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人遭監視 四川省金堂縣何有華流離失所

【明慧網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日】（明慧網通訊員四川報導）何有華，今年四十三歲，出生於四川棲賢鄉。二零零六年得到了法輪大法，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一起學法修煉，自從二零零七年遭遇三次綁架迫害，一直遭當地不法人員監視，被迫流離失所，至今有家不能回，家人也被威脅、恐嚇。下面是何有華講述的自己遭迫害的經歷。

得大法

修煉法輪大法前，我喜歡到處拜廟子。二零零六年，我在成都打工，結識了一位大法弟子，他說他以前也喜歡拜廟子，現在不拜了，修法輪功了，還送了我一本《轉法輪》。當時我礙於面子，不好意思拒絕，勉強收下了。回家一看，書中全是字，因我不識字，自然而然就把《轉法輪》放到了一邊。

直到當年入秋後的一天，我突然真的想學了，才把大法弟子送的《轉法輪》拿出來，儘管還是一個字不認識。一天夜裏，我夢見一位西裝革履的男士對我說：「你得法了。」我坐起來問：「得法是甚麼？啥叫得法？」才發現一個人也沒有。

後來我跟著大法弟子一起學法，他們一點一點地教我，可我還沒學多久，就被綁架了。

被非法關押洗腦班

二零零七年九月底，我在成都打工的租房處被警察綁架了。那天晚上七、八點鐘，大約十多名警察，有穿制服的，也有穿便衣的，到我的住處抄翻。

那是一個頂樓搭建的簡易屋子，裏面還住了兩名大法弟子，一個男大法弟子五十多歲，另一個三十多歲。他們倆因為到北京上訪為大法和大法師父請願，被迫害流離失所，來我這裏借住。

被抓後，我先後被轉移了兩個地方，但我都不知道是哪裏。每到一個地方，都有兩個警察監視，連上廁所也有人跟著。我被關押的地方，每天放常人電視。這期間，來了兩個便衣警察輪流訊問我，問為甚麼煉法輪功，我沒有說。

過了十多天，又來了兩個警察把我接出來，又是照相，又是簽字蓋手印，蓋的甚麼，我一個字都不認識。

事完後，他們放我走，我向警察要我被沒收的私人財產，有兩部手機，錢包和大約四百多元現金。他們讓我去找國安，我就此作罷。

離開時，才從周圍的路牌知道自己被非法關押在成都茶店子一帶。回來後，才知道我是被非法關在「成都法制教育中心」（即那裏的洗腦班），那裏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

遭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八年夏天，我與大法弟子共三人去金堂縣福興鎮講真相，被便衣警察綁架到福興派出所。另兩位大法弟子一個因為年紀大，一個因為身體不好，都被釋放，只有我當天就被送到金堂縣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被放出來時，警察讓我們簽字，說是退我的生活費，我不認字，又簽了字。

被非法勞教一年 慘遭折磨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我與大法弟子在中江縣興龍鎮講真相，被七、八個警察綁架。當天晚上，我被送到了中江看守所。大約半小時後，有警察手裏拿著一張單子來對我說，你可以請律師，你被勞教一年。

就這樣，我在六月一日這天被送進了資中楠木寺勞教所。在這裏，所有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從進去第一天起，都要在四樓被關禁閉，以各種暴行達到強行「轉化」大法弟子的目的。我也不例外。

當時有兩個包夾人員，一正一副。正包夾是原川大教師宋麗英，約四十五歲，因吸毒被勞教，副包夾則經常換。警察對包夾人員說，不管用甚麼刑，只要「轉化」一個大法弟子就給他們減刑、減勞動任務。這就促使包夾人員不擇手段折磨大法弟子。

我到勞教所的第二天，包夾讓我簽宿規，我不簽，宋麗英就對我拳打腳踢，抓著我的頭髮把我的頭往牆上撞，直到我頭暈眼花、遍體鱗傷、精疲力竭，她倆把我按倒在地上，強行蓋了手印。

我那時不知道自己牙齒、鼻子、臉上都是血，就打算去衛生間。她倆怕別人看到我的樣子，就一把把我抓回來，等別人都上完廁所，才放我去衛生間。

過了幾天，一眉山的大法弟子看見我身上的傷，嚇得直哆嗦，一直哭。後來又來了一位廣安的大法弟子見了我，也是直搖頭，說這裏真邪惡。

毒打之後，是不讓睡覺。每天睡不到三小時，站軍姿、坐小凳，又打又罵。我根本記不住法理，就硬撐了十多天，實在撐不住了，最後被強行在「轉化書」上簽了字。但我心裏不服氣，不知道自己到底錯在了哪裏要被這樣迫害。

在四樓被「轉化」的就下到三樓關禁閉。三樓比四樓要少一些毒打。等達到了他們的「標準」就下到二樓。二樓就一直播放誹謗師父、誹謗大法的內容。二樓有所謂的「考試」，就是要喊污衊大法、誹謗師父的口號。「考試」合格了，就下車間做勞工。

勞教所有做布娃娃的任務，我們就從早上六點半開始一直做到晚上十點才收工，中午吃飯上衛生間就半個小時。就這樣直到一年後出監。

持續被監視、騷擾 被迫流離失所

出監後，我被青白江城廂鎮派出所警察和城廂鎮辦公室陳主任接到城廂，住在已離婚的丈夫家。他們給我安排了一個工作，多次調和我與丈夫合婚，以達到監視我的目的，保證我不出去發資料、講真相和繼續修煉。

我在那裏上了一個月班，就離開了，開始了流離失所的生活。警察經常一男一女到處打聽我、找我的信息。但凡有租房的地方都要去問、去找我。沒有找著，他們不罷休，開著警車到我老家棲賢去騷擾我老父親。無數次，他們威脅我父親說，你女兒要是再發資料被我們抓到，就往死裏關。嚇得我父親說不出話來。他們還到我娘家三個哥嫂家，挨個找。我大嫂是殘疾人，被他們嚇得直哆嗦。

這些年，我一直在外，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是看一看父親就走，不敢在家鄉久呆。每到所謂的敏感日，邪黨的各種大小會，我都會被派出所的警察騷擾。有一次，我在別人家當保姆，被警察找到，幸好有師父保護，我才安全走脫。

二零一五年「訴江」後，警察和社區人員改變了方式，給我父親送了點生活用的小東西，說是看望他的，讓我不要在外面發資料了。言語中還企圖在我的親戚中打探我的住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