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法會】用法律反迫害（上）

【明慧網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尊敬的師父好！
各位同修好！

一直到著手寫此次明慧網大陸法會徵稿時，我才明確意識到，不知不覺間，我已經走在了利用法律講真相、反迫害的正法修煉路上，而且已經很多年了。回首得法前後的生命歷程，我似乎看懂了自己的生命劇本，並決心堅定的一直走下去，而且要越走越好。

我得法修煉了

我參加工作後，因為相對出色的文字水平，很快就被選中到辦公室工作，而且迅速被提拔為團委書記。因為我先天能表達，加之後來又在自學法律中培養了思維與語言的邏輯性、嚴謹性，表達能力很快就在同事中得到了認可。此時的我，在同齡人中是前途最被看好的，我自己也很有自信。

一天，我無意中得知勞資科的李師傅在看《轉法輪》，據說是修佛的書。基於多年中共邪黨的灌輸和自己的身份，我當時心裏就下了結論：這是迷信，我得說服他。我從李師傅那裏拿到了《轉法輪》中的部份內容，只有九頁紙，因為他每天要看《轉法輪》，所以捨不得把書借給我，就用電腦給我打印了九頁讓我看，並告訴我：「如果看後想買，我可以幫你。」

利用中午的休息時間，我快速閱讀了這九頁內容。那個本來想「破除迷信」的念頭，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那個少年得志、眼高於頂的我，完全被這看似通俗易懂卻深奧博大的法理折服了。於是，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了。

得法前自學法律

在我的印象中，我自小就對說話感興趣，對講道理有興趣。上高中時，我考入了本市以文科著稱的重點中學。考大學時，我考入了理工科大學，雖然成績不錯，但總是隱隱的感覺心有不甘，但又說不清到底為甚麼，更不知道如何解決。

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那個心有不甘是怎麼回事，原來是我不滿足於自己所學的專業，我有其它的理想，比如做個律師。於是我在當地司法局報了名，買了書，開始自學法律。學完整個專業需要考過十四個科目，我每次報考兩科，到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已經考過了八科，而且幾乎沒用上輔導班，也從沒掛過科。後來因為畢業就面臨工作、成家，所以漸漸就淡忘了上學時的理想，把這事擱下了。

雖然我最終沒能拿到法律專業的文憑，但這個過程中我學到了專業性的法律基礎課，先後學習了《刑法》、《民法》、《法制史》和《大學語文》、《邏輯學》等課程。我對各類法律條文已比較容易理解，形成了一定的法律思維，在面對是非時，已經習慣於從法律方面去考慮。

法律反迫害初試

二零零八年，我地發生了一次較大的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同時也是第一次聘請了維權律師為同修做辯護。在與律師打交道中，我逐漸體會到「法律」、「正義」這樣的詞，在實際應用中並不如我從課本中看到的那樣。同時，在長達一年多營救同修的過程中，我還明白了「程序正義」、「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常識。

我還看到，面對一個律師或懂法律的人，尤其是面對一個既懂法律而又一身正氣的人，公、檢、法那些參與迫害者的囂張氣燄都有所收斂。於是面對騷擾和迫害時，我在反迫害、講真相中自然的溶入了法律成份。

有一次，好像是中共邪黨的一個甚麼敏感日，廠長讓我答應他下班後呆在家裏，不要隨便外出。我說：「在單位我應該服從廠規廠紀，服從領導；下了班，我應該遵守法律，跟您就沒啥關係了吧？即使在工作時間，您的命令也應該符合廠規廠紀，我才應該聽從吧？」他說：「那這事兒我就沒權力管你了？」我笑著反問：「您說呢？」他無奈的揮揮手，讓我走了。

二零零八年奧運會期間，他們因為懷疑我在網上講真相，將我非法關押在本單位保衛室，同時抄走了我的電腦主機。過程中，公司洗腦班頭目、公司「610辦公室」主任以及我也搞不太清楚的人，一撥兒一撥兒的來，恐嚇我，所謂的「轉化」我，都被我一一擊破，同時給他們一一講了大法真相。

半夜的時候，來了一個高個子黑臉的人，不報身份。他認真聽我講了很長時間，然後站起身說：「我走後，不管誰來，你就這樣說。」在輪換看管我的警察中，一個劉姓警察被我勸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並表示要轉行，不再當警察了；另一名許姓警察聽了真相後，表示對自己所執行任務的正義性產生了懷疑，覺的應該保護我。

次日下午兩點多，我當著許姓警察和另一名警察的面嚴肅表示：「你們對我的傳喚是從昨天下午三點開始的，還有半個多小時就滿二十四小時了，而傳喚最長是不允許超過二十四小時的。在剩下的半個多小時裏，如果你們不能證明我違法，我就要告你們違法了！」許姓警察馬上到門口打電話請示，我聽到他大聲說：「到底怎麼辦呀？人家是個懂法律的，馬上到時間了！」十多分鐘後，我被釋放回家。單位保衛科長一邊為我鳴不平，一邊表示要抱著電腦主機給我送家去。

