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家人給我指出這一問題的時候,說我嗓門太高,而自己卻辯解說「不覺的」。直到有一次同修對我說「嗓門太高」的時候,深深的觸動了我,促使我不斷學法向內找。在我反覆學習師父的《二零一六年紐約法會講法》時,一下子豁然開朗。
師父說:「中國人到處講話大聲喧嘩、大聲喊叫,人們在大陸習慣了,國際社會接受不了,這得改啊。可是大陸人的形像,確實給世界造成了這樣的印象,國外的中國人都覺的很丟人、很丟臉。可是你知道嗎?中共邪黨卻不去把這些告訴中國人、不教人正的東西,有目地的就叫世人看到中國人這樣,它就是要毀掉你的形像、破壞你的尊嚴,人們自己也很難察覺。我想,可能出來機會多了,慢慢的就會覺的這個社會不一樣了,慢慢也會注意起來了,也就會好了。養成的習慣真的很難去,教人鬥的黨文化使人的性格都變了。一下就爆發出來才痛快的性格,中共邪黨教的這些東西,不改真的不行。」(《二零一六年紐約法會講法》)
反覆通讀師父這個講法,使我有了如下二點心得:
首先,說話高聲是一種邪黨文化的表現,是在中國大陸社會中教人「鬥」的邪黨文化長期洗腦下養成的惡習。我非常清楚自己受邪黨文化的毒害比一般人都嚴重。一九七六年我十九歲時加入中共邪教黨組織,曾作為家鄉農村邪黨支部的培養對像,成為邪黨支部的最年輕的成員。在文革結束恢復高考以後,我考取了大學,學習的是馬列邪惡主義專業,所以畢業後滿腦子裝的是馬列邪惡主義的歪理、概念,又在邪黨教育部門教授馬列邪惡主義。
可以說,我是先入了邪教(中共是個不折不扣的大邪教)而後才得大法走入了正道修煉。雖然在大法中經過二十多年的修煉,但邪黨文化的影響實在太深,甚至到了很難察覺的地步。有時說話高聲,甚至有人給我指出來自己卻加以辯解,自己雖已步入「耳順」之年卻未能達到常人「耳順」的境界,更不要說大法修煉人應該具有的洪大寬容的境界了。對此我自己也很苦惱。
其次,對我來說,為甚麼這個問題長期修之不去?是邪黨文化中的哪一惡點造成的呢?通過師父這次講法的開示,我一下子明白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就是「一下就爆發出來才痛快的性格」。回想自己每次提高嗓門說話時,都是一下子就「爆發出來」,好像只有這樣思維邏輯才清晰、敏捷,心裏才感覺到痛快,時間一長居然形成了自己性格中的東西而不自知。
可見,教人鬥的邪黨文化對正常人類社會的破壞是何等深重,它不僅變異了大陸民眾的行為,使其脫離了正常的人類社會,更惡劣的是變異了正常人的平和善良的性格,包括語氣、動作甚至眼神。這也就是大陸大法弟子出國後很難馬上溶入國際正常社會的原因。
我清楚的知道,這個問題修不去,會使自己的提高和救人受到很大影響。當我從師父講法中明白了自己性格中黨文化根源的時候,就暗下決心一定要修去它。我從每一次說話開始時就注意了語氣和善心,意在修去一下就爆發出來的黨文化變異性格,現在感覺有了很大的進步。
我堅信,對照大法,自己一定會清除黨文化的一切邪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