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我妹妹在千里之外的A市被國保警察綁架。當時她剛剛結束七年冤獄回家才不到五個月。因為事情發生太突然,事先任何跡象都沒有,我們一家都感到無力又無助。我當時狀態也不好,完全是人心泛濫,就剩下一個心疼妹妹了,覺的她這麼多年吃了這麼多苦。
我家樓上住的是監視我家的某派出所所長,我父母同修當時在樓道裏說話都不敢大聲,他們越這樣,那個所長就監視的越緊。我拿起同修做好的關於妹妹被綁架的不乾膠,直接貼到了樓道裏,站在那,鄰居們路過時,我就告訴他們:「這上面寫的就是我妹妹的事,剛從監獄回來又被綁架了。」我跟父母說:「咱也沒幹壞事,不用躲躲閃閃的,見誰就把這事告訴誰。」這樣一來,那個所長反而躲起來了。當時我也會在衛生間偷著哭,不敢讓七十歲的父母看到。哭著哭著我就覺的不對,於是跟父母說:「咱得精神起來,越打不起精神,邪惡越囂張。」
當時我們也不知道妹妹被帶到哪裏去了。那種無力感,其實是因為自己感覺沒能力把人要回來。但後來師父給了我一念,我突然想到:講真相啊。這一念可能也有之前多次營救中積累了救度警察的正的認識。我就想:一定要讓警察真正明白真相,讓他自己選擇,他真正明白的時候自然就知道他該怎麼做了。這樣一想,就感覺有正念了。
妹妹被綁架當天晚上,用一個警察的手機給家裏打了個電話。第二天是週六,我就順著這個電話的線索去了A地的某派出所,但人家沒上班。幾經周折,知道了辦案單位是A市某區國保。通過同修,我聯繫上了一個北京的正義律師。在律師到A市之前,我先去了國保,見到了負責的國保隊長。我對他說:「隊長,我今天是為我妹妹的事來的,我理解你,你在這個位置上做這個事,就是你的工作。我作為某某的家屬,目地是維護我妹妹的權益。如果我妹妹真犯法了,我沒話可說,但如果我妹妹沒違法,我一定要盡全力保護我妹妹,不會允許我妹妹再遭受無辜的迫害。所以,咱倆之間不存在對立,你依法辦案,咱們無怨無仇,我相信你也不是非要害我妹妹。」國保隊長很客氣,臨走時我向他要電話號碼,他猶豫了一下說:「你可不能給我上網,我倒也不怕啥,但號碼一上網,會打擾我休息。」我想了一下,我既不能向他保證不上網,但也不想觸動他,就跟他說:「我給你打,行吧。」他就把電話號給我了。
回家後,我考慮要不要把他的電話上網?按以往的經驗,那是必須曝光邪惡的。但上網不就是為了救他嗎?如果能把他救下來,也不一定非得上網。上次的溝通還挺好,那就先不上。在之後持續了二十八天的營救中,不管我甚麼時候給他打電話,他都很痛快的接,就算他不在單位,也會告訴我他大概過多久能回來,從來沒耽誤過我的行程安排。我告訴他我要請律師,他騙我說:「大姐,你別請律師,請了律師就把這個事弄大了。」
第二次我是帶律師去A市的。律師去看守所見妹妹,我給她捎了一句話:別依賴律師。營救過程中我感到了另外空間干擾很大。
第三次去A市是同修開車去的。高速上霧大到後面的車看不清前面的車,我們只能憑著跟前面的油罐車的後燈保持適當距離往前開。幾個同修一路上念著正法口訣,誰都不敢鬆懈一下。
我差不多隔三天五天就去一次A市,每次都有同修陪我去見國保隊長,每次都能在他辦公室跟他聊一會兒,每次都能見縫插針講點不同方面的真相。每次見了他之後,明慧網上都會有跟進的消息。一開始他就說:「你別上網啊,你上網了這事不就越整越大嗎?」我為了不讓他反感,就說:「我也沒辦法,這麼大的事,每次我從這裏回去大家都會問,我就說了。」
有一次,一個外地同修跟我一起去見國保,國保隊長私下跟我說:「你知道你帶來的是誰嗎?是省裏的一號人物。」又問我:「你是怎麼聯繫上她的?」我說:「是這場迫害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天南海北的都關在一起,互相都認識了。」
講了幾次真相之後,國保隊長就有變化了。有一次,我們剛在他辦公室裏跟他聊完,他要出去辦事,我們也離開。在國保的院裏,他開著車出去,又碰上了我們,他搖下車窗,朝我們揮手,表情很放鬆。當時我就感受到,這個生命已經做出選擇了,他想放我妹妹了,他也因為這個決定而感到了解脫,那就是當時他臉上的表情。
中間有個小插曲,國保隊長問我請律師花了多少錢,有個同修跟我說,他是在暗示我應該給他送錢。但我不是這個感覺,我覺的他是替我心疼請律師的錢。