二零零八年底，我從外地出差一回來，就被從車間調到了科室（迫害後，我被撤掉了團委書記的職務，到車間做了技術人員，後幾經輾轉）。我剛到科室報到，就被告知降了一級工資。我問勞資科：「為甚麼？」負責人員告訴我：「相同崗位的科室人員，要比車間人員低一崗。」我說了聲「明白了」，然後轉身進了新來的李廠長辦公室。

廠長問我：「有甚麼事？」我說：「李廠長，我犯了甚麼錯誤嗎？」他吃了一驚：「沒有啊，為甚麼這麼說？」我說：「既然沒犯錯誤，為甚麼給我降了一級工資？」他笑了：「噢，是我想的不周到。你不但沒犯錯誤，把你調到科室來，是想重用你！但是你情況特殊，只能用你的能力，但不能提拔你，因為上邊有規定，不讓提拔煉法輪功的。」我說：「有甚麼規定、文件？我可以看看嗎？」他邊搖頭邊笑著說：「沒有，再說有也不能給你看啊。」我問他：「平時連植樹節栽個樹都要發紅頭文件，現在選人、用人這麼大的事，怎麼能沒文件呢？這不是不講法、不講理嘛？」他笑著反問了我一句：「共產黨啥時候講過理？」

我從李廠長辦公室出來沒幾步，迎面碰上了行色匆匆的勞資科長，他急忙叫住我：「你因為工資的事找李廠長了？」我點點頭：「是啊。」他說：「剛才李廠長已經給我們打電話了，給你漲上去了，你就放心吧！」

二零零九年秋的一天下班後，車間苗主任一反常態的非要請我吃飯，我沒有答應。當晚八點多，苗主任給我打電話，讓我馬上回單位。我到了單位才知道，我因為發真相資料被盯梢了。他還告訴我，屋外樓道裏就是單位的保衛人員，別衝動。當時車間支部的陳書記也在，我乾脆把心一放，和他們聊開了天。

我告訴他們：「你們一定很想了解我的歷史，了解我煉法輪功的情況，只是平時不好意思問這事兒。今天我詳詳細細的說一遍，也算加深對我的了解吧。」於是我從開始工作，得法，一直聊到被迫害。我講了法輪大法是甚麼；修煉大法後我發生了甚麼變化；講了這場迫害的荒唐、邪惡與違法；講了與以往的歷次運動相比，對社會的危害有過之而無不及。期間，他們邊聽邊點頭。

最後，他們都聽明白了。這時已經是夜裏十一點多了，我告訴他們：「你們二位既是領導，也是我的好哥們兒，但是善惡有報，不講親疏。」我指了指牆上的石英鐘：「還有半個多小時，就是第二天了，那就形成了你們非法拘禁的違法事實。這麼多年，我為了工作，加班無數，我不在乎這個把鐘頭，你們看著辦！」苗主任不知可否，瞅了一眼旁邊的陳書記。陳書記稍一猶豫，手一揮：「走，哥送你回家！」

第二天下班後，廠裏的馬書記將苗、陳和我一起叫到一個大會議室，會議室內還有廠辦公室和保衛科的幾個人。馬書記問我：「明後天是雙休日，想讓你上班行不行？」我搖了搖頭，告訴她：「我要回老家看望父母。」她說：「我可以派人代替你去看望父母。」我笑了笑，然後嚴肅的說：「我父母想看的是我，別人去算怎麼回事？再說，你作為企業領導，知法犯法，非法拘禁員工，誰給你的權利？」她當時有點下不來台，耍賴式的說了幾句硬話，但最終還是讓我回家了。只是我回家看父母的時候，全程都有單位的車尾隨監視。

二零一零年的一個星期五，快下班的時候，負責生產的周姓廠長告訴我：「週六週日加班。」我隨口問了一句：「為啥？工作任務都完成了呀。」他有點不高興：「甭問為啥，這是我的命令，又不是不給你加班費！」此時我意識到，單位這樣做是便於對我的非法監控。於是我一臉嚴肅的告訴他：「按照《勞動法》，想讓我加班，單位不但要給我加班費，而且需要和我商量。更重要的是，我可以不同意。現在我就明確表態，我不同意。」然後轉身離開。

當晚，我發現樓下有一輛黑色桑塔納車，車頭正對著我家所在的樓門口，車牌是我單位的。我略一思考，就拿了一些水果下樓。來到車前我敲了敲車窗，他們有些不好意思，因為他們都是我很熟悉的同事。他們說：「是上邊讓來的，我也不願意。」我把水果遞進去，表示我沒有怪他們，但我也嚴肅的告訴他們：「我雖然不怪你們，但是你們也違法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們應該知道，雖然是上邊的命令，可這個命令已經超出了你們的崗位職責，你們既沒這個權力，也沒這個義務。」他們告訴我是單位新來的王書記安排的，所以來的人都是黨員。此前我已聽說，這個王書記是原公司組織部的副部長，人很厲害，很多人怕他。

