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法會|做好三件事才最安全（上）

【明慧網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日】我是一個有著特殊身世和經歷的大法弟子，年屆古稀，修煉法輪大法已有十九年。值此明慧大陸法會之際，向師父彙報一下我做三件事的修煉體會。

響應邪黨號召 造反鬧革命 成為階下囚

關於我的身世與此文關係不大，在此不贅述。只談談我個人經歷中的關鍵部份。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以優異成績考上了本省一所重點大學下屬的中醫學院。不久中共發動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是學生會主席兼團支部書記，也捲入其中。在中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欺騙鼓動下我參加紅衛兵造反派。我所在造反派組織成立了一個由一百八十三個大學生組成的加強連，我任連長。因我參加過一些大型武鬥，文革結束後被判無期徒刑。

這讓我親身領教了邪黨過河拆橋、卸磨殺驢的伎倆。修煉法輪大法後，在講真相中我以自己親身經歷告訴參與迫害的國保和「六一零」人員，對他們了解中共的邪惡本質起到了某些作用。

我在某重刑犯監獄服刑時，裏面關著不少國民黨的「戰犯」（被共產黨俘虜的高級軍官）。其中一個是曾經給蔣介石當過私人醫生的國民黨軍統高級人員。當初他正在飛機場準備乘飛機飛往台灣，被趕到飛機場的共產黨軍隊攔下，成了俘虜。他的醫術精湛，得知我是中醫學院學生，便在出獄前把他的醫術傳給了我。

一般的無期徒刑兩年後會改為有期徒刑，可我坐牢八年仍沒給我改。一天我認識的一位公安部副部長在視察監獄時見到了我，為我說了話，過了幾天有關方面就給我改判為有期徒刑並減刑兩年。又坐了幾年牢我才刑滿釋放回家。

出獄以後，我以行醫謀生。修煉法輪功遭到迫害後這更是我講真相救人的方便條件，這是後話。

改判後我被轉到一個管理寬鬆的勞改農場服刑，可以自由外出。於是我開始給人看病。逐漸聲名鵲起。勞改農場附近有位癱瘓在床八年的農民被我治好了。他允諾把他女兒嫁給我以示感謝。我刑滿當天，他就把我接到他家和他女兒舉行了婚禮。

他女兒比我小整整二十四歲。就這樣我沒有回老家，就在C縣做了上門女婿，並正式開始行醫。

看守所證實大法

我由於參加武鬥身體多處受傷，再加上十多年的監獄生活，所以身體一直不好。一九九八年我喜得法輪大法。得法一週師父就給我清理身體：我連續一個月不能進食只能喝水，但精神卻很好，外出洪法一點不受影響。兩個月後困擾、折磨我多年的病痛全好了，我真正體會到了無病一身輕的美妙。更神奇的是，一次我在煉第三套功法──貫通兩極法推轉法輪時，一下子離地騰空而起。不久，我的天目開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黨開始了對大法弟子的瘋狂迫害。我和當地許多同修因為打算進京上訪被非法關入了看守所。在看守所裏，遭受毒打和上腳鐐、手銬、睡刑床、坐「轎椅」（一種鐵製刑具）的迫害，同修們依然堅持學法煉功講真相，有的絕食反迫害。很多在押人員被大法弟子的言行所折服，紛紛跟著同修學法煉功，有的冒著風險幫著同修傳遞紙條，或解開同修身上的刑具。

臨近「五﹒一三」師父華誕和「世界法輪大法日」，為了紀念這個偉大的日子，我們向看守所提出要求在五月十三日這天讓全體被非法關押的同修到看守所的院壩上集體煉功。看守所不答應。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就在監舍裏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我天生一副大嗓門，一喊全看守所的人都聽到了。其它監舍的同修馬上也一起大聲喊了起來，一時間，「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的口號聲此起彼伏，整個看守所都沸騰了。

看守所警察驚慌失措，殺氣騰騰的闖進監舍問是不是我帶頭喊的？我說是我帶頭喊的。警察馬上叫兩個犯人抬了一副一百多斤重的腳鐐給我戴上，並給我上了一副土銬（比正常手銬讓人難受的多）。隨後又指使兩個身強體壯力氣特別大的犯人架起我，喊著號子使出全身力氣將我的頭往牆上撞。如果是一般常人，只要撞一下很可能不是頸斷骨折就是腦漿迸裂，至少也得頭破血流。他們就是想置我於死地，把我撞死了然後說我是自己撞牆自殺而死。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

