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石嘴山法輪功學員石春榮被迫害經歷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八月四日】（明慧網通訊員寧夏報導）寧夏石嘴山法輪功學員石春榮曾遭三年冤獄，2019年3月11日回山東老家看望病危的姐姐，在火車站又被綁架，後被非法判刑十個月，2020年6月冤獄期滿回家，被檢察院通知社保局扣發退休工資。

下面是石春榮簡述遭受的部份迫害事實：

一、被非法判刑三年、家破人亡

2012年1月17日，我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銀川女子監獄遭受迫害。在監獄大門口，我被套上黑頭套，被兩個女警察架著帶到一個全封閉式的屋子，滿屋子掛著誹謗大法師父、誹謗大法的條幅。為了讓我寫「五書」，以王琴為首的幾個警察開車跑到一百公里以外我家所住當地派出所，把我弟弟、丈夫以及年邁的母親都叫到派出所進行恐嚇。讓家人勸我寫「五書」，他們還錄下來製成光盤讓我看。年邁的母親老淚縱橫，哭成了淚人。

母親不放心我，又和我丈夫去監獄看我，因我不寫「五書」，不讓家人見我。回家後，母親因承受不住這巨大的打擊，突發腦出血進了醫院，經過搶救，母親的命保住了，但是以前身體一直很棒的母親再也沒有站起來，後來母親還是去世了。

因為家人老是受到騷擾，兒子兒媳吵架、離婚，兒媳把不滿兩歲的孫女帶走了。我被迫害的家破人亡。

二、再次被非法判刑十月

2019年3月11日，我回山東老家看望病危的姐姐，在惠農區火車站被查出手機上有法輪大法的書籍而被綁架，在火車站派出所被非法關押了一天。次日，被送到石嘴山市拘留所非法拘留5天。

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銀川鐵路分局國保大隊打來的電話，問我兒子接我回家沒有？還說石嘴山惠農區公安分局打電話給他了，說他處理得太輕了。

我回家後，便隨姪子自駕汽車回了山東。28日，石嘴山市惠農區河濱街派出所把我丈夫傳喚到派出所問我的下落，強迫丈夫坐老虎凳，讓他交代，對我丈夫進行恐嚇。

3月29日，石嘴山市惠農區國保大隊大隊長馬新紅，警察王新民把我兒子叫到國保大隊問話，並欺騙我兒子說：「你媽被拘留了，事已經處理完了，沒事了。讓你媽有時間來一趟，問問當時的情況。」

兒子信以為真。4月5日我從山東回來，兒子把我領到國保大隊。結果是讓我交5000塊錢，給我辦理取保候審，否則就送我到看守所。還欺騙我兒子說：「取保候審一年，在這一年期限把你媽看好，這期間你媽不犯事就沒事了。」

2019年8月8日，王新民以問我幾句話為由，騙我去國保大隊。我去了之後，直接把我帶到刑警隊強行搜身、採集手印、腳印，把我送到石嘴山市看守所。我質問他們：「你們不是說我沒事了嗎？為甚麼又送我到看守所？」他們卻說：「因為你是『累犯』。」這期間，我不停的給他們講真相。

在看守所，我被罵、被侮辱；警察讓其她在押人員監視我，不讓我煉功。因為我不背監規，被其她在押人員罵、被警察罵；不讓我購物，我沒有洗漱用品、不能刷牙、沒法洗頭；沒有衛生紙，上廁所直接拿水沖，遭受非人的待遇。

看守所的管理制度更是沒有人性。不背監規，監室全體被罰。幹活也是一樣，把大家捆綁在一起，這樣就會遭到群體的攻擊。超負荷的勞動任務促使監號長每天提前半小時讓大家起床幹活，一幹就是十幾個小時。每天還被警察和生產廠家的師傅威脅：「快點幹，不然讓你們喝菜湯！」

2019年10月23日，我被非法開庭，幾十個人隨後都進了法庭，坐在我的後面。我刑滿回家時兒子告訴我，那些人是公檢法安排的，其中有很多是便衣警察，說是防止周圍有可疑人員搗亂。

11月26日我被非法判刑10個月，並被勒索罰金3000元。

2019年12月24日，我又一次被送進寧夏女子監獄，在醫務室體檢時，有一個賈姓警察問：「誰是煉法輪功的？」我說：「我是。」她問：「刑期有多長。」我答：「10個月。」她又問：「餘刑還有多長時間？」我說：「五個多月。」她用電警棍指著我，冷笑著說：「五個月夠用了，咱們走著瞧。」

2020年的銀川女子監獄，迫害法輪功學員更加邪惡，在原來的熬鷹、坐小板凳、睡死人床、被包夾等迫害之外，又增加了穿束身衣、用電警棍打。穿上束身衣後，用束身衣上的帶子把人綁在椅子上，動都沒法動。每天鬆綁二十分鐘，時間一到，立刻拽起來，不給吃飯，每天只給一口米飯，邪惡的包夾犯人還把飯扔到地上，讓撿著吃。還要騷擾、恐嚇家人。

三、扣發退休工資

2020年6月我冤獄期滿回家，國保大隊長馬新紅給我兒子打電話，讓我去國保一趟，我去後他問我還信法輪功嗎？我回答信，並將真相給他。監獄警察王琴因迫害法輪大法已遭了惡報，得了舌癌，已經把舌頭割掉了。他不聽，並告訴我說，你信你在家煉，我們不管你。他讓我檢舉同修給我一萬塊錢，我說你不要再迫害好人了，善惡是有報的，停止迫害好人。

結果是檢察院通知社保局，停發了我的退休工資。我告訴社保工作人員，我家裏還欠著外債，你停了我的工資，我今後咋生活啊！他們卻說：我們也不想扣，可是我們不扣你工資，檢察院收拾我們，檢察院把國家法律文件都拿來了，服刑人員服刑期間是停發工資的。

為了生活，57歲的我還得出去打工湖口。這些年來，無論是從經濟上，身體上，精神上，我和我的家人承受巨大的痛苦和壓力，家人總是被騷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