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中我選擇了走真善忍真理之路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我原來是吉林省委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處級幹部。過去患冠心病、慢性咽炎、神經衰弱、骨質增生等多種疾病。一九九八年七月又發現患婦科腫瘤，因腫瘤較硬，醫生建議做血液化驗，以鑑別腫瘤是惡性還是良性。

在等待化驗結果的一週裏，我焦慮不安，幾乎無法入眠。想那正讀書的孩子還沒成家立業，我若撒手塵寰，丈夫可以再娶，孩子怎麼辦？面對可能的死亡我充滿恐懼和悲傷。痛苦中，我開始思索人生的意義何在？生老病死，人生難以抗拒。生就意味著死，那人生究竟有何意義？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痛恨自己為甚麼要來到這個世界上，承受這些煎熬和死亡威脅的痛苦。

還好，血液化驗結果未發現異常。隨即開始了藥物治療，並按醫生的要求每個月去醫院複查。治療幾個月，腫瘤越來越大，且生長迅速，達到六釐米，專家建議做切除手術。

一日，我很苦楚的和單位一個修大法的朋友談起病情要做手術。朋友說，你看看《轉法輪》，就知道人為甚麼得病，為甚麼痛苦。此前朋友推薦我讀《轉法輪》，但是我看了三十多頁，不理解，就放下了。苦於病痛，我終於在一個雙休日又捧起了《轉法輪》，一氣呵成的看完了，知道了有病是自己過去做不好的事造成的業債；宇宙的特性是真善忍，人生的目地是返本歸真，修煉能使人成為高級生命，心裏也產生了修煉的念頭。

幾日之後，例行到醫院做B超檢查，醫生告訴我腫瘤小了，不用手術了。我心頭一震，醫生為我治療數月，越治越大。而只讀了幾天《轉法輪》，腫瘤就小了，真是不可思議。過去朋友曾向我介紹法輪功，我沒往心裏去，這次親身領略後，我不再遲疑。

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我找到家附近的一個煉功點，走入了大法修煉行列。不久，我以往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人從此變的精力充沛。

過去我脾氣不好，有時因一點小事和親人、同事爭是非。學法後，我用「真、善、忍」約束自己，脾氣改好了。丈夫和我的一個好朋友說：「結婚十八年，我一直受壓迫，是法輪大法讓我獲得了解放。」過去時常有貪佔之心，學法後，知道得到不該得的錢財會造業，自然也就管住了自己，當時我是單位《農村小康》刊物的總編，廠家給我的回扣也能善意的謝絕，也不利用公款吃喝和為自己謀利了。

名利心也淡薄了。單位搞競爭上崗時，一個同修跟我說：「我們處長讓我投他一票。」我說你投他吧，我覺的那個位置他比較稱職，結果我以一票之差落選。事後主管人事的黨委書記跟我說，全單位就你沒找人拉選票；一個同事找到我說：「對不起，我把你的選票拉走了。」結果他自己也沒爭上那個崗位，他很後悔，對此我淡然一笑。我和同事的關係也融洽了，領導說我比過去平和了。

吉林省是師父的家鄉，煉功人數眾多。某學院的一個領導告訴我，他們學院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煉法輪功，四個院長有三個煉，另一個不煉的院長，他的妻子煉。我們單位當時也差不多人手一冊《轉法輪》，我得法比較晚，經我手送出去的《轉法輪》就有二十多本。

我煉功才半年多，中共江氏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領導開始找我談話，讓我停止煉功。領導說：「共產黨主張無神論，你們法輪功屬於有神論。這關係到你的前途。你要繼續煉功就沒有政治前途了。」

我經受過病痛折磨，思考過人生的意義，深知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哪還有甚麼前途可言。我跟領導說：「我過去身體不好你們都知道，煉功後身體健康了。你不讓我煉，你能保證我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嗎？」領導說「不能」。我說：「我師父能。我不要政治前途了，只想要一個健康的身體。」

後來隨著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逐步升級，難以計數的大法弟子被投進監獄、勞教所……有的屢遭酷刑；很多大法弟子被奪去生命……我震驚了。這一切一切，超過了文化大革命。《憲法》規定的信仰自由也成了一紙空文，很多大法弟子去北京信訪辦上訪被勞教，我決定去天安門廣場為大法鳴冤。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和同修一同走上了天安門廣場的金水橋，打出了「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喊出了自己的心裏話：「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法輪大法清白！」我被四名便衣和一個武警擰胳膊、薅衣服領子塞進警車，先被關進天安門廣場派出所地下室的鐵籠子裏，後被關進北京市宣武區拘留所，一週後轉送到河北省晉州拘留所拘留數天後釋放。

由於我堅持煉功，在單位被大會批，小會「幫」，從主任到科員組成的「幫教」人員輪番找我談話。有時領導帶人到家裏談話，逼寫保證書、揭批書、決裂書，不寫就以開除公職相威脅。我認為法輪功教人做好人沒有錯。我和領導說：「假如一個醫生治好了我的病，現在醫生遭難了，你讓我去說醫生不好，落井下石，這樣連做人都不夠格。」我據理力爭，始終不寫「三書」。我也由刊物負責人被降為幹事，對此我無怨無悔，依然堅持修煉。

