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古代的官和今天差別這麼大？

【明慧網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日】歷朝歷代，都會有一些明文規定或約定俗成的老規矩，史書上稱之為舊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規矩，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規範了官員的行為，約束了權力的泛濫。

原來古代有這樣的「老規矩」

宋朝就有這樣的老規矩。宋朝嚴格約束官員權力，官員不敢進酒店吃喝。

在宋朝，儘管京城開封餐飲業很發達，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員卻不敢進酒店吃喝，因為官員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錯，不管公款還是私款，馬上就會遭到御史的彈劾，不是罷官免職，就是紀律處分。

據《歸田錄》記載，宋真宗時代太子的老師魯宗道，有一次老家來了客人，因為家裏酒具不齊備，只好換了便裝，領著客人到仁和樓酒店招待，混跡於士紳豪客之間，躲躲閃閃。恰好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見他，當他遲遲趕到宮裏時，宋真宗劈頭就責問：「何故私入酒家？」還說：「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倘不是魯宗道實話實說，請罪態度又好，差點兒就丟官。

明朝初期的驛站，並未出現腐敗，但到了中後期，鑽空子的人越來越多，驛站越來越奢華，排場越來越大，逐漸成為行賄官員的場所，加劇了明王朝的敗落。

清朝吸取明朝驛站腐敗的教訓，清政府規定，京官到地方去巡視、督查或公幹，出差費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員不得宴請出差官員和饋贈禮物。

前往廣東查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出發時發出的第一道公文與鴉片毫無關係，這道公文的內容是：「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飯菜，不必備辦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窩燒烤，以節靡費。此非客氣，切勿故違。至隨身丁弁人夫，不許暗受分毫站規、門包等項。需索者即需扭稟，私送者定行特參。言出法隨，各宜凜遵毋違。」

脫韁的「官民比」：古今中外沒有過

在2021年的中共兩會上，一位中共政協委員披露：某縣2019年常住人口3.02萬，地方財政收入3661萬元，一般公共預算支出8.65億元，行政事業和社會組織120餘個，財政供養人員6000餘人，財政供養的官民比為1：5。她建議小縣合併可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據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1987年）一書公布的數據，中國西漢年間官民比率是1：7945，大約八千民眾養一個官員，唐朝是1：2927；明朝年間，1：2299；清朝，1：911，九百民眾養一官。

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前參事任玉嶺曾在中共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曾說：「我們的官民比例早已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吃財政飯的所佔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是史無前例的，令人堪憂！」

據《上海證券報》2006年報導，前中共中組部部長張全景曾說：現在中國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為患」。一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一個縣有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一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現在這麼多人既增加了開支成本，又滋長了官僚主義。

需要說明的是，「官民比」是可以公開的比例，也就是說，無論是1：5，還是1：26，都是明面兒上可以看到的東西。

冰山下面的秘密

對於中共官員來說，無法公開的「碩鼠」行為，才是冰山下面隱藏的秘密。比如，「三公經費」，即公款吃喝、公務用車和公務出國。數據到底是多少，中共並無公開，是從官方媒體的報導中推算出來的，2006年3月12日，《中國青年報》引用時任中共政協委員劉光復的話報導，「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車私用費用達2千多億元」。當年10月31日，《瞭望》週刊報導：2004年官員公款吃喝3700億元。《中國統計年鑑》的數字顯示，「1999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僅幹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千億元。」僅這三筆款項加起來，三公消費就已達9千億。

原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坦承：我們國家行政開支佔了GDP的28%，西方一般是4%-5%，我們是他們的五、六倍，說明機構實在龐大！

國民的整體醫療費用被「特權病房」侵佔，成了「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著」。《南方人物週刊》曾報導，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新幹部病房大樓總建築面積5.6萬平方米，設有省級、副省級、廳級及離休幹部保健床位257張。在網絡引發了大量的評論，網民稱這是「窮奢極欲的八星級幹部病房」。

衛生部前副部長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調查報告的數字稱，在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他還透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佔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開支數百億元。「中國目前的衛生醫療服務體系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中國衛生產業》雜誌2006年12期）

「到我們這一級就特殊了，一切由國家包了」

「列寧和斯大林的戰友」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曾擔任過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聯外長等要職。莫洛托夫生前，與蘇聯作家丘耶夫有過140次談話。這些談話，披露了許多蘇聯高層政治秘辛。譬如，關於斯大林時代的「幹部工資」問題，莫洛托夫說道：「我們當然有工資。您瞧，到我們這一級就特殊了，一切由國家包了，還可拿工資。實際上國家甚麼都包了。」

共產政權為甚麼「冒天下之大不韙」，如此不計後果地魚肉百姓呢？在共產黨國家，如前蘇聯、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喬治﹒奧威爾撰寫的《動物莊園》通常是一本禁書。在《動物莊園》裏，揭示了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與之後的區別：

在奪取政權之前，為了獲取民眾支持，宣稱：帶領動物們實現「當家做主」的願望，將奉行「所有動物一律平等」。

在奪取政權之後，農莊的「法律」被修改為：「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動物們又回到從前的悲慘狀況。動物們稍有不滿，便會招致血腥的屠殺和清洗。

在九評編輯部出版的著名政論書目《九評共產黨》中，這樣說道：「共產黨組織本身並不從事生產和發明創造，一旦取得政權，便附著在國家人民身上，操縱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會的最小單位以保護權力不致喪失，同時壟斷著社會財富的最初來源，以吸取社會財富資源。

在中國，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但人們從來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財政預算，只有國家的預算，地方政府的預算，企業的預算。無論是中央政府一直到農村的村委會，行政官員永遠低於黨的官員，政府聽命於同級黨組織。黨的開銷支出，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中付出，並不單列開支。

這個黨組織，就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如影隨形般附著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它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會的每一條毛細血管和每一個單元細胞，控制和操縱著社會。

這種古怪的附體結構，在人類歷史上，有時候在社會局部出現，有時候在整個社會短暫出現，卻從來沒有像共產黨社會這樣徹底、長久而且穩定持續。」

歷史興替，天道循環，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任何違背規律的事情都難以長久，共產黨無神論逆天叛道，破壞傳統，行將就木，必在不遠的未來遭到歷史的遺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