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北京同修劉秀雲被迫害談營救同修

【明慧網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六日】劉秀雲，六十多歲，北京市豐台區法輪功學員。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被中共綁架，一個月後被非法刑事拘留。最近得到消息，劉秀雲的女兒給她聘請了常人律師（不明真相），以至於劉秀雲在每個階段都寫了「三書」，被非法判刑四年。

她女兒又在網上搜索，找到一位明真相的律師，可是非法判決書已經下來了，上訴改變非法判決很困難。這位律師說，退一萬步講，寫了「三書」是應該作為減輕量刑的一個因素的，但是前面的那位律師連這點都沒有向法庭提交，太荒謬了。

從中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中間過程沒有同修參與，沒有同修接近劉秀雲的家屬，引導家屬。更沒有去確認辯護律師對大法的認識，給律師講真相或者提供修煉法輪功合法無罪的證據。也就是說，我們每天希望人們明真相、得救度，可是在這麼重要的事上卻忽視了講真相救人。花了那麼多錢，不僅沒讓律師起到正面作用，相反，帶著對大法的誤解不敬，對大法犯罪，相關聯的公檢法人員也是一樣。

以前有同修力勸我一起跟著營救同修，我也很抵觸和糾結過。因為自己一天給幾個人講了真相、或者發多少真相資料能看到真實的數量，心裏很充實、滿意。可是在營救同修的路上，像跋涉千山萬山一樣，要提前搜索很多路線，要跑很遠，到處周轉；要想辦法接觸家屬，接觸律師，找到參與案件的公檢法人員的信息。這些都不容易，每一處都有一定的障礙、阻撓。

要突破它，就得先突破自我，不突破自我，案子就會水水湯湯的走下去。如果抱著對法的責任心，就得下很大的力氣，非巨斧劈山的力度不可，對自我的要求要高。所以，營救同修不如自己直接講真相或者發真相資料來的容易掌控，來的熟悉。而營救同修往往是費半天力，看不到成效，很多時間是空手而歸的感覺。

但是礙於同修的一再堅持，還有對獄中同修的牽掛，我就下大力度做下去了。這對我來說真是迎難而上、勇攀崖頂。過程中，我受到師父的鼓勵，在困惑中達到了柳暗花明，出現了很多以點帶面扭轉乾坤的例子，很神奇。

許多同修未修煉的家屬也給了我莫大的鼓勵。有的家屬讚歎：「你們真無私啊！這麼大風險還來了！」有的說：「你們真是活菩薩！你們都這麼上心，我們做家屬的能不管嗎？」有一位同修的丈夫，按照我們給他寫的稿子，再結合他本人的口氣，給法官打了近十分鐘真相電話，很成功。他特別自豪，說：「做和不做真不一樣啊！你看，這一片做下來，整個一片就不一樣了，直接是公檢法他們這些人改變了。」還說：「我們當地的這些學員這些年都沒做過。」

營救同修就是這樣，看著是一個個體的案子，但牽扯的人員多。一步一步做下來，改變的是整個一片公檢法人員對大法的認識，當然改變的認識成度也許不同，但做和不做真的不一樣。有的地區明顯降低了迫害的成度，幾年時間或者更長時間迫害形勢降低下來。到所謂的敏感日，警察敲門提醒，說：「別開門了，走啦！」有的地區表現出對大法弟子的尊敬，羨慕大法弟子的素質。

我在師父的加持下，過程中可喜的例子很多。這裏舉一個和劉秀雲同修情況差不多的例子。

北京市通州區的一位同修失聯了，幾次寫信沒有回覆。他是一位很有信用的同修，我們覺的極大可能是出事了。可是到哪兒找他的家屬和他的住址？這像大海撈針一樣。但是我們一位一位同修的問下去，尋找線索。最後得知他住一位同修的房子。根據依稀線索尋到房東，知道這位同修有個姐姐在某市場，很遠。

我們費了好大勁找到同修的姐姐，她已經找了律師，答應回頭給我們律師的電話，但是沒給。每次再跟她聯繫，她都不接電話，這說明同修姐姐還是有顧慮。我們就再去，當面從各個方面交談，打開她的心結。炎熱的夏季，一位女同修的汗水把頭髮都濕透了。當得知我的孩子正在高考時，同修的姐姐動心了。我們告訴她：「不要擔心，我們來就是往好的方面努力的，怎麼可能會越做越差呢！」

見律師之前，我們打印了修煉法輪功無罪合法的證明，還打印了一些著名律師的無罪辯護詞，還放了真相視頻在U盤裏。

見到律師後，我們問他案子怎麼樣了？律師說：「他得認罪，這樣爭取輕判。他還是累犯。」我腦袋懵了一下，問律師：「您去會見時，對他說這點了嗎？」律師先沒吭聲，後又說同修已同意做有罪辯護。我說：「這絕不是他的本意，修煉法輪功是合法的。如果承認有罪了，怎麼可能輕判呢？」

這位三十多歲已經做了主任的律師，聽了我的話非常氣惱，覺的簡直是天方夜譚，天底下還有說法輪功是無罪的？他快步的來回走，氣的臉色漲的紅紫，說：「你要知道你在跟誰說話。我是律師，還用你教嗎！」關於有罪無罪，他一句都不想和我們探討。