我當時非常平靜，不驚不怕。他們就這麼一直撞著，也不知撞了多少下，直到累的氣喘吁吁才停下來。完全出人意料的是，我的頭沒有任何傷痕，甚至不紅也不腫，頭不昏眼也不花，就像甚麼都沒發生過一樣。警察和犯人都驚呆了，傻眼了！一個犯人對監舍牢頭（看守所在每個監舍都指定一個在押人員作為監舍頭協助管理）說：「太神了！算了，這個頭你不要當了，讓他來當。」

我告訴他們是師父保護了我，替弟子承受了這一切。本來「七﹒二零」迫害開始後我的天目就關了，經過這一撞，我的天目又開了，而且比以前看的更清楚了。

不久看守所真安排我當監舍的頭了。於是我就要求監舍的犯人不許打架，不許對新關進來的人進行毆打體罰。毆打折磨新犯人是看守所幾十年的「傳統」，被我改變了。我還教同監舍的人學法煉功按真、善、忍做人。本來犯人之間打架鬥毆屢禁不止，看守所都沒有辦法改變，但在大法感召下，此監舍風氣為之一變，沒有打架的了，我管理的監舍因此獲得了「文明監舍」稱號，還給我發了個甚麼獎狀。

我這次被綁架關押，是鎮邪黨書記以叫我給他看病為名把我騙到鎮政府以後叫來派出所警察抓我的，我給他講真相他不聽，說甚麼是「執行江××的政策」。我說：「善惡有報是天理，你現在抓我，要不了多久，你也要進來。」他根本不信，覺的一個堂堂書記一把手怎麼可能會「進去」。

果不其然，二十多天後，他因受賄九千多元被關進看守所。一關進來就被犯人一頓暴打，換了一個監舍還是挨打。後來到了我所在監舍。如果是一般常人，這可是冤家路窄，報仇的好機會，非得讓他吃更大的苦頭不可。幸好他遇到的是修大法的我，我不但沒有報復他，反而給他不少關照，他沒再挨打。他向我道歉，我告訴他不要再迫害法輪功了，否則還要遭報應。

他受賄金額不夠判刑，又回去上班。此後他再也沒有迫害過大法弟子，後來還提供電腦網絡幫忙做「三退」的事。

開庭前，法院要給我指定一個辯護律師，我拒絕了，我說我自己為自己辯護。在庭上我堂堂正正講真相，結果被判三緩四，當庭釋放。

從看守所回家後，讀師父的新經文，知道了學法的重要，於是我決心學好法。我從師父《環境》一文中悟到，要給大法一個正確的位置。於是我就在診所門口坐著每天堅持靜心學兩講《轉法輪》，雷打不動。我根本不擔心會因堅持修煉而被從新收監（邪黨法律規定判緩刑的可以隨時收監執行刑罰）。我一直堅持堂堂正正公開學法講真相。我並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沒有怕心，而是要讓世人看到無論怎麼迫害，大法弟子不會被嚇倒，相反會堅修大法，給世人鼓舞，同修之間能相互鼓勵。

兩次解體洗腦班迫害

在迫害最瘋狂的那幾年，邪黨以大量辦洗腦班來迫害大法弟子。因為我們鎮法輪功學員多，一直是邪惡關注的重點。一天鎮政府突然對一座廢棄多年的敬老院（大陸各鄉鎮設立的對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的收容場所）進行加固，窗戶裝上鋼條，木質大門換成鐵門。一個參加施工的明真相的常人覺的很蹊蹺，就對同修說了這個事。

同修找政府中支持大法的人一打聽得知：邪黨要利用這個地方開辦一個針對大法弟子中的「重點人物」的洗腦班，在洗腦班還不「轉化」的就弄去勞教。知道消息的同修沒有只顧自己個人的安全躲起來，而是在邪惡抓人的前一天晚上組織大家集體發正念。

