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絕處逢生 八旬王東香屢遭迫害

【明慧網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明慧網通訊員貴州報導）貴陽82歲的法輪功學員王東香，修大法後絕處逢生，一身疾病不藥而癒；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澤民團夥瘋狂迫害法輪功後，屢遭迫害、騷擾，被非法勞教三年。

下面是王東香老人訴述她的遭遇：

我叫王東香，女，一九三九年生，貴陽人，一九九六年三月修大法時已是年過半百（57歲）的人了。

一、苦難人生因修煉大法而改變

回首修煉前的大半生，一言以蔽之：就是苦！我深切的感受到：人生就是苦！當人就是苦！前半生我一直是浸泡在苦水中，沒過過一天好日子。

我出生於四川偏遠山區一戶極端窮苦的農民之家，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從小到大、一年到頭，終日在田間土地上辛苦勞作。在我孤陋的人生記憶裏，人生就是：貧苦、窮困、飢寒、勞累、病痛等，如影隨形、終身相伴，永遠也擺脫不了。

小時候，我只是斷斷續續的讀過幾年初小，每天一面上學讀書，一面還得抓緊時間上山割草來飼養家中的牛羊，讀書與割草，後者是主要的，只有割夠數量才能去讀書。

結婚後丈夫當兵在外，退伍後一直在外地工作，除每月寄回不足十元錢之外，其它也一概不管不問。婚後接二連三，共生了三個孩子（一女兩男），全由我一人撫養，地裏的農活、全家的牲畜（牛、羊、豬）全部家務，裏裏外外一切皆由我一人獨立承擔。

日子過得多艱難啊！每天從清晨忙碌到深夜，疲於奔命、不堪重負、應接不暇、顧此失彼。記得一次在田裏插秧，把老二（兒子）放田埂上，孩子跌進一旁的大水溝裏險些送了小命。

當時一些奔赴山區搞巡迴醫療的女醫護人員，目睹了當時農村的現狀，非常感歎的說：窮困農家的婦女太苦了！比牲口還不如，牲口夜間還能充份休息，而貧苦農婦終日勞累，直到深夜還在剁豬草、熬豬食，睡眠時間少得可憐，身體早已拖垮了，顯得特別衰老。

我每次生育後第二天就得下地幹活，無論是嚴冬酷暑，還是雨雪風霜都得面對。就是民間說的「坐月子」一定要保證充份的休息和營養，並有許多禁忌，否則，勞累失血，或受到風、寒、濕、邪等而患上月子病，則無藥醫治，終身不癒。這真是經驗之談，早已被無數實踐所證實。我從未享有過坐月子，終身勞累，身體虧損太大，以致年輕輕的就得了一身的病，從頭到腳都不自在。正值二十七八的青壯年，就患有多種疾病：頭疼、頭暈、產後風寒，腰痛得直不起，風濕性關節炎、腰椎間盤突出、胃病、婦科病等等。由於無錢醫治，在痛的無法承受時，就採用四川民間的「燒燈花」（燈草浸於桐油中、點燃灼燙患處）也只是暫時緩解。多種疾病纏身，拖了我二十八年。

丈夫婚後從來不顧家，後來發展到不回家、不要這個家了，原來丈夫早有外遇。我一個農村弱女子，沒有能力抗爭，只得認命，聽天由命！

一九九六年三月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通過學法煉功，按大法要求實修，一個月後，不知不覺之間一身疾病不藥而癒！對我來講真是喜從天降、絕處逢生，從此結束了五十七年的痛苦人生，結束了二十八年之久的病魔纏繞，全身心的感到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輕鬆愉快，深深感激師尊的再造之恩！

通過學法，我明白了真正人生的目的，「人的生命不是為了當人」[1]、「人要返本歸真，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地」[1]、「還有一個辦法可以使人改變他的一生，這是唯一的一個辦法，就是這個人從此以後走上一條修煉的路。」[1]

二、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發生後的日子裏

1、北京上訪

迫害突然發生時我一下子懵了！這個政府怎麼啦？肯定是搞錯了！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我與兩位同修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車；期間我們不斷得到鼓勵：我天目看見師父穿著給學員講法時的西裝衣服，盤坐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空；我們三人分頭在三個窗口買的火車票，居然會在同一節車廂，甚至是同一條凳子的三個位置上，座號都是連著的；車上也沒被查票，打坐也沒被干擾等。我去北京信訪辦就是想把自己修煉身心受益的切身體會，向政府去說：法輪大法是好的！李洪志師父是好的！請求政府停止利用電視、廣播等攻擊誣陷李洪志師父和法輪大法，收回禁止修煉法輪功的「命令」，恢復正常煉功環境等。

結果到北京就聽說「上訪」被拒絕，我們就去了天安門廣場。到天安門廣場剛坐下開始打坐，周圍的人群立即圍攏上來，隨後一群警察衝破人群二話不說，就把我們三人架到「天安門派出所」。警察們在早已擠滿了法輪功學員的屋子裏，一個個的詢問登記。我們登記後，很快被貴州駐北京辦事處人員帶走，關進辦事處的地下室。

三、四天後我被（我所在的派出所警察歐興、居委會主任陳先連，和老伴單位保衛王志洪、科長 劉昌勇）這四人帶回貴陽，送雲岩百花山拘留所非法關押15天後放回家。老伴被單位通知：四人去北京來回的花費6000元，將從老伴的工資中逐月扣除。