後來單位領導準備開一個包括退休人員都參加的大會，找一個在高壓下被所謂「轉化」的吉林大學某教授來我們單位現身說教來轉化我和其他兩位煉法輪功的同事。我知道此事後也做了精心準備，寫了幾千字的公開信，發給單位七個廳級領導和黨委書記，並且公開向領導表明，如果要開大會我也要發言。

我在信中寫道：「我學法後得知，宇宙中萬事萬物，包括地球和人的生命，皆由佛法開創和給予的。地球只不過是浩瀚宇宙中的一個粒子，人是宇宙中最低一層生命，高於人類的高級生命比比皆是。法輪大法自一九九二年在中國傳播以來，已使千千萬萬修煉者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在修煉法輪功的人群中，沒有暴力，沒有腐敗等不良行為，成為人間唯一的淨土。這本身就是一個神跡，是佛光普照的一個明證。

「我與法輪大法創始人素昧平生，從未見過面。兩年來一本《轉法輪》教我向善做好人，為我淨化身體和靈魂，使我由衷的感到了神佛的慈悲與苦度，佛法的玄奧與精深。過去四十多年的人生歷程，我活得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二十多年的黨內生活，是是非非，反反復復，讓我茫然。兩年多的法輪大法修煉，讓我在迷茫中幡然覺醒，找到了人生的正確航線。人各有志，作為人類的一員，我有權做出自己的選擇：今天，我要告訴世人和上蒼，真善忍是我永遠不變不悔的選擇。」

後來領導決定不開大會了。

二零零三年三月中共「兩會」前，省委六一零張明久、省直機關六一零關靖強、鄭文衡等人多次到我單位施壓，逼我們三人寫保證書，並提出不寫就強行送洗腦班轉化。三月末，在六一零和單位領導的構陷下，我和另外兩名同修先後被長春市國保警察綁架。我被送長春第三看守所拘留大約四十多天，白天我被強迫長時間坐硬板，晚上睡「刀魚」（一顛一倒立著睡），尾骨處都坐破了，疼痛難忍。

在第三看守所我遇見一個叫李淑芹的大法弟子，因為不轉化被警察用手銬腳鐐銬在一起，不能直立走路，她以絕食抗議無理關押，被灌生苞米麵、胡椒粉，後來在灌食時被折磨致死。被看守所編號為「曙光甲」（被曙光派出所綁架，不報姓名）的大法弟子跟我說，看守所對其灌辣椒麵，而且灌的量非常大，致使她胃和腸子都擰勁地痛。

在看守所警察把我從牢房裏提出來、準備對我灌食時，長春市國保警察送我去勞教所，我陰差陽錯的躲過灌食這一難。我被非法判勞動教養一年半，從看守所出來時，我體重由原來的六十四公斤下降到四十四公斤，整個人都脫相了。後因身體不合格，勞教所拒收，我被警察「所外執行」送回家。

二零零四年出國探親時，在聯合國人權組織幫助下來到瑞典的一個小鎮，二零一零年來到斯德哥爾摩。因為親身經歷過迫害，目睹了中共的殘暴，來到斯市後立即到景點給中國遊客發報紙講真相。

雖然身處西方民主國家，信仰是被國家法律保護的，但是在景點每天面對的是被中共洗腦欺騙、缺失道德底線的中國人，在那裏時常遭受謾罵、諷刺、唾棄、白眼、圍攻、甚至暴力襲擊。即使這樣，十年來我始終堅持去景點，沒退卻，堅持做了一個大法弟子應該做的。

我出生於一個淳樸的農民家庭，但長期在省委機關工作，不知不覺養成了強勢、冷漠高傲、好大喜功、等級觀念等不良行為。在講真相中，逐漸學會了放下自我，心懷慈悲。我把導遊和遊客當作為親人，針對不同的人找不同的話題，主動的跟他們搭話，對他們問寒問暖，拉近距離，有了一定的基礎鋪墊後再跟他們講真相就容易多了。

北歐天氣寒冷，有時女導遊穿的衣服少，我主動把圍巾讓給她們，她們很感動。我在景點時間長，會帶一些零食充飢，有的導遊跟我說早上沒吃飯，我就主動的把零食給他們，他們很感激，我們像朋友一樣相處。

幾年來，我和當地以及外地很多導遊和領隊成為朋友。有的年輕的女導遊把在帶團過程中遭受中國遊客的欺凌向我傾訴。有的把家事、心事告訴我。有時遊客罵我時，導遊主動為我解圍。有的導遊讓我幫助看車。有時遊客多，導遊帶團從不同的方向過來，我沒看到，有的導遊就主動喊我，提醒我他的團隊來了。

二零一八年的一天，在景點看到有四個遊客從市政廳的院子裏走出來，我給他們報紙他們不要，說導遊讓他們在法輪功這集合，說著就坐到旁邊的馬路牙上。我說坐這不雅觀，也不乾淨，那邊有長椅子，坐那邊休息等團。我想給他們播放景點真相廣播。這麼一說他們倒要報紙看了。不一會又有華人出來，我給他報紙，他說他是導遊，在這等團隊。我說你們團隊有四個人等你，我安排他們到旁邊的椅子上休息呢。導遊聽後很高興的說：「 阿姨你真好！你就像媽媽一樣，你辛苦了。」他的團隊離開時，導遊走過來擁抱我說：「阿姨你要保重啊！」

感謝師父給了我這萬古不遇的聖緣！讓我知道了宇宙的真理和人生的目地，讓我的胸懷和容量在變大，讓我變的善良。以後我會繼續學好法，修好自己，廣傳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