師父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1]。我們的正念確實發揮了奇效。晚上十一點，本來晴朗的天空突然密布烏雲，零點開始下起了大雨，一直下到早上六點。巧的是下游河道的值班人員忘了打開水閘，導致河水猛漲倒灌，鎮政府和那個準備關押大法弟子的敬老院被淹的很深，三天後大水才退去。敬老院滿是淤泥積水和各種垃圾，很久都沒清理乾淨。洗腦班也就辦不起來了。一場迫害就這樣解體了。

過了幾個月，一個明真相多次幫助過同修的鎮政法委書記找到我說：「這次我保不住你們了，有人舉報了你們二十三個人，已經報到上面去了。縣『六一零』要把你們這些全部抓起來辦學習班。」他接著說，「俗話說，解鈴還須繫鈴人。現在有個辦法，就是你去找那個舉報人，叫他到政府去收回他說的話，聲明舉報是錯的，是不實的。」

原來是我的一個鄰居，他受邪黨指派監視我和其他同修，他禁不住邪黨舉報一個獎勵六百元的誘惑，向「六一零」構陷了我們二十三個大法弟子，得了一萬多元的「獎勵」。

晚上我把他請到家裏，推心置腹的勸他去退還這一萬元的不義之財並聲明舉報不實。可他財迷心竅，說：「錢已經到我手上了，退是不可能的。」我急了，說：「迫害法輪功的錢你也敢用？這可是要遭大報應的。你這是要錢不要命啊！錢重要還是命重要？！」不到一個星期，他在自家開的茶館給顧客倒茶時突然暈倒在地，四天後醫治無效死亡。

我和其他同修把這個人死亡的實例和本地其他迫害法輪功遭惡報的警察及政府人員告訴鎮政府的相關機構的人，他們受到了很大的震懾。但由於洗腦班這件事是縣「六一零」在管，他們儘管不想參與也無力阻止。

恰好就在縣「六一零」準備對我地同修進行非法大抓捕的前夕，縣裏開建的工業園區因佔地賠償款被各級政府雁過拔毛層層截留，最後發到失地農民手上的只有很少一點點，導致當地大量農民堵住高速公路維權。市公安局調集大批警察鎮壓，同時抽調各地政府人員「維穩」。這樣一來他們也沒有人力和精力來搞洗腦班了。又一場迫害被解體了。

事後我把這兩次事件對鎮政府頭頭講：「兩次你們想抓我們都沒有得逞，這就是我們師父在保護我們。這不是明擺著的嗎？這下你也見識我們師父和大法的威力了吧。」在事實面前，他們不得不心服口服。正如師父所講：「它正確認識啊，不正確認識啊，它抱著不管是甚麼樣一種想法，在事實面前他們都得服氣，在事實面前他們必須得正視。」[2]

本來這次農民的維權行動，完全是由各級貪官貪污侵佔農民土地賠償款造成的，與法輪功沒有任何關係。但邪黨為了掩人耳目、推卸責任，上演了一出嫁禍法輪功的惡毒醜劇：他們在園區管委會大樓打出栽贓陷害法輪功的邪惡的大型橫幅，讓民眾誤解農民的維權是法輪功做了甚麼。後來主導這次栽贓事件的市公安局長因貪污受賄涉黑被判了死刑。正是，善惡有報，毫釐不爽。

在診所堂堂正正講真相

師父告訴我們講真相的重要性，所以我就利用我的私人診所、藥房作為我講真相的平台。只要到我診所來的，從門口路過的都是我講真相的對像。我不分職業階層，不管他是多大官，多麼有錢，也不管他是來看病的還是來迫害我的，我都給他講真相。有時我在講真相，警察和政府人員就在旁邊，我也絲毫不受影響。師父說：「一個心不動，能制萬動」[3]；「你有你的千條妙計，我有我的一定之規」[4]。

他們除直接派人檢查、監視我之外，還安排我前後左右的鄰居暗中監控我的一舉一動，報警電話也貼在我診所的旁邊。我不為所動。我知道，只要我走正了，做好三件事，師父一定會保護我，誰也動不了我，所以我只管講真相救人，根本不去考慮我的個人安危問題。師父為了救眾生幾乎耗盡了一切，我作為弟子為甚麼不能為助師正法做到捨盡一切呢？