本來在A市我誰都不認識,但在營救的過程中,師父總能讓我們找到適合配合的同修。當時有位同修在國外呆過多年,口才很好,正念也足,是迫害開始後得法的。那次她跟我去國保,她講真相時,屋裏的警察都靜靜的聽,陸續進來的也在聽。同修講的有慈悲,有威嚴。在後來,同修提醒國保隊長繼續迫害的話將來會面臨審判時,用排比句連著問了他幾句:「你準備好了嗎?」那個國保隊長在聽的整個過程中,眼中含著淚花。從國保辦公室出來,我緊緊拉著同修的手,說:「你講的真好,我當時應該錄下來。」
妹妹回家後說,七、八個警察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表現跟綁架她時完全不同了,在服務區買東西時,警察們都走在妹妹的後面,說話的口氣、小心翼翼中透著尊重,完全沒有了綁架時的囂張和不屑,表現的是明白真相的生命對大法弟子應有的敬重。妹妹也提到,國保隊長在後來思想轉變了,表現的好像是很想找個藉口把她放了。
同修們在配合營救中也都在修自己,兩個能力都很強的同修本來都有證實自我的東西,配合起來有障礙。她倆到後來都放下了自我。我也過了一個大的心性關。舊勢力借同修的口給我妹妹造謠。我聽著謠言,眼淚嘩嘩的淌。我馬上意識到了,我不能上當,這是舊勢力設的一關,用心險惡的考驗著我能不能過去這關,這關係到能不能把妹妹營救出來。事情的真相我知道,師父知道,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釋。我還得把試圖澄清這件事的心和對造謠者的怨恨心都放下。
當時妹妹在裏邊、我在外面,我們都向內找了。但後來我想到,在一個問題上妹妹肯定沒意識到,所以又特意請了一個當地律師給妹妹捎話提醒她。等我再去時,國保隊長就給了我去接人的準確時間。但去接人那天,國保隊長一天都沒露面,原來是事情有變,他說了不算了,他的上層領導做了新的決定,把妹妹送到洗腦班去了。本來他們想瞞著我,但師父巧妙的安排我不經意間聽到了洗腦班的位置。當時我就想,我決不放棄,馬上來A市租房子,看來我們家得有人常住A市了。但兩三天後,國保隊長帶著六、七個警察開車把妹妹送回家了。其實,正常都是家屬去接,他為甚麼第一時間就要把人送回來?我們後來明白了,他一心想放人,但怕時間久了事情有變,才匆忙驅車千里把人送回來。
我們去營救時,也經常有同修配合發正念。妹妹同修也不斷向內修、找自己,每次國保隊長去所謂「提審」時都跟他講真相,以至於他後來問妹妹:「我參與這種事那麼多年了,我把你放了,以前那些事就都一筆勾銷了嗎?」這與他綁架妹妹時對我母親說他已經迫害法輪功九年了也沒遭報的囂張態度判若兩人了。妹妹對他說:「放下屠刀能不能立地成佛不好說,但第一步怎麼也得是先把屠刀放下。」在洗腦班,妹妹慈悲對待那些所謂「幫教」的,一個曾得過法的「幫教人員」自稱是大學老師,在跟妹妹聊天時說:我知道,你在慈悲於我。洗腦班的人威脅妹妹說,如果不寫保證,就再判她十年八年。妹妹堅定的正念一出,師父就演化了一個假相讓警察送她回家了。
本來這次迫害,據A市國保說是公安部督辦的案子,在慈悲師父的保護下就這樣化解了。
一年後,我們當地新上任的國保隊長瘋狂綁架大法弟子,我們又進行了幾次營救。在一次營救中,我們去見律師時,派出所警察就上門了,緊接著國保副隊長就直接把電話打到了我手機上,家人讓我們出去躲躲,我想不能選擇流離失所的路,因為我們都曾被迫害多年,好不容易回到正常生活狀態,如果再流離失所會讓身邊的人動搖了之前已經有了的對大法的正面認識。
我們開始向內找。我找到的是我長期不好好學法,妹妹找到的是請律師的基點不夠正,只想著律師替大法弟子說話,把當地邪惡瘋狂迫害的局面制止住,而沒有多少救度警察的心。我決心以後好好學法,改變長期不靠譜的學法狀態,不是為了不被迫害,而是要把壞事變好事,歸正自己。我的學法狀態真的有了變化。再後來我們就有了集體背法的環境。
感恩師父的無微不至的保護,感恩師父成就弟子,叩拜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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