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迎春從小體弱多病,出生幾個月就抽風,差點死了;7歲又得了肺門結核;12歲又得了慢性腦膜炎,頭痛的在炕上翻來滾去,伴著著哮喘;她說:「我三天兩頭感冒發燒,吃藥打針幾乎每天伴隨著我。有一年,我又住了28天的醫院,給家裏帶來的經濟壓力可想而知。婚後,我又患了宮頸炎、關節炎。母親給我做的厚棉褲,立起來都不倒。」1996年9月25日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儘量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善待他人,寬容大度,做事為別人著想,她的病全都消失了,冬天也不用穿大厚棉褲了,幾十年的藥簍子扔了,面色紅潤,人變的年輕了。
下面是鄭迎春女士簡述自己遭受迫害的事實。
1999年剛開春,我和20多名法輪功學員把第二小學南面的拆遷地段路旁打掃的乾乾淨淨,用了一小天的時間,把屎尿、破爛雜物統統清理了,過程中沒有一個人嫌髒。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出於妒嫉,與中共惡黨相互勾結,對法輪功開始瘋狂的迫害。鋪天蓋地的謊言,使得我們黑龍江這座美麗的邊陲小鎮也沒能倖免。縣委、鎮政府、公安、單位的各級領導層層施壓,叫我去鎮政府開會,表態;恐嚇單位和家人找我談話。國保張思東、柴金林親自上門騷擾威脅,我都沒有配合他們。
2002年春的一天,國保張樹義在我家周圍裝著看報紙,監視我的一切動向。但卻被我的同學看見,他立即用報紙遮住臉,灰溜溜地走了,同學告訴我要注意安全。
2000年大年初七,我與幾十名法輪功學員清理縣百貨大樓十字路口地段的路面結冰。因為地下水管道漏水,路面結冰很厚,汽車打滑,老人小孩摔跤,行走不便。我和法輪功學員們從上午9點,一直幹到下午2點多,才把街道清理乾淨。
然而,在清理街道過程當中,縣政府派杜麗萍、張思東一直在現場監視這些做好事的法輪功學員。到了晚上七點多鐘,張思東把我和幾位法輪功學員叫到公安局。一進屋,張思東就問:「是誰讓你們成幫結隊掃大街的?」我說:「沒人讓。大過年的,為了讓人出行方便。」張思東說:「我們這也有活,怎麼不來幹?」我說:「你要告訴我們,也會來幹的。」
張思東又說:「你家貼的對聯有問題。」我不明白,就問:「我的對聯是遵紀守法的內容啊。」他又說:「你這是在找茬。」我想我們的身體好了,做事為別人著想,對社會、對家庭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呀,怎麼能是邪的呢?我對中共的鎮壓很不理解,我就和另外兩名法輪功學員去了北京討說法。
然而,我們對政府的期望變成了失望。我們三人被公安局張樹義和單位領導從北京劫回撫遠看守所。四月二十一日,逼迫我們交2000元錢,才把我們放回家。
在佳木斯西格木勞教所遭受的殘忍迫害
2002年5月10日下午一點多鐘,張思東、柴金林、郭吉善等6、7個人闖入我的住宅,強行把我拽到車上,搶走了我的幾本大法書、影碟機一台,之後把我送入看守所。6月17日,沒出任何手續,非法勞教我二年。
在佳木斯西格木勞教所,我先是被關單間,每天都看、聽污衊法輪功的電視廣播,被強制「轉化」。期間,不讓睡覺,被罰站;不准上廁所;被拳打腳踢、辱罵;夏天被暴曬,冬天到外面走操和大背銬等迫害。
