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是個鄉紳,家族在天津等城市有生意,在農村的家鄉也有很多土地。父親除了留一些土地滿足自家的需要外,把多餘的土地都無償的給村裏人種,收成全歸鄉鄰。父親還辦了義學,村裏的孩子都可來免費讀書,並給上學的孩子免費提供午餐,每年還給學生每人送單、棉兩套新衣。
父親的家鄉在山東,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在父親的家鄉搞土改運動了。一天夜裏,父親在睡眠中被敲窗聲叫醒,敲窗人對我父親說:「你先別吱聲,也別問我是誰,我不會告訴你。明天村裏要開鬥地主大會,要批鬥你。因為我知道你全家都是善良人,實在不願你們遭罪。你現在就帶全家人到別處去吧,別回來了。」開始父親還挺坦然:「我一生行善,沒欺負過人,和鄉鄰的關係也很好,我不怕。」那人說:「你不明白,當你受到那種衝擊時,你自己就不想活了。你們別點燈,別帶東西。從後門出去,走某某道出村。今晚我把這一路的崗哨全撤了。」
當晚,父親帶著全家老小共三十七口人逃離了家鄉,躲過了一劫。父親後來說:「回憶那人的聲音,好像是義學的校工。看來這校工是個地下黨,還是頭目。可惜再沒見過這個恩人。」
那時我和弟弟還小,父母根本不告訴我們家中的事,怕小孩說漏嘴招來禍。很多年後我們長大了才知道了一點。我知道在運動中為了安全,母親把家裏值錢的東西,像首飾、人參、靈芝等等都悄悄扔了。僅首飾,就裝了一痰盂,在夜裏倒進河裏了。因為有錢人才有這些東西,而有錢人是要挨整的。
我們家在城裏安頓下來,父親有了一份工作。我父親還是很善良,大飢荒時,族裏一個親戚是個寡婦,帶著兩個小孩來求助,父親馬上把家中僅有的一點錢和糧票全都給了她。後來我母親問父親:「都給人了我們這個月吃甚麼?」父親說:「再想辦法。她一個婦道人家,太難了,不能不管啊!」
父親的善良讓我也受益了。我中學畢業後要上山下鄉,我去的正是父親的家鄉。本來父親對此有顧慮,但父親的同事兼同村同鄉的人說:「沒事。」沒多久,村裏的老人都知道了我是某某的閨女。我發現那些老人碰到我,都兩手下垂,很恭敬的站一邊,等我過去才繼續走路。後來村裏有人領我到一院房子,告訴我:「這是你過去的家,房屋很氣派,但現在是村委辦公處。」村裏的老隊長對我很好,分派我的都是很輕鬆的活,工分卻很高。我從未幹過挖地等體力活,都是掐個苗、挎個籃子送個苗等輕快活。村裏的書記卻很惡,他揚言說:「一定要把她弄到手。」我年輕時身材很好,很秀氣,聽到這傳言後,就隨身帶一把剪刀,睡覺時,枕頭下、腳底褥子下都放一把剪刀,若壞人行惡,我就跟他拼命,決不能讓壞人得逞。若在路上遇到他,我手都在衣袋裏緊握剪刀,表情嚴肅憤怒,心裏緊張,不敢放鬆。所幸,那壞人終沒機會欺負我。冥冥中,誰說不是上天的護佑。
父親曾有一個管家,過去哪塊地種甚麼、種多少、到時候該買甚麼苗,全都是管家安排。我插隊期間,管家的妻子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在我熄燈不久,輕輕敲窗,然後說:「閨女,我在窗台上放了點吃的。你現在別開窗,過一會兒等我走了,你收好。」有時是幾張餅,有時是饅頭、菜盒子等。有時趕上我回城裏,還帶給我家人吃。每當這時,我感到很溫暖。
我插隊時,父親曾來村裏一次。那天,他和管家兩人久久握住手,兩個老人都眼裏含著淚。管家說:「東家,你這麼多年到哪去了?也不捎個信。」父親說:「我不敢啊!」管家告訴我父親:「那時讓我控訴你。我說:公社冬天讓人挖渠,我發燒也得出工,病了也沒人管。過去給東家幹活,我病了躺在床上,東家把熬好的藥端到我床頭。讓我說甚麼,控訴甚麼?共產邪黨宣傳的地主與雇工之間的關係純粹是歪曲造謠。」
大姨的故事講完了。最幸運的是大姨明白了大法真相,選擇了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生命真正獲得了拯救。
筆者聽完大姨的故事,也很感慨。筆者的母親也是山東農村的,母親曾說過:「地主對長工很好,農忙時給長工吃的比自己都好。地主也是省吃儉用。」母親聽了大法真相後,還說:「現在我明白了,我三妹是遭報了。那時鬥地主,三妹是個年輕姑娘,為表現積極,她抓住地主婆的頭髮在地上拖,都把人家磨出血了。後來三妹生孩子時難產死了,是共產邪黨害了她。」
筆者還認識一個新疆團場的職工,他們那有下放的右派,團領導動不動就開批鬥會,讓這些職工手持工具(鐵鍬之類)打右派分子,要求鍬鍬見血,要打出血才行,而不少人根本不願意幹。
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都是敬天信神的,相信三尺頭上有神靈,相信善惡報應,是善良的。是誰奪走了我們心裏的善良?是共產黨,它邪惡的鬥爭學說不但不敬天不敬神,還戰天鬥地。對人就更是挑動群眾鬥群眾,運動不斷,整人鬥人,血雨腥風,烏煙瘴氣。希望中華大地早日擺脫共產邪靈的禍亂毒害,恢復民族心靈的清明。
(責任編輯:任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