2、在小關洗腦班

二零零一年三月到四月，我被王志洪綁架到小關洗腦班。從貴陽市某派出所抽調的女警察胡舉芝，天天給我灌輸誣陷大法的那一套歪理邪說，逼我簽「不再煉功」的字，我不聽、更拒絕簽字，在洗腦班結束時仍然堅持不簽字。胡舉芝氣急敗壞的說：你不聽，也不簽字，看我怎麼找機會收拾你！胡舉芝在之後不到兩個月期間，對我還真下毒手，在一個夜晚，我被綁架離家後，坐牢獄一關就是三年。

3、在遵義縣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六月九日晚十點，在一陣陣急促的敲門後（就我與7～8歲的小外孫女在家），又是王志洪帶一群警察衝進家門。遵義烏江單位保衛人員李文華衝（已遭到惡報：患上喉癌不能說話，老婆瘋瘋癲癲不正常，兒子去別人家敲門，玻璃門窗從頭頂上掉下來，當場被打死。）到我身後：將已過60歲的我雙手扭向反背，用腳猛踢腳腕後我被踢跪倒在地，再銬上手銬，開始抄家。

在抄走了師父法像和一些大法真相資料後，把我帶上警車，身後的小外孫女哭喊著：「我要外婆，我要外婆！」（幾年後得知，當晚是隔壁鄰居收留小外孫女，再與女兒取的聯繫後，小外孫女才有了著落），下半夜兩點左右我被綁架到遵義縣看守所。

女獄警強逼我脫下外面的兩件衣服和鞋，搜走我身上的鑰匙和不多的錢，我被推進監室。

我在看守所一個多月裏，睡在便坑旁邊。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監室，擠滿了幾十個各類犯人，牢頭指定我睡的位置在便坑旁邊，只穿一件單衣光著腳的我，當晚就直接睡便坑旁的水泥地上；女兒送來被子後，也鋪在便坑旁邊，幾十人一個便坑，夜晚睡在那裏，有時小便會往身上、臉上濺。

第二天牢頭叫背「監規」我不服從，牢頭指揮犯人毒打我、拽頭髮等，頭髮被她們大把大把的拽下來。

警察一次次提審就是強調「政府叫不準煉，就不能煉，要煉就是違法的」，就是強調簽字「不煉功了」就放回家，否則就送勞教所、監獄，我就是一次次的說「我不簽！」

一個多月後，我被帶到說是「戒毒所」的地方：靠山的房子，很破舊、沒有任何東西，連燈都沒有的一長間大屋子裏。在那裏又是半月之久。

4、在中八勞教所被迫害

在「戒毒所」半月後的一天，又叫收拾東西，等上警車後，又叫把被子留下。我問：又要送哪兒？「大黃山」，警察回答說（後來才知道「大黃山」是原來經常槍斃人的地方）。實際是，當天被非法送到「貴州省中八勞教所」。

在中八女所的幾年裏，別人看我已經是精神病人了。二零零一年十一月雲岩區法院（鐘兆林）來勞教所，要我在離婚書上簽字。老伴是邪黨黨員，也害怕，加上在外面早有外遇。我修煉後一直想：和老伴是結髮夫妻，三個孩子雖也長大成家，希望爸媽能白頭到老，我也在顧及孩子們的願望，也就強忍著。在中八勞教所，警察就利用「不想離婚」來要挾我「轉化」。先是單位、派出所、居委會人員找老頭做工作後，由老頭提出「離婚」要求，法院積極辦理，就有了雲岩區法院（鐘兆林）來勞教所，要我在離婚書上簽字一事，並說，「只要你放棄修煉，我就不判『離婚』。」最後，我在離婚書上「簽了字」，我就這樣解除了多年來與老伴在感情糾葛上一直存在著的一塊心病，輕鬆多了。

三、多年不斷的騷擾

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我回家後：開始是說從勞教所出來要「回訪」是規定；接著是每年的節假日、敏感日等上門或電話就是在「打招呼」；二零一三以後的一次次上門「抽血」。

二零一五年「訴江」後，我被三天兩頭的上門騷擾。過程中，我想來家的派出所、居委會人員他們也是不情願的，我應該給他們講真相：我問：我做錯了那些事情？你們是管好人還是壞人？等等。

貴陽市從二零二零年三月開始，邪黨大搞所謂「清零」運動；我家門口也從三月九號開始，到九月的半年裏，每天都有人守著一直到九月才離開。

開始是荷塘派出所（電話：8484411）羅忠燦、片警 莫文俊，荷塘居委會人員來家裏敲門，我就不讓進家，我說：有甚麼話在外面同樣可以講清楚！片警莫文俊非要進家看看，我不讓看。我說看甚麼？你們要看甚麼我知道，你們是來找資料的，我沒有！

後來，就是從「保安公司」僱人來家門口守候著，有三男一女（潘姓、穆姓、翁姓三男，蘇姓一女）每天每人80元，不分雙休日、節假日，從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只要我在家就行，離開家就必須跟著；過程中我給他們講大法真相，他們表示是不情願的，但瘟疫期間找不到活幹，還望能理解。後來，每當酷日和大雨時，我請他們進家，給他們喝水，讓進家上廁所，搬凳子放門口給他們坐等；這些保安到九月離開後，居委會的後來跟我說，這些保安對我的評價非常好。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