由於我不念污衊法輪功的文章,一個男警察親自上陣,用警棍猛打我的大腿和頸部,當時我就被打倒在地。第二天一看,大腿已多處青黑。七月份,警察又把我們弄到操場暴曬,我的臉,胳膊都被曬出大小不等的小水泡,又疼又癢。冬天,常把我們攆出去走操,一不順心就讓我們罰站,而警察卻在樓道的二層隔裏面說笑,看著我們。
勞教所逼迫我們做手機套、汽車坐墊套。我知道自己沒犯法,不給他們幹活。他們為了強行「轉化」我們,晚上不讓我們睡覺,強制我們目不轉睛的目視前方,稍微眨一下眼睛,就要少睡半小時或一小時的覺。有時只睡三、四個小時。長期的折磨,使身體已經疲憊不堪。坐的是線轂轤小凳子,有的小凳螺絲沒擰平,凸出來,就是為了硌我們的臀部用的。長期坐下去,臀部都坐爛了,坐出血了,走路一拐一拐的。而且幾個小時都不讓我們上廁所。
一次,我不配合污衊大法,警察把我們八個法輪功學員關單間迫害,一會讓我們蹲下,一會讓我們坐到地上。警察穆振娟看我不順眼,一腳踢在我的右眼眶上,當時我就被踢坐在地上。第二天,穆振娟就住院了,住了二個多月。
警察把我們八人關進單間,全部坐在地上,把我們的雙手背過去,銬在床上。雖然是六月份,夜間還是很冷,包夾開窗凍我們。二十多天不讓我們洗臉刷牙,共計銬了我三十天。
酷刑演示:大背銬 |
最後一天,警察李秀錦給我上了大背銬。大背銬是一種殘忍的酷刑,一隻胳膊從上背過去,一隻胳膊從下面背過去,兩隻手被銬在床沿上,直不起腰,彎不下去,痛苦至極。這時,犯人使勁搖晃我的雙手,還假惺惺的說:「給你活動活動,別銬殘了。」頓時,我的心像被揪出來一樣,撕心裂肺的疼痛。
這次我的左胳膊被銬殘,失去知覺。這樣的酷刑共給我上了三次,左胳膊回家後通過煉功很快恢復了。由於不配合他們的無理迫害,我被勞教所非法加期五十天。
持續迫害 母親在恐懼中離世
2005年8月25日,張思東、柴金林帶5、6個人又闖入我的家,強行把我綁架到看守所,搶走我的三本大法書。為了構陷我,張思東又把從別處非法搜來的大法書籍、大法真相資料擺了我一床,然後錄像,上報政法委說我上街發資料被他們抓住。
2005年12月28日,我和另外三位法輪功學員被送到佳木斯西格木勞教所,再次被非法勞教二年。到勞教所後,由於心臟病,我被勞教所拒收,第二天我被釋放。張思東不死心,把我母親和妹妹叫到公安局,要勒索三萬元錢,否則要把我再次綁架。家人說沒錢,要了半天,無奈張思東說:「三百、五百也行。」家人還是沒配合。最後張思東一分錢也沒得到。這次被綁架,造成我每月150元最低生活費少拿了近2000元。
2009年,我在同江市打工,張思東指使當地國保陸文雙綁架了我和另外二名女法輪功學員。我不配合他們,當晚我被釋放。
2011年,我在家照顧癱瘓在床的母親,張思東指使戶籍警察上門騷擾。由於母親擔心我再次遭綁架,精神受到刺激,每天生活在恐懼中,於2012年2月1日離世。
在佳哈爾濱女子監獄遭受的殘忍迫害
2013年10月22日晚,我和一位法輪功學員騎摩托車去建國村發真相資料,被受中共謊言欺騙的人舉報。事後,張思東又找村長等人作證,我被非法判刑四年。
酷刑演示:罰坐小板凳 |
我在哈爾濱女子監獄再次遭受慘無人道的迫害。每天坐在離地面二寸多高的小塑料凳子上,擺軍姿,挺直腰扳,雙手平放在兩腿上,目視前方,不許眨眼睛,不許睡覺,不許動。我整個身體的重量全在臀部的尖上。眨一下眼睛,就招來一頓毒打,辱罵。
有時趁我不注意,惡人在身後用膝蓋頂我的後腰,兩手用力擼我的耳朵,讓我坐直。我頓時感覺兩耳火辣辣的疼,用手一摸濕乎乎的。幾天後結痂,再擼,再結痂。幾個月下來不知道擼掉了多少層皮。
