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法會|艱難歲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

【明慧網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一九九七年，我陪著女兒第一次聽師父在濟南講法的錄音。在聽第一講時，我看見有個白色大電風扇在頭頂上轉，上面卻有個像龍捲風一樣的風柱子，也不知道是甚麼，也沒太在意。聽完九講，就記住了法輪功是讓人做好人的。恰好有位鄰居煉法輪功，她說我看到的那個大風扇就是法輪，說我根基好，讓我好好學。這樣，七月份，我跟她去了學法點和煉功點，正式走入法輪大法修煉。

我當時在一個企業中學裏教書，除本校的教學工作，還在市裏三個大學兼職，特別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贏得了同事和學生的認同。

晨煉時，早上起床費勁，神奇的是每到四點十分，和我床靠近的暖氣管就溫和的「當、當、當」響起來，再不起，臥室的門就發出「銧！銧！銧」的響聲，像有人踹門，我就嚇的一下坐起來，再打電話給提錄音機的輔導員。那以後，即使在流離失所時，早晨每天都有木魚聲響起，我知道是師父在提醒我起來煉功呢，師父時時在弟子身邊啊！

學法兩個月時我出了一次車禍，醫生在我的頭部右側縫了四針，鎖骨骨折。不到一個月全好了，沒影響工作。

患嚴重類風濕、全身肌肉萎縮不能動已瀕臨死亡的女兒聽了師父的講法後活了下來，恢復了部份行動能力。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邪惡集團對法輪功及億萬大法修煉者的迫害開始了，當晚我去省政府上訪，包的出租車在高速路入口被截了回來。我被帶到公安局。中共對師父和大法的謠言抹黑使我痛徹心扉。我深知，邪黨行惡無底線，可一想到若不能修煉大法，就感到無邊悲涼，覺著活著再沒有意義了，由此體會到自己生命已深深的溶入了大法中。這是我第一次被綁架時的感受。

我前後遭六次綁架，被多次非法抄家，曾流離失所四年，從沒說過一個不煉的「不」字。在艱難歲月中，作為大法弟子，我和同修們不斷的喚醒著眾生的善念，即使面對來抓捕和抄家的警察，我們還是給他們講述大法的美好，同時也見證了世人良知尚存的一面。

一、聽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和士兵

第二次被綁架是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我和同修們切磋去北京證實法的事，我們十八人遭綁架。在派出所，有個面目兇惡、一直在罵人的警察逼我們簽所謂「保證書」，兩位同修因拒簽，臉被打得又紅又腫。我拿過紙寫上：「我不寫保證書。」

第二天晚上，派出所所長又一次把我叫去，我一進門他就開罵。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經歷這些，流著淚對他說：「你去我學校問問，我是個甚麼樣的老師，你知道我為甚麼煉法輪功嗎？」我接著說：「我女兒在讀大學時，得了家族的遺傳病，我花盡所有的錢，找盡中國國內名醫都治不好，眼看人快死了。這時有人給我們介紹法輪功，結果煉法輪功煉好了。」

此時他一聲沒吭，最後如實的記錄下我說的。但我還是被他送進看守所，只是路上沒給我戴手銬。

到看守所第二天，來了一大批警察審訊我，讓我寫所謂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書」，我就說：「我不管是誰不讓煉法輪功，也不管江（惡首）說法輪功是甚麼，我就是要堅持煉。」警察笑了，說：「你不寫保證了，你寫心得體會吧。」我把我為甚麼煉法輪功、大法的超常、我和女兒的受益等等都寫了。他看了說：「你這是給法輪功歌功頌德啊！」拿著我寫的體會笑著走了。

兩個月後，我第三次被綁架。那次是A縣警察幹的。當時我正在和兼職大學的畢業生照畢業像，綁架我的理由是我曾去過他們縣的一個同修家待了五分鐘。他們非法抄了我的家。當時我家裏有一份寫給中共惡黨的萬言書，內容全是講大法如何好的真相。

他們問我修煉法輪大法的神奇事，我就講了萬言書裏的事，一直聊到凌晨四點，他們還是把我送進了當地看守所。路上辦案警察說，以前聽說大法好，不知怎麼好，聽你這麼一說，才明白法輪功的確是真好。

關在看守所的四十多天中，沒有任何人來提審我。警察非法抄家那天，我家只有女兒一人在家，我就問一警察我女兒怎麼樣了？開車的那個小警察把手裏的東西往桌子上狠狠的摔下去，痛苦的大聲說：「別問我！」