律師說：「你們是不是他的家屬？要是的話，你們應該阻止他，家裏放這麼多這種東西幹嘛？！他已經被判過刑。你們怎麼不管他呢？這次他就是認罪的話，最少也要判三年半。」

感恩師尊的加持，面對這些我們雖然擔心，但還是平靜的坐著，尋找機會說話：「也有很多律師做無罪辯護呢，冒著風險。」他說：「要是有的話，我給你倒貼五萬塊！」我說：「我給您帶來了，這是他們的辯護詞，是知名的人權律師，都做的無罪辯護。」我把帶來的材料放桌上，血氣方剛的律師還是一副難以接受的架勢。年輕女同修說：「要是承認有罪的話，我們自己說就行了，幹嘛還請律師呢？」

我也明白，關於承認有罪這點，律師一定對裏面的同修施壓了，但沒有得到同修的肯定，所以律師才會這樣。多虧我們來了，否則裏面的同修得面臨多大的壓力。會見時間只有那麼一點，被非法關押中的同修怎麼有時間闡明真相呢？而且是家屬拿五萬塊錢請的，如果直接拒絕，這錢就白扔了。

我緩和的對律師說：「您看您三十多歲就做了律所主任，年輕有為，您做好這個案子以後，一定會大有作為的。這篇無罪辯護詞是東南大學的張教授寫的，法律學修養很深厚。我們也都學過法律，對法律也有一定認識，所以別把我們當成法盲，有些問題我們可以一起探討。慢慢說，不著急。這位妹妹也是名牌大學畢業。」律師聽進去了。年輕女同修說：「如果是無罪的話，判多少次都是冤案，不是累犯。」這句話說到了要害。律師冷靜下來了。

臨行前，我們對律師說相信他的閱讀能力，看這些材料對他不是問題，看看裏面說的，就知道孰對孰錯了。聽著我們說的有道理，家屬這時完全站在了我們這邊，幾次背後商量要換了這個律師，主要是擔心我們的安全，說浪費五萬就浪費吧。很感謝家屬為我們著想，斟酌再三，我們決定給這個律師機會，我們不能輕言放棄，我們要給律師站在法庭上的機會，給這個生命嶄新的一篇。

幾個月後開庭了，中間也有斷斷續續的溝通信息。果然，律師正氣的站在法庭上，堅定的做了無罪辯護。判決結果下來，減少了一年半。律師非常高興，緊著聯繫我們。這種喜悅不是因為一個案子，是生命久遠的等待！

這兩年，北京連續大規模綁架迫害大法弟子。連年的瘟疫沒有使他們清醒，迫害者執迷不悟，走上一條不歸路。這種情況下，北京一定範圍內的同修否定營救，說是「保存有生力量」，「為了一個人……」（意思是耽誤其它事，冒險），還說「有師父呢」等，放棄營救同修。

這些想法把自我的能力侷限了，怎麼成了防衛了呢？作為正的因素，應該主動清除邪惡的因素，只有清除了它，才是真正的安全。營救同修是清除本地區邪惡的過程，對辦案人員、同修家屬、律師的一句話、一個電話、一個見面，都在給予他們正的內涵，清除背後的邪惡因素。每落實到一個點上，就清除了一個點的邪惡。

雖然營救的表面針對的是一個人，但卻關聯的是整個公檢法司鏈條，還有同修的家人及律師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是一個很大的人群。比如接觸到的是一個助理，那這個助理就有他的主管，主管上面有更大的領導，這些人都在轉達信息。還有律師，他一個人的轉變能改變整個律師事務所的態度。更有同修的家人，每到過節都要面對親友的盤問，同修家人一句正念的話，能解開多少人的認識。所以，我們同修雖然忙著往前跑救人，可也不要丟失後方。

有的同修說：「反正（他們）法理都明白了……」意思是還能做甚麼。我們知道，在布滿邪惡的環境下，一個同修面臨的壓力很大，人心執著就會出來，就可能糊塗做出不該做的事，這是最痛心的事。如果我們給獄中同修帶去希望和正念，他們就會恢復正念。雖然吃苦，但也要正念正行。

我接觸過幾個同修，在看守所寫了「決裂書」後，因為見到同修給聘請的律師，或者家屬會見時給其帶去問候的話，從而在裏面寫了聲明，抹去了污點。這是我們身為大法弟子該做的本份。如果通過營救，減輕了對同修的迫害，同修回來了，溶入到正法的洪流中，那會減少多少損失？又救度了多少人？相反，如果沒有人管，同修回來的路會多麼漫長！

還有的同修說：「很忙，沒有時間。」是的，精進的同修確實都忙，但我們要分配一些時間給身邊被綁架的同修，不要留空子給邪惡。其實，營救同修不是天天都去，關鍵的那麼幾次就打下基礎了。每個階段都有時間限制，一旦錯過就失去了時機。營救也不是一、兩個有「能力」的人來做，大家都要伸把手，都力所能及的做點，就是有作用的。

北京這兩年一直把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犯罪行為當作「工作」來交差，實行大規模綁架。疫情如此嚴重還執迷不悟，有的區的公檢法人員一點明真相的跡象都沒有，迫害法輪功學員非常殘酷，害人害己。

有同修在發正念，可是解體邪惡不只是坐在家裏發正念，是真的讓公檢法人員明白法輪功是好的，通過明真相的方式真正解體操控他們的邪惡因素，讓他們不執行或者用各種方式抵制執行迫害，選擇正義。希望北京的同修能突破層層封鎖，給他們明白真相的機會，善待他們。

像劉秀雲同修這樣的事例，北京目前還有。是我們沒做好，才造成如此損失。寫出此文，是希望我們把營救同修的事擔在肩上。

個人交流，層次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編註﹕本文代表作者當前修煉狀態中的個人認識，謹與同修切磋，「比學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