臀部坐出了血,上廁所直滴血。警察指使包夾打我,罵我,群毆我,侮辱我,掐我,摳我,甚至把我弄到庫房沒監控到地方打我。一天,一個王姓警察為了「轉化」我,跟我談話。我告訴她犯人打我,全屋犯人齊聲說沒打我,誰看見了?王警察就說我盡撒謊。大約一星期,沒讓我上床睡覺。
我被折磨的不知道吃了多少救心丸。
2016年的一天,我不蹲報點名,寢室長何秀琴指使包夾一腳把我踹坐在地上,還要把我送小號關押。我在監獄裏,經常聽到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慘叫聲。2017年剛入秋,監獄給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年法輪功學員灌食,她的慘叫聲讓我實在受不了了,我和李桂月在走廊高喊:「不許迫害同修!」我倆被一幫包夾拖進監室。
兩個包夾把我按在床上,壓的我喘不過氣,說不了話。包夾們讓我看著她們打李桂月。當晚就有一個包夾抽風,一個腎結石,疼的滿地打滾,折騰到後半夜才消停。
迫害還在繼續
2017年10月22日,我出獄回家。剛回家二十多天,就有人敲門問:「這家租給誰辦公了?」我當時心裏很納悶,我家是六樓啊,沒租給誰呀。過後我才想起來,這是所謂的「敲門行動」。
又過了幾天,我在大街上走路。一回頭,看見一輛黑色轎車慢慢的跟在我後面,裏面的司機正對著我錄像。我過去質問他:「為甚麼給我錄像?」那人慌慌張張的說:「給前面的汽車錄像。」
下午,我去公安局找到彭孝國局長,我說:「你們上門騷擾我,還在大街上給我錄像,已經干擾了我的正常生活。」彭說:「你要煉,就得這樣對待你。」
我被非法判刑四,工資被停發。領回的一部份工資還得返還社保,否則不給開工資。我去政法委討說法,我怎麼講,張志國和鄭志剛也聽不進去。張志國還把國保柴金林叫來,又給我錄像,又拍照,揚言再次把我抓進去,告訴我:「你吃個饅頭、吃點鹹菜就行了。」
2020年5月14日,政法委指使司法所、社區人員,以關心我的名義上門騷擾。我說:「你們不是來解決問題來的。我少開一千元工資,你們能解決嗎?」他們答不上來,讓我簽字配合他們,被我拒絕。
6月初,社區通知我女兒說,要給我三千元錢,讓我說不煉法輪功,邪黨好,否則就來抓我,被我拒絕。
10月初,商貿局配合所謂的「清零行動」,多次上我家來騷擾,我給他們講真相,我告訴他們現在瘟疫這麼嚴重,還不忘整人,整人的人都沒好下場,別再迫害好人了,對你和你的家人都好。他們說為了工作,為了生活,沒辦法,趁我不注意拍了一張照片,溜走了。
11月份,社保局通知我,因為我兩次被勞教,不允許交納養老保險金,交了也得退回去,減去工齡。同時把這幾年多領的工資返還社保;否則,不給我開資。我第二次被勞教,因心臟病沒被勞教,已經開了證明。但是,他們依據的是人社廳文件來執行。最後,還是非法扣了我五千三百多元錢。現在物價這麼高,我只靠一千五百多元錢維持生活。
中共對我二十多年的迫害,使我的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但我依然希望參與迫害的公檢法所有人員,好好想想,分清善惡好壞,不要再助紂為虐。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做惡之家必有餘秧啊!壞事做到頭的時候,上天能饒過誰呢?希望你們能清醒,多行善積德,才能得到上蒼的護佑,躲過瘟疫大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