位的一致讚譽。在家庭，無論對老人還是對孩子，我都細心呵護，家庭溫馨幸福。在社會，無論面對任何人和事，我都努力做到為他人著想，連熟悉我的賣菜、賣水果的人都感慨：「你這人可真好。」
在身心備受煎熬中，我違心的做了妥協，按照他們的要求寫「三書」，在完成安排的任務量後，又被逼著看污衊法輪功、歪曲事實的音象資料。每天看完，都必須寫一份符合他們意圖和要求的觀後感。
在洗腦班，我被二十四小時貼身監控，我失去了人身自由，還被剝奪了政治權利，除了每天必須無條件接受的謊言，我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一個猶大負責看管我吃飯、睡覺、洗漱、上廁所，每一樣都幾乎是寸步不離，而屋裏還有兩個對角開著的攝像頭，我連一時一刻的表情都是被監控的。
在剛到洗腦班的時候，我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頭幾天的晚上，屋裏的燈一直開著，甚至在屋裏看著我的人也輪番換崗，並不睡覺，過幾天後，屋裏的大燈關了，又開上了一個檯燈。一段時間後，我才明白，他們是在觀察我，是在攝像頭裏對我進行監控，看看我會不會有甚麼暴力的舉動。當我了解了他們的心理後，真是為他們感到悲哀，他們對中共喉舌編造的謊言已經深信不疑，他們真心是害怕我會像電視畫面裏栽贓出來的一樣，殺了他們、砍了他們。
洗腦中的每一天，對我來說，都是痛苦至極的，一邊是警察到洗腦班來要我的口供，一邊是猶大要我無條件接受謊言，還必須得出賣同修，交待所謂的上下線，我感覺自己要崩潰了，我的思維開始混亂，我的頭都要炸了，我嘗試著去接受謊言，可是，那些與李洪志師父所教、大法書上所寫的完全背道而馳的東西無論如何也沒法讓我把謊言變成事實。說在嘴上的謊言和埋在心裏的事實，完全是南轅北轍，已經沒有語言能夠形容我的痛，我想到了死，想到了自殺。但是，當我真正動這一念的時候，我卻打了個寒噤，我不能死，我若真的死了，我將會被當作誣蔑法輪功的典型材料。法輪功不允許自殺，生命是父母給的，是上天賜予的，我沒有權利結束我的生命。我知道無論有多痛，我得堅持著從這裏走出去。
近一個月的時間後，我看完了洗腦班裏所有的「轉化」資料，也聽完了猶大們所有的狂轟濫炸式的洗腦言論，他們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我違心寫下的數百份「三書」和二十幾份所謂的觀後感。幾乎每一份的觀後感，我都是被要求當眾宣讀，如果不夠「深刻」，嘲諷挖苦的語言便會接二連三，每一次的宣讀，我都是聲淚俱下……我分明知道自己在為一時的安危出賣靈魂。在這個過程中，猶大們還時不時的提醒我，你這人一點不知道「感恩」，你看人家誰誰誰……
在我即將離開洗腦班的時候，一直對我進行「審案」的年輕警察似乎在無意間猶疑著和我說了這樣一句話：「原來（我剛被綁架時）聽你說法輪功怎麼怎麼好。」我不知道他是對我現在的表現有所懷疑，還是對我曾經說的話有所懷疑，還是對法輪功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有所迷茫，我能知道的是他在我目前的行為上是無法了解真實的法輪功了。
臨離開洗腦班的前一週，我丈夫被叫到了洗腦班，他們意圖通過我丈夫對我回家後繼續進行看管，防止所謂的反彈，我不修煉的丈夫也在洗腦班這兒被要求寫下了「三書」。
三十八天後，我走出了洗腦班。洗腦班向我所在單位索要五萬元洗腦費，因單位說沒有這筆開支，洗腦班說不拿錢就不能放人，因為工作人員都是花錢雇來的，為了讓我走出這個不是牢籠的牢籠，我丈夫不得不自己交了五萬元洗腦費，相當於日均一千三百一十五元。臨別時，當著我單位同事和我丈夫的面，我與洗腦班裏的每一個人擁抱，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洗腦班的工作人員，又像往日一樣用照相機抓拍著每一個在他們看來很有「價值」的鏡頭。
在前後兩個月的時間裏，我的家庭陷入了一片混亂，幾乎全部的親屬，天天圍著我的事轉，家裏除了眼淚和嘆息，已經沒有了任何往日的笑聲和歌聲。我丈夫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裏，原本烏黑的頭髮變得一片花白。在試圖解救我的過程中，家人到處碰壁，到處聽到歧視和貶損的話語，他們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傷害。