面對病人我基本上是先講真相做「三退」之後再看病拿藥，每星期都能勸退幾十人，有時能勸退百多人。很多來找我看病的是醫院解決不了的疑難雜症甚至絕症患者，包括各種癌症和不孕不育者。在我給他們講明真相做了三退後，不少癌症患者得到了康復，多年不孕不育的也有了孩子，有些還是雙胞胎，想要兒子的真生了兒子。他們對我非常感激，我告訴他們：「你們感謝錯了，不要感謝我，應該感謝我的師父，感謝法輪大法。」我知道我的醫療有奇效是師父加持和大法的威力所致。

由於各種現代醫療技術都解決不了的奇蹟不斷發生，逐漸我的名聲越傳越廣，有些很遠的病人甚至從新疆、北京坐飛機來找我看病。我明白這都是師父安排來聽真相的。在來找我看病的人中，就有公安局、政法委和政府部門的人，他們明白真相「三退」後也得到了康復，並為大法做了一些事。

一天，縣公安局長領著一個領導模樣的人到診所來找我。此人說他四十多歲快滿五十了還沒有孩子，再不生恐怕要絕後了，全國各大出名的治療不育症的醫院幾乎都去了，現在就差出國了。我問他：「你是不是做過甚麼不好的事？」他說：「我歷來都是依法辦事。」我再問他：「你迫害過法輪功沒有？」他說：「我就是市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輪功事務的副局長。」（後面我稱他為Z局長）。我告訴他：「問題就出在這兒，這就是你迫害法輪功的報應。你這個事只有我們師父有辦法。你要想生娃兒，只有不再迫害法輪功並且退黨、退團、退隊，才有希望。」他有所醒悟，我給他開了一副中藥回去了。

幾個月後，這位Z局長給我來電話說：「老婆懷上了。你把你說的那個事給我辦了吧。」他說的「那個事」就是「三退」。年底，他妻子生了個兒子，他帶著高級禮品來感謝我，說：「我生了，乾脆你也生一個。戶口的事我來解決。」

我已經有個女兒，本來不想再生了，可妻子執意要生個兒子來傳承我的醫術。拗不過她，不久又生了個兒子。我六十多了還能生育，還生了個兒子，一時成了街坊鄰居的美談。那時二胎還沒放開，超生不但罰款，上戶口也麻煩。這些都是那個局長一手幫我辦妥的。他之後還介紹了一些他們公安政法系統的同事和朋友來找我看病，當然，也是我講真相勸退的對像。

此後不久，一個同修發真相資料遭惡人構陷被派出所綁架到市「六一零」辦的洗腦班。同修在黑窩講真相時，沒注意修口，忘了在講真相中也要注意保護常人，把這個事原原本本的講給了洗腦班的人，直接說出了那個局長和我的名字。很快整個公安政法系統都知道了。Z局長面臨很大的壓力，他誤以為是我把他給抖落出來的，找到我，一個勁埋怨我。我沒有辯解，說：「不要怕，這個事算不了甚麼，你叫他們來找我。要相信師父，相信大法，不會有甚麼事。還有一點，現在你已經退出共產黨了，就不要再進去了，更不要在壓力下做出對不起大法的事。否則，你的孩子會出問題。你要知道孩子是師父送給你的，大法送給你的。你還要不要你的孩子？」他說：「我肯定要我的孩子，我知道怎麼做。」

主管洗腦班的一個市「六一零」處長是他的同學，他回去後就叫他同學放人。可縣「六一零」不同意。我說：「你是上級，還拿下級沒有辦法呀？」最後他們就不管縣「六一零」的態度，直接把同修放了。

上級派人來調查他，沒想到調查組負責人是他在部隊時的戰友。這個事就不了了之。不久他升為常務副局長。後來，市公安局長因繼續追隨江澤民迫害大法遭報落馬被雙規後，他還代理了幾個月的局長職務，仕途沒受到一點影響。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2]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七》〈美國首都法會講法〉
[3]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後的執著〉
[4]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四》〈二零零三年亞特蘭大法會講法〉

（待續）

（明慧網第十四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