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民國真相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在中國大陸的小學、中學課本中，1949年前的「舊中國」，人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吃不飽穿不暖」，「一窮二白」。對民國全盤否定，在中國大陸甚至連「民國時期」這個詞都極少見，人們只用「解放前」、「舊社會」來指稱那個時代。常常還附有定語：「黑暗的解放前」、「萬惡的舊社會」……

不過越來越多的史料讓人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民國生活，甚至在民間一度興起「民國熱」，1949年之前的民國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狀況呢？

黑暗的解放前？

回憶當初的民國，《臨時憲法》確立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僅1912年中國就有500多種報紙，即使在袁世凱篡權奪位後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報紙倖存，人們可以在報上稱袁為「袁棍」，評論他「為善日少而惡日多」，無論袁如何掌控輿論，都不能將這些「不和諧音」消除。

1912年5月20日，上海記者戴天仇在《民權報》發表了著名時評《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事發後，唐紹儀以國務總理名義致電上海：「言論自由，為約法保障。」最後《民權報》涉嫌「言辭過激、鼓吹殺人」，被上海租界公審判處「罰洋三十元」。然而90年後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被以貪污行賄罪判處12年徒刑，執行總編輯程益中也被逮捕，原因只是他們敢於講真話。

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則秉承了北洋政府對知識分子尊重的傳統，對其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時給予了相當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學教授每月工資為400～600元，城市中學教師160～200元，小學教師22～55元。

這是一個甚麼概念呢？當時北大圖書管理員月薪為8元，工人為10～40元。北京四合院一個月租金為20元，一個四口之家，每個月60銀元就可以維持相當不錯的生活。

當時的教授還可以自由流動，根本沒有編製、檔案、組織關係之類的約束。自然，辦報紙、出版雜誌、示威遊行也是相當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國民黨統治區內辦報紙、出版書籍，宣揚其思想、誣蔑國民黨，並組織學生抗議政府。

據安徽大學校史記載，1949年之前，即使在內戰時期，每名大學生不僅是免費教育，還可獲得教育部的20元助學金，這20元除了夠自己花費外，還可補貼家用。不過受共產黨的鼓動，學生們還上街高喊「反飢餓，反迫害」。中共接管之後，助學金立刻沒有了，伙食下降到可憐的程度。

中共利用了民國時期的新聞輿論自由，鼓吹民主自由、反對一黨獨裁，迷惑了人心，然而在1949年之後，卻施行報禁、黨禁，唯恐百姓有任何的言論表達空間。

萬惡的舊社會？

1949年前的「舊中國」，人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吃不飽穿不暖」，民不聊生，餓殍遍野。這是中共在過去數十年深深印刻在民眾頭腦中的印象。

民國北洋政府時期，中國有內戰、內亂；國民政府時期，內有共產黨悍匪內亂，外有日本強敵侵略，還有蘇俄的影響，但是從北洋政府到國民黨政府時期，中國人的溫飽沒有問題。從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戰爭期間，導致近兩千多萬軍民傷亡，在1942年，曾發生局部的飢荒，其它大部份時間，中國人的吃飯沒有問題。

毛澤東遠赴閩粵贛邊境的《尋烏調查》中寫到，一雜貨店的學徒工三年出師後，「正式有了薪俸，頭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實可靠而又精明能幹的先生，老闆把生意完全交給他做……賺了錢分紅利給先生，賺得多分三成，賺得少兩成，再少也要分一成。」當然，對於這種和諧的勞資關係，一向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抨擊道：「他們階級關係原來是那樣的模糊」。

《青島黨史資料》中記錄著，1928年，青島紗廠女工日工資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1929年，山東各省一等警察隊巡長的工資是12元。另據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勞工月刊》載文指出：目前武漢一般工人的月工資平均15元。大多數是女工的第一、裕華、震寰三大紗廠，工人1.5萬，工資平均20元。

以1927─1937年相對穩定的時期來看，在北京，一塊錢可買30斤大米、8斤豬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說了，就連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說得過去。

這一切的得來卻是不易的。當時政府在國家預算中每年要負擔的前清遺留國債佔32%，軍費支出佔40%，建國經費不到30%，而且由於軍閥割據，各省之間連度量衡的尺度都不一樣。1928年民國統一度量衡時發現，吉林的1尺，僅為河北的2寸長，杭州的秤跟臨省江蘇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

在1911～1936年間，全國人口從4.1億增長到5.3億，年均增長率達到1.03%。儘管抗戰時期又一次導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達5.4億。據此，學者侯楊方認為整個「民國時期的全國人口增長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575頁）

翻閱近代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滅亡時的史料，原來一直以為當時全國各地局勢一定是一片混亂，後驚奇發現，面對改朝換代的巨變，中國各地包括大城市在內，除了局部地區的少數戰鬥與官方的改旗易幟之外，城鄉民眾的生活大都比較平靜，沒有大的社會動盪發生。

軍閥割據，但對於管轄屬地卻是呵護有加，彼此戰爭帶來了戰火，士兵傷亡，卻並不毀滅性地破壞對方的民生民用，因為軍閥也不糊塗，如果雙方都毫無底限地破壞對方的資源，兩邊兒很快就是魚死網破，山窮水盡。

1927年10月，涿州之戰打響。奉繫攻，晉繫守。圍城一月，城中糧缺，在紅十字會的協調下，雙方停戰，打開城門，放出婦孺，然後再戰。圍城兩月，城中存糧盡，最後談判，守方決定仿照三國時「降漢不降曹」的辦法投降。涿州之戰雙方投入數萬兵力惡戰兩月，令人尊敬的是，兩邊都不以百姓為籌碼。

