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齊哈爾市教師盛奕遭受的冤獄折磨

【明慧網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叫盛奕，是齊齊哈爾市糖廠中學數學教師，今年六十週歲。

我修煉法輪功前患有遺傳性心臟病，嚴重的扁桃體炎經常影響教學工作，關節經常脫臼、錯位，晚上睡覺翻身，不小心下巴就掉。

當我在一九九五年得到《轉法輪》這本書時，覺得這書太好了，我如飢似渴的反覆通讀著，漸漸的我明白了我得到了從古到今多少人都夢寐以求的佛法；我明白了人生存在的真實意義；我也明白了怎樣努力去做一個更好的人。在這不知不覺中，所有疾病全無。

我從此開始按照《轉法輪》中師父講的法理去要求自己。辦公室的衛生別人沒時間打掃，幾乎變成了是我一人的工作。

那時初中考試模擬題很多，我們給學生訂的複習題教師都有回扣，我一分不留都交給學校，這是從未有過的先例，領導即驚嘆又佩服。同時也吸引了十多名教職員工走入法輪大法修煉中來。不久都達到了身體健康。

按照法輪大法的要求，我們做事為別人著想，工作任勞任怨，工作成績也在上升。

九八年我們初三組就有五名教師修煉法輪功，我們不計報酬，兢兢業業，無私奉獻，這年中考成績達到了建校以來最高水平，得到校長由衷的讚揚。

就是這樣一群一心向善、一心為別人著想、不斷提升自我道德的人群竟然已被迫害了十九年之多了。在這十九年中，我只是為了說真話而被兩次勞教、一次判刑、被開除公職、失去生活來源。

酷刑演示：背銬

二零零零年七月，一位約我去上訪的同修被綁架牽連了我，鐵鋒區610（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陳姓和孫姓的警察，為了讓我說出其他同修，他們給我上背銬，然後反覆向上拎銬子，兩臂和肩膀撕心裂肺般疼痛。他們兩個人累得直喘粗氣，就換個招兒，捏緊鼻子往我嘴裏一盆一盆的灌涼水，直到我全身濕透。

然後把我綁架到刑警隊銬在鐵椅子上使勁抻，參與的有刑警隊李姓警察，他說他叫李鬼。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綁架到齊齊哈爾雙合勞教所一年，不轉化加期三個月至二零零一年十月結束。

二零零二年四月，中共在全國大面積迫害法輪功期間，我被北局宅派出所綁架，搶走了我私人書籍和真相資料及物品。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被綁架到齊齊哈爾雙合勞教所三年。

雙合勞教所對我在生活上迫害：在齊齊哈爾勞教所住雞舍，被罰蹲小號，吃喝拉撒不准出屋，吃發霉的饅頭、喝上面飄著蟲子，中間有數的幾片青菜，下面沉著泥沙的湯。冬天把最冷的小號調給我、沈子力、齊大偉、楊淑蘭住，讓有性病的刑事犯（張蕾）和我們同吃同住同用一個便桶，警察卻嚇得每天用消毒水擦她們需要用手摸的地方，大隊長王岩還不懷好意的笑著說給你們找了個最像樣的包夾。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繪畫）

勞教所不顧死活、野蠻灌食：一次灌食時，管子從我鼻子插到喉嚨就再插不進去，隊長王玉晶指使陳大夫硬灌，結果一下子嗆入肺子，灌的食物噴射出去，同時帶有很濃的藥味，王玉晶還嘲笑我真會玩。然後我開始發高燒，劇烈咳嗽出的都是食物，陳大夫怕我死在她班上，整天整夜給我銬著點滴，後來咳嗽持續了三個多月。

酷刑演示：半蹲反銬背掛（就是站不起來也蹲不下）

酷刑轉化：二零零四年二、三月期間，黑龍江省在雙合勞教所搞所謂「破冰」，強制轉化，我們整天整夜被背銬在不到一米高的地方，蹲不下又站不起來，不妥協不打開，造成高淑英等腰部嚴重受損、雙腿行走困難，王國芳被迫害致死。

迫害我的親人：勞教所警察挑撥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與親人、丈夫的關係，甚至公開說不轉化離婚算了。二零零四年「破冰」迫害時，丈夫聽說我們遭受酷刑折磨，去勞教所抗議，回家後卻被綁架，強迫寫保證，後被單位保出去。

二零一零年六月我用手機給公安派出所講真相，被鐵鋒區610和通東路派出所綁架。在鐵鋒區公安局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兩個不敢報姓名的警察給我雙手纏上電線過電，反覆過電大約有兩、三個小時，那種痛苦我覺得好像五臟六腑都飛出體外，只剩皮和心臟抽搐在一起。

家裏的所有紙張、真相幣被搶劫；一台筆記本電腦、一台台式電腦（常人用）被搶走。親戚放我家的保險櫃被砸。電冰箱電源被拔導致生蛆爬入房間。

家人給我請了律師，鐵鋒區法院開庭竟說律師不在、出門了，冤判我四年。

二零一一年三月我被綁架到黑龍江女子監獄。

中共體罰示意圖：長時間罰坐

在女子監獄我被強迫坐最小的小凳，專人看著一動不讓動，直到臀部潰爛，然後假惺惺的關心你「別遭罪了，簽個字吧。」

我抗議這種迫害，不坐小凳，孫雲（暴力犯）、浦淑蘭（貪污犯）等五、六個刑事犯一擁而上，把我五花大綁，我還沒喊出聲，浦淑蘭抓起一塊擦地抹布堵在我嘴上。

強制洗腦：不停的播放污衊法輪大法的錄像，我閉上眼睛，孫雲、浦淑蘭等使勁踢我腿，打我腦袋，孫雲還扒開我眼皮用膠帶粘上，然後取笑。

不讓睡覺，把表都藏起來，走廊十二點換班，換班後也不讓睡，說沒到點，包夾輪班睡覺，我睏得閉眼睛，惡人就使勁踹我，我被折磨的血壓升高。

在兩個月的殘酷迫害中，我血壓高達二百多，雙腿嚴重浮腫，記憶力嚴重減退，三、四個月前還在一起的同修再見面時，我問一同來見面的人：「這是誰呀？」我竟然不認識她了。這時我才發現好多人和事都想不起來了。

我在第一次被綁架勞教期間，企業中學歸屬市直，教育局不給我分配。我從勞教所出來給我安排到新城小學收發室，不讓上課。並安排人監視我。我請個事假，學校馬上彙報610，我的工資被剝奪，只發給一部份。

最後一次我被綁架冤判，被教育局開除，從此失去經濟來源。

二零一四年我從監獄出來，社區人員說不寫保證不給低保。沒有人關心你如何生存，只有「敏感日」到處找你，為的是別影響到有的人的利益。

這十九年，從學校、街道鄰居、到勞教所及監獄，所到之處都不乏聽到對法輪功學員的稱讚：他們都是好人！就是這群好人還在被迫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