在我回家後的一段時間裏，我時不時的聽到丈夫長一聲短一聲的嘆息，我問他為甚麼，他欲言又止，在我的一再追問下，說了一句：「活的沒有尊嚴。」
丈夫的話讓我陷入了沉思，我知道我的被迫害已經牽連著他同樣被迫害，只是方式不同，原本從來都心存正氣的他已經在壓力下混淆了是非。幾天的思考後，我給丈夫在床頭的便簽上寫下了這樣幾句話：「你覺得發瘋一樣打我的人活的有尊嚴嗎？作為領導幹部，他們是絕不敢把他們打我的過程講給別人聽的，要不也不會拉上窗簾、鎖上房門。」「你覺得向你勒索錢財的那些人活的有尊嚴嗎？他們的所為一定是擺不到桌面的。」「你覺得把謊言當事實的那些人活的有尊嚴嗎？他們的理性、他們的思維已經不屬於他們自己。」「甚麼是尊嚴啊？尊嚴是能夠以道德約束自我，是言行值得別人尊重。師父教我的是做好人，我一直在向好的方向轉變，你應該看的最清楚，是吧？我知道我沒修好……」
我回到單位後，單位已經在上級610的施壓下，撤了我的副科級職務，又因為我還在所謂取保候審期內，停發了我的工資，所給的生活費還抵不上各種需交納的保險費用，我的收入變成了赤字。
我的同學和朋友陸陸續續的來看我，無不為我的經歷而動容，我的同事和領導對我的被打更是驚愕不已：
「他們怎麼會這樣，我們還以為只是走走形式呢。」「你把過程寫下來，告他們，誰給了他們打人的權力！」
「你告訴我，是誰打的你，我去砍了他，他不能天天在洗腦班裏呆著吧？」「不公平，憑啥抓你啊，這社會這麼亂，有的是壞人他們不抓，專抓好人。」
「別有啥負擔，我們都知道你是好人，我們都從心裏佩服你。」
在還沒了解我的遭遇前，有同事悄悄問我：「你真轉化了嗎？」我想了想，說：「如果你的面前是一張白紙，有人內心其實是已經明確要求你把它說成是黑紙的，然後就一遍又一遍的讓你回答這是白紙還是黑紙，在你無數次的回答白紙後，卻招來了暴力毒打，你不得不違心的說它是黑紙，那你說這張紙到底是白的還是黑的？」同事肯定的說：「還是白紙。」「那你說我轉化了嗎？」「沒有，瞎話說不成真話。」
實際上，曾經在這個洗腦班所謂轉化的法輪功學員，甚至是給洗腦班送過「感謝」錦旗的法輪功學員，沒有誰是真心轉化的，離開洗腦班後，都上明慧網聲明繼續修煉了，即便是有個別放棄了修煉的，也只不過是因為害怕再次被迫害的不得已行為。試想想，用謊言去給被謊言迫害的人洗腦，這怎麼可能達到目地呢？而法輪功學員的繼續修煉又被洗腦班冠上了一個自欺欺人的名稱──反彈。
儘管各種各樣的勸慰和理解紛至沓來，但是無論甚麼樣的語言也無法讓我對洗腦班的經歷釋懷，大法教我的是說真話，而我卻在被「洗腦」的過程中天天編假話，我真想把那裏的任何一分一秒忘掉，但卻始終是揮之不去。
直到有一天，我向一位法輪功學員說起了洗腦班，說到了我一想起洗腦班、想起那些我曾經面對的人和事，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而這種滋味卻不僅僅是屈辱。那位法輪功學員想了一會兒，認真的回答我：「你想過嗎？你的妥協是自私的，在危難面前你先想到的是保護自己，不是想著怎樣讓他們走出謊言。你在用你的謊言幫助他們把江澤民的謊言更加當作了事實。如果被綁架到洗腦班的同修都不妥協，都不配合『轉化』，在那裏做『轉化』工作的人員也許早該清醒了。」這席話，一下子扎到我的心上，我對自己的違心行為悔之莫及。
對於我個人而言，我知道我在洗腦班裏的所言所行已經不僅僅是恥辱，中國人自古就講究仁、義、禮、智、信，正人君子尚且知道為真理寧折不彎，而我作為一名大法修煉者，卻違心的詆毀師父、詆毀大法，我犯下的罪已經相當之大，同時，對於參與了迫害我、迫害一個又一個法輪功學員的人來講，其罪、其後果更是難以言說的。
今天，我的家庭又恢復了往日的溫馨祥和，但是曾經的經歷卻還是讓家人心有餘悸；我的同事、我的領導也一如既往的對我信任有加，工作也進入了正常秩序，但是，職務的變遷讓很多人常常為我感到惋惜或是不平，甚至也對這個社會感到無望。那些曾經參與了迫害我的人，我一直惦念著他們，我不想讓我的謊言害了他們，我寧願相信對我做「轉化」工作的人內心是知道我說的都是假話，寧願相信他們是知道所有被「轉化」過的法輪功學員說的都是假話，我更希望那些費盡心機做「轉化」的猶大們能夠理性的審視這個過程，審視這場迫害帶給這個國家、民族和人性的到底是甚麼、等待著他們的又會是甚麼？我真心希望他們能夠走出謊言，能夠擁有未來的美好。雖然我自身至今也沒達到大法師父所教誨的完全為他的境界要求，但是我知道法輪功是正的，世界是需要真善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