辦案的警察後來對我說：「那天你女兒哭的很慘，說，叫你們哥哥也好，叫叔叔也行，咱們年齡差不多，你們給我留本《轉法輪》吧！」我問：「留了嗎？」他說：「留了。」

當時北京正開「兩會」，我們徵集了簽名要求正確處理法輪功問題，計劃將簽名送「兩會」。簽名表格是我設計製作的。我將剩餘空白表格放在我的教案中間夾著。我回來後，發現有人把這些表格拿到教案上面了。這說明他們抄家時發現了表格，但沒拿走。

在日後因為營救一同修，我又見到了那個開車的小警察，我拍了他一下，說：「謝謝！」他立刻明白了，說：「我沒看見。」

關在看守所裏時，一位送飯的人認識我，她從小窗戶發現了我，喊：「某老師，是你呀！」從此每頓飯送來的都是兩個炒菜和許多饅頭。這些飯菜當然是和同修、刑事嫌疑犯共享。出來後，我買了件衣服給這位送飯的人表示謝意。

第四次被綁架是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放假期間。北京的同修借給我們兩處房子，我們當地來了很多同修，從一日起，在天安門廣場拉橫幅，我和警察面對面，但沒抓我，到晚上我明白了：我是有責任的呢，還有同修要陸陸續續來北京，需要我幫助安排各種事項。全國各地來的學員很多，買不到車票、飛機票，就租大客車來、走著來，十月六日，達到高峰。

天安門到處都是拉橫幅、喊「法輪大法好」的同修，上到八十多歲的老人，下到由年輕媽媽抱在懷裏的嬰兒。警察和便衣東奔西跑，累的喘不上氣。十幾個警察加便衣把我往依維柯車上拽，我不上，他們把我拽倒，一頓亂棒子，把我頭打的有一個半頭大，肩、臀部都大面積瘀血變黑，奇怪，就是不覺的疼。

他們把我先劫持到天安門派出所，後又推上車不知往甚麼地方送。我們打開車窗，把「法輪大法好」的橫幅拉到車窗外。車上的武警不讓，還要打人。我們幾個人抓住他的雙手說：「孩子，你不能這樣，法輪大法好，全國上億人煉，中央不讓煉，我們是和平上訪，沒有錯，憲法規定信仰自由，我們是合法的，這點你要清楚。我們都這把年紀了，相當於你的長輩年齡，你不能對我們動手。」聽我們一說，那些當兵的都一動不動的站那了。最後，把我們拉到門頭溝公安分局。

第二天我不記得為甚麼事要出去，站崗的士兵說：「阿姨，你要說你是哪的，不說的話就都會被拉走，拉到可遠、可遠的地方去了。」幾年後知道了惡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我就想起門頭溝公安局那個站崗的士兵說的那句話。

二、幾位好領導、一群好同事

我們校長是個年輕的男校長。按例每學期開學時要召開全校大會。第三次我被綁架回來後，校長提前找我說：「得提一下你（修煉法輪功）的事。」大會結束時，他只說了一句「某老師因煉法輪功被抓了」，沒作任何評論。

我第三次被綁架時，校長在警察來之前，把我辦公室門撬開，把《轉法輪》拿走了。之後，校長帶學校幾個領導去A地要人，和警察說：我們老師很好，學校領導和老師都惦念她，我今天把人帶回去吧。警察不答應。校長說，哪天放，給我打電話，我來接。他還給了我一百元錢買生活用品。

我從A地轉到本地看守所，又被關押了半個月，回來上班後，他把《轉法輪》還給我，安排我在書記辦公室上班。我每天上班掃一掃地，打一壺開水，然後書記說：愛幹啥幹啥去吧。書記和校長從沒難為過我。

暑假之後，該校長從我們企業中學榮調到一個重點中學任校長去了。

接任的是一位女校長，我在北京天安門打條幅證實法輪大法好，被綁架，學校派後勤主任和廠裏公安處一個警察一起去接我。市國保大隊副隊長和我單位要錢，說接我打出租車花了三百元。我和單位後勤主任說，我是乘地鐵回來的，沒坐出租車，我沒花過任何人一分錢，你不要給他們。主任說：「我告訴你，他如果放了你，他要啥我給啥，校長早就這樣交待了。」

從北京回來已經晚上八點多，那天挺冷的，好幾位同事在出站口等著我，說怕他們把我送到別處就見不著我了。先到單位，公安處二十個警察都等候著呢，公安處處長送我去審訊室，交待審問的警察：「不准審，某老師怎麼說，你怎麼記錄。」後來就直接把我送到看守所去了。

從審訊室下樓一看，我們學校新調來的校長、書記都來了，他們請保衛處所有人吃飯。那時規定接大法弟子的一切費用由大法弟子本人承擔，而我們校長把這次所有的費用都報銷了，連我的車費都報銷了，她說算我出差。

