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除黨文化的根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七日】長期生活在大陸邪黨文化灌輸的環境裏，深受其害已不自知，一切似乎都成了習慣了。二零零九年來到美國，在法拉盛九評點，和海外同修接觸中，在一次學法會上，有同修提出，大陸來的同修言談舉止黨文化那麼多，當時聽了還覺的很新鮮，大陸同修怎麼啦？跟大家不差不多嗎？因為不懂英語，不接觸主流社會，特別是法拉盛那地方，滿街都是中國人，所以感覺反差不大，也意識不到平時言行中那些黨文化的表現，思想上也不重視。

師父在最近幾年講法中不斷指出大陸大法弟子應該注意清除黨文化的問題，師父講的一次比一次重，特別是二零一四年師父在舊金山法會講法中對大陸來的學員非常嚴肅的指出了黨文化的表現及危害，對我震動很大。那天進會場後我們的座位離講台較遠，突然通知我們往前坐，我坐在了第二排。

師父一開始講法就指出：「中共邪黨的邪惡黨文化，潛移默化幾十年的灌輸，已經使大陸的中國人，包括一些大法弟子，性格扭曲，想問題都是極端的，甚至和國際社會、和古老傳統中國人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了。」[1]「有時候媒體用你們，有的時候項目用你們，你們的想法，那種黨文化的極端做法、說謊、糊弄事的工作作風，真的使他們受不了。」[1]「做甚麼事都是防著別人，說話非常的含含蓄蓄的、躲躲閃閃的，給人感覺還賊眉鼠眼的。甚麼事情都在躲閃，甚麼事都愛打聽。」[1]

師父嚴肅的批評每句話都是重重的棒喝，我一直在哭，不敢看師父，內心極度的慚愧、自責，修了這麼多年還讓師父操心。

黨文化的因素已經對我自己證實法，對海外同修證實法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這有親身的教訓：我們在自由鐘講真相時，曾把資料放在台階上，把橫幅拴在坐椅上，掛在灌木枝上、水管上，自由鐘的管理部門對這種做法提出了嚴重的警告，國外大法弟子多年來辛辛苦苦開創的救人陣地差點被我們破壞了，在客觀上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自身存在的黨文化的毒素也在講真相過程中表露出來，如顯示心、妒嫉心、說謊、狡猾的心等等。勸退人數多時，沾沾自喜，以為都是自己勸的，貪天之功，聽到別人退的比自己多時，心裏就不舒服，妒嫉。和遊客交談時聽出他是南京口音就說：哎呀，是老鄉啊。遊客問我：你也是南京人？我說是啊，不是千里迢迢，而是萬里迢迢有緣在這裏相遇，多大的緣份啊！藉此拉近距離好講真相，有時還能勸退。其實我不是南京人，雖然我在南京生活多年，結婚育子，但我的祖籍是安徽。為甚麼要說謊呢？自認為南京是我的第二故鄉，這樣講別人易於接受，表面上看起來出發點是好的，實質上是在掩蓋自己不好的心，一是怕心，我是黑名單上的，雖在美國政治避難，可我的家人都在大陸，孩子還在安徽工作，怕牽連他們。二是虛榮心，安徽過去比較落後，比較窮，上海人稱之為「鄉屋人」，就是鄉下人，「江北佬」是貶義詞，就是江北又窮又沒文化。

狡猾心的表現，舉個小例子，有天上午只勸退了三個人，同修問我：阿姨，今天退多少？我說：沒退多少，心想，沒退多少，你能知道是多少？你也不知道，為甚麼不說三個，而要這麼說呢？是怕別人說自己勸退這麼少，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傷害，轉彎抹角在掩蓋。就像師父指出的黨文化的表現，講話總是含含蓄蓄的，躲躲閃閃的。有同修跟我說，你可真抓緊時間，打電話給你，你幾句話就掛了，有時還有話沒說完呢，實質是以我為中心，不尊重別人。

使我最痛心的是，我和老伴同來美國，他也是大法弟子，那時已是近九十歲高齡的人，在法拉盛四年裏，我對他照顧的很不夠，我的黨文化的極端思想，認為多做證實大法的事就是修煉，就是精進，所以東跑西顛，有時把他一個留在家中，他是個知識分子，人非常好，生活上不太會料理，他把黃色的洗滌劑當作油來炒飯吃。他在過病業關的時候，我也沒有很好的跟他一起學法、交談，鼓勵他共同闖關。他走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的這種極端自私，痛定思痛，刻骨銘心的教訓直到現在。

以上僅舉幾例，足以揭示出黨文化在我身上存在的毒害，其根本是執著於「自我」。不痛下決心從根本上放下自我，就談不上無私無我，也修不出慈悲心，不從舊宇宙生命中跳出來，就不能同化大法，舊宇宙的理就死死控制你，感到很難提高。正法已接近表面空間，時間緊迫，挖除黨文化的毒根，找出真正的自我，必須爭分奪秒。

（二零一六年費城法會發言稿）

註﹕
[1] 李洪志師父經文：《二零一四年舊金山法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