1959年～1961年，在和平年代，中共搞共產主義試驗「大躍進」，廢棄農耕，大煉鋼鐵，導致餓死三千餘萬人，劉少奇曾說三年大飢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三年中並無重大自然災害，中共卻說「三年自然災害」，民眾生活困苦至極！在此期間蔣介石不但放棄反攻機會，更訓示國府「救總」擬定救濟辦法，號召台灣省人民每人省下一元錢支援大陸。無奈北京方面不提供港口接受援助糧食等，國軍唯有用空投，空飄、海飄向大陸難胞放送各類物資。

在中共看來維護「偉光正」的形像，勝於千千萬萬百姓的生命！

「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還是騙局？

「打土豪，分田地。」這是半個多世紀前中共「土改」的口號，這一口號，蠱惑了成千上萬的農民。中共派出工作組，每到一處，中共必鼓動一些人編故事、作偽證、假訴苦，無中生有，人為地挑起矛盾和製造仇恨，製造恐怖和血腥，以期鞏固其基層專制政權。

據清華大學歷史學者秦暉，以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王凌的研究，中共官方「人口10%的地主佔有了70-80%的土地，佃農的50%以上的產出被地主作為地租拿走，因此必須消滅地主階級」的說法，根本是不存在的。在高王凌新著《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中，對上世紀30年代以來的農村土地研究表明，地主佔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間（簡單平均是36%），而且這其中還包括了族田、學田等公田，因而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農的手中。這一結論引起巨大的反響，完全顛覆了中共官方對「地主階級」的定論。

高王凌說：「該書全面否定了對『舊社會』的『舊認識』；是『為地主正了名』；傳統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和諧社會』，以往的歷史都被歪曲了。」

中國從古代朝廷到近代中共統治前的民國政府，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實際依賴的是士紳階層和家族長老的自覺維持，傳統的「仁義禮智信」禮法家訓和鄉規民約在代代鄉紳的傳承下，形成中國人的倫理底線和生活秩序。老百姓信奉神佛的佔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國民黨的黨部僅至縣城，黨部不插手任何行政事務，縣以下沒有相應機構，而中共把黨支部安到村村、鎮鎮，連社會的毛細血管都要控制。黨的機構從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窮鄉僻壤，無處不在，在破壞掉原有的家族為基礎的農村秩序之後，中共用槍桿子控制土地分配，不搞「階級鬥爭」的人，就沒有活路。

直至今天，中國的農村中共說徵收哪一塊土地，村幹部、鄉幹部、派出所、黨員無不形成一個密集的權力網絡，用盡種種手段逼迫農民交出土地，農民喝敵敵畏自殺、上訪被非法拘押層出不窮，這樣的「新中國」又新在何處？

國民政府不抗日、腐敗無能？

從小學課本、電影、電視中，數十年來，中共宣傳國民政府「不抗日」，「四大家族」貪污抗戰物資。

在1945年之後的內戰期間，中共文人陳伯達寫出了《中國四大家族》，提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壟斷中國經濟的命脈，借抗戰名義聚民財入私囊，並且估算這四個家族有200多億美元的財產。該書宣傳效果極強，當時的中國人基本上都相信。

中共的宣傳效果，甚至讓美國政府以及媒體信以為真。美國《紐約時報》記者Constantine Brown，真的作了同樣的攻擊和報導說：「有人告訴他，孔祥熙和宋子文在美國擁有8億5千萬的財產。」

1950年5月10日，上議院國會紀錄中公開孔祥熙寫給國會的信：「我完全同意讓美國國務院或財務部公開我個人在美國所有的私人財產。」宋子文在信中寫道：「我絕不反對美國財務部或政府公布我所有財產。」

在孔祥熙、宋子文強烈要求下，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財政部用了很長時間的調查以後，公布了一個華人在美資產的材料，資料統計了在美全部華人的資產。最終所有華人在美國銀行的存款不超過5000萬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戶，只有100多萬美元。

對以上事件，美國對華政策委員會後來發出一封信給650家報社的編輯，要求美國國務院公布所有關於四大家族在媒體上爭論的詳細資料。結果，美國國務院沒有任何一點數據可以提出來，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證據。

在中國大陸的人，由於中共對於信息封鎖，並看不到這些事情的原委，仍然被謊言欺騙。說國軍不抗日，在電影《八佰》播映後，無數人潸然淚下，內心無比震撼，然而在網絡上、在報紙上，中共卻不停地抹黑八佰壯士的義行，事實擺在那裏，人們嘴上不能說，但心裏都明白怎麼回事，誰真抗日誰假抗日，早就水落石出了。

國民政府曾在湖南衡山修建「南岳忠烈祠」，紀念截至1943年陣亡的140萬國軍將士。但是，這座象徵中華民族浩然正氣的「忠烈祠」，卻先後遭到日寇（1944年）和中共（文革）的惡意毀壞。直到1992年，才重造了一個贗品，用以替代。由此可見，中共對於真相是多麼的恐懼。

歷史早已證明，墨寫的謊言改變不了血寫的事實。「舊中國」是謊言，「新中國」是面具。自1949年之後，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等等，中共用恐懼與謊言把真相封鎖在黑箱，奪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然而，天自有道，天理循常，否及泰來，物極必反，中共即將從歷史的舞台消失，一個豔陽高照的中華將重歸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