後來，聽市國保大隊長說：「你還沒到家，你們校長就打電話要人，每次都打電話，並一再強調，不能打人。別的單位一聽員工進京就開除，我就奇怪了，你們單位回回來保你。」

後來這個女校長升任大廠勞資處處長，是我們當時全廠最高級別的女領導。

二零零五年，我去單位要工資，單位又換了校長，是位男校長。他把我流離失所三十九個月的工資都發給了我。學校直屬的上級部門讓學校只發給我一點工資就行，廠書記、組織部長、學校校長、書記開會研究，決定給我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資。升任勞資處處長的那位女校長給學校書記打電話：「某老師的工資都裝袋了，還非差那一點啊？」書記說：「你說了算，你說了算。」當時上班請病假，還只開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資呢。可我的工資一分不差的全都給我。

後來那位女校長跟我提起來一件我倆之間的事：多年前，有人去上海給我捎回來一件真絲襯衣，我當時一穿小了，而她剛畢業分到我們單位，我就轉賣給她了，她穿了一次洗後也小了。那時真絲襯衣挺貴的，她剛工作，買件衣服不能穿，多上火呀。我讓她拿回來，把錢退給了她。我忘了，她記住了。善能喚醒善。

三、要幫忙的學生們

第四次來北京綁架我的警察我不認識，但他說，他來時，他的同事某某告訴他說我是他的老師。這個警察說：「那我也把你當老師對待。」一直對我很客氣。當時有一個同修是位女記者，懷孕三個多月了，還被惡警灌涼水。我就找他說這事，他趕緊找人溝通，過了一會就把那位同修放了。

我從北京回來，被關進看守所。市國保大隊長問我三個問題，一、煉不煉法輪功了；二、法輪功是不是反動組織；三、法輪功是不是「×教」。我回答：一、永遠煉下去；二、不是；三、不是。他說：判你三年，我給你減一年。我說：這不可能！

回監室，牢頭說：你絕食呀！

我五次被非法關押進看守所後，就給負責的獄警、牢頭和犯罪嫌疑人講真相。負責的獄警有心臟病，過後他告訴我說他看《轉法輪》了。牢頭也幫助我，有的還成為朋友，出來後，還找我幫忙辦事。

我絕食第二天早晨吐血，還吐出很多黑綠色的東西。牢頭趕緊喊：「老某吐血了！」獄醫、所長、獄警一大幫衝進室內，正好當時我頭上在天安門被打的傷還在，就把我送公安醫院去了。

很巧，這個醫院那時就設在我們工廠內，後勤主任、CT室主任，還有醫生等等都是我的學生。一看見我，都跑過來要背我，其實我啥事也沒有。

在我所住的病房裏，有一個青年男子在我床邊站了三、四天，因為當時人多沒注意，最後他問我：「老師，你認識我嗎？」他說了名，我才想起來他也是我的學生。他上學時愛打架鬥毆，現在是一個黑社會頭子的跟班。那個黑社會頭子吸毒嚴重，在公安醫院戒毒，他跟來給那個頭子跑腿。他說：「老師，好幾天了不敢跟你說話。老師有甚麼事要我幫的嗎？」我的心裏五味俱全，說：「老師沒事，謝謝！」我真希望自己的學生學好啊。

後來公安醫院來的大法弟子多了，就集中在一個大屋裏，由醫院的警衛隊看著。我曾給警衛隊上過課，警衛隊所有人，從隊長到燒鍋爐的都是我的學生。所有住院的大法弟子一切行動隨便，來人看望，送東西，打開水等，都開綠燈。

一天上午，市「六一零」頭子來了，背著手，一臉惡相，嘴裏惡言惡語。他身後跟著一個男青年。我一看這不是我在大學裏教的學生嗎？我叫了他的名字，他回頭趕緊過來，一看是我，說：「老師是你呀！」我說：「想把老師送哪去？」他說：「老師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弄出去。」

五十六天後，沒寫任何所謂「保證」，我回家了。後來也從沒聽有人說過這個學生做甚麼壞事。

四、迷途知返的公安局長

第五次被綁架，我絕食十二天回家。第六次被綁架是因為插播真相事件牽扯到我，我流離失所兩年多，二零零三年底，我在北京被綁架回來。當時安全局的車在我家樓下停了半年了，警察住進我家對門的房子裏，我家被安上竊聽器，聽說還懸賞五萬元抓我，並抓了我女兒（同修）和不修煉的丈夫，正在讀大學的兒子被勒令回家了。

去北京把我劫持回來的警察頭子Q是師父在部隊時的同事。Q之前是一個公安分局副局長。他積極參與迫害，想借迫害大法往上爬。投票結果：八個分局局長的升遷機會他都落選。他非但沒爬上去，還被弄到市國保大隊支隊當了個副隊長。

我求師父：師父，Q如果和師父有緣，請您讓Q做點好事。在北京派出所審理我的時候我甚麼都不說，我問Q：「我的事在哪解決？」他說：「當然在家裏解決。」Q拿出車票說：「票都買好了，要趕車呀。」北京派出所只好讓我們走了。我打工單位是租的辦公樓。辦公樓的經理開車送我們去火車站，他一個勁的說：「這大姐人可好了！」因我平時都按照法的標準做人、工作。回來後辦案警察都說：「北京的那些人都說你好。」

返家途中，我問Q：「你的戰友知道你所做的嗎？」他說知道，你們法輪功的人都寫了。我說：「你這不是落井下石嗎？一旦相逢時，你怎麼面對你的戰友？」他嘆口氣，沒說甚麼。

我說我給你講個故事吧，我自己的。我說，我是老三屆學生，文化大革命時我十五歲。我們學校的一個老師叫關敏被揪鬥，在台上被戴上高帽子，大彎腰，我不忍心看老師被批鬥，可我的一個男同學上台去按老師的頭，回來說關敏滿頭涼汗，我立刻呵斥這個男同學，不允許他再去幹這種事。

關老師是個好老師，我上學和關老師同路。春天山上的雪水沖下來，路成河溝子了。我們過不去，關老師把他的自行車放倒墊路，讓我們踩著他的車子過去。我十八歲畢業了，參加工作組，正好去了關老師家鄉。當時關老師在家養病，我當天晚上就去看他，安慰他，他流淚了。而那個上台按老師頭的男同學不到四十歲就腦梗臥床了。

再後來，我教學，又分到關老師所在地。再後來關老師平反了，不當老師了，當了教委主任。再後來，我結婚了。我丈夫在現在的城市當兵，我們兩地分居，關老師知道了，問了我丈夫的駐地，說他以前的國高同學在這個市當市長，並主管教育。他給早已沒聯繫的市長同學寫封信，並蓋了他的圖章，讓我郵寄出去。一個月後，我被調到這個城市。我是農村教師，調入城市，在七四年多不容易！老師有八個孩子，他一個都不管，而且有一個孩子有病，他都沒給辦。當年我十五歲還是一個孩子，為老師說了一句公道話，我的那點善行，得到這樣的回報。

Q受觸動了，沉思一下說：「我有一百分力，我一定用一百二十分力幫你。」後來聽說Q再也不參與迫害法輪功弟子了，而且凡是找到他，他都幫忙化解一下。後來Q以有病的名義不上班了。

那天我們在火車站下車時，警察如臨大敵，說從北京抓回一個法輪功「大頭」，上百人迎接我。我大大方方和局長握手，然後我走到國保大隊長跟前和他握手。他們把我關到市局審訊室。一幫人馬審了四天，最後念記錄，大家包括我都樂了，沒有一條是對他們有用的。於是把我送進看守所了。

在看守所，我被關在女監室，丈夫被關在男監室，女兒被關在派出所的鐵籠子裏。我對師父說：「師父，弟子沒做錯，所做都是大法弟子該做的，我不應該承受這種迫害。」然後心就平靜下來，心裏輕鬆了。

半個月後，Q來接我出去了。我所在地區的警察局就想判我，結果他們的車到，我正好坐車離開。兒子也沒事，回學校上課去了；女兒回家了。只有丈夫還在看守所。國保就想對他非法判刑。在所謂「三長會」上，國保大隊長念到我丈夫的名字，一個人在牆角坐著說：「這個人不夠判。」就把他的材料拿出來了。

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四十多天就回家了。當時沒人敢為法輪功說話的。後來市國保大隊長問我找誰了？說這個人好像是檢察院的，以前沒見過他，以後也沒見過，他特意找這個人，也沒找到。他納悶：那是誰呢？而我根本沒找過任何人。

誰能不說佛法無邊呢？

二零零四年，我全家遷居外地。無論是警察，還是甚麼人，我從來沒把他們當作敵人。艱難歲月遇到的那些好人，有的在聽我講清真相後得救了，有的還沒有機會給他們講真相。寫出此文，希望家鄉的同修能有機會給他們講清大法真相，讓這些好人都得到大法的救度！

最後用師父的詩句與同修共勉：「我們來自不同的族裔　神叫我們大法子弟　救度眾生是我們生命的目地」[1]。

註﹕
[1]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五》〈傳遞〉

（明慧網第十六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