次日一早，我就到了這位王書記的辦公室。簡單自我介紹後，我開門見山的說：「王書記，你違法了。」他有些吃驚，用眼神投來疑問。我繼續說：「你作為企業領導，有責任向員工普法、宣傳法律。而你現在卻在帶頭違法，利用公司的資源去做違法的事。你監視我，是違法的，同時你擅自動用公司的車、人，也是在濫用企業資源，在損害企業利益。」他耐心聽我說完，並未生氣，最後嘆了口氣，說：「你說的我都知道，我還有半年就要退休了，我也很無奈，要不你去告我吧……」

後來我有機會再次見到營救同修的維權律師，和他講了以上這幾件事，他誇獎我說：「你已經能把他們打穿了。」

為自己辯護

二零一四年，惡人以在我家中發現真相幣為由把我抓走，並關進了看守所。在派出所期間，公司洗腦班頭目帶人想「轉化」我，我告訴他：「公安部有文件，專門統計了所謂『邪教』名單，十四個，根本沒有法輪功。所以任何與法輪功有關係的事，都不能跟『邪教』聯繫上，更不觸犯法律。」那個跟班的本來要強行說兩句，結果那個洗腦班頭目擺擺手：「算了，別說了。」然後連手上的文件夾都沒打開，就走了。

在看守所，面對警察非法提審中的每個問題，我都會問：「請問我涉嫌的罪名是甚麼？你們問的問題與這個罪名有關嗎？為甚麼有關？如果與本案無關，我拒絕回答。」就這麼簡單的幾句話，就封住了他們幾乎所有的問話。後來，他們因為從我嘴裏套不出甚麼，連分局的副局長都來了。因為我應對他們越來越輕鬆，竟跟他們開起了玩笑：「這案子不是那個Y所長管嗎？他怎麼不來了？」一直在旁邊一言不發的副局長氣呼呼的說：「與本案無關，我們也不回答你！」弄的警察都跟著笑了。後來我知道，是因為本地同修大力揭露迫害，那個主管迫害的Y所長不管了。

當時的看守所，普遍存在強迫在押人員非法勞動的問題，我們那裏是搓棉籤和吹氣球。我知道這是違法的，所以一直不幹活兒。後來管號的人跟我說：「你也隨便弄幾個，也不給你定數兒，你還可以跟我們聊聊天兒，我們願意聽你說話。要不，你一個人兒在後頭，警察在監控裏看著就咱這屋兒特殊，老盯著咱。」我一想也行，同時自己心裏有了一個想法。

我一邊搓棉籤，一邊用筆在只有火柴梗粗細的棉籤上工工整整的寫上「法輪大法好」，筆畫很細，但清清楚楚，而且是正體字。旁邊的人看了紛紛叫好，而且很多人湊熱鬧也跟著寫。

一天，突然其它號的一個警察來敲門，隔著柵欄邊喊邊往裏看：「這裏誰是煉法輪功的？」我隨口問他：「有事嗎？」他又問：「你有筆嗎？」我說：「有啊。」他突然臉色一沉，怒斥道：「別亂寫啊，老闆生氣了！」我一下沒反應過來，他又說：「別往棉籤上亂寫！」我明白了，馬上告訴他：「咱先說明白，誰的老闆？我們在工作、在賺錢嗎？看守所強迫在押人員勞動是違法的，你們從中拿了錢，那只是你們的老闆！」我剛說到這兒，那警察已經沒影兒了。

非法開庭之前，妻子寫信告訴我，請無罪辯護律師有困難，讓我做好準備自己辯護。我當時的心情幾乎沒有任何波動，因為在我心裏一直都是要為自己辯護的。於是，我針對《起訴書》中的種種荒唐之詞一一予以駁斥，同時，我從邪惡用以誣陷的罪名──「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上，逐條分析，予以揭穿：法輪功教人真、善、忍，沒有任何宗教形式，既不邪，也非教；法輪功沒有組織，更沒有上下級，沒人能利用我，我也不能、更不會利用誰；我只是個普通公民，根本沒有能力破壞法律實施。我信仰真、善、忍，連破壞法律實施的想法也沒有；如果說我破壞了法律，那就要具體說明哪條法律被我破壞了？破壞到甚麼成度了？

單單就罪名的構成，就可以看到中共邪黨用以迫害的藉口是多麼的荒唐可笑，漏洞百出。當時我雖然不能寫的更全面，但已經能讓自己充滿自信，對邪惡的法庭沒有絲毫的畏懼感。

非法開庭那天，我帶著寫好的辯護詞往外走，看守所值班的警察頭頭不讓，我就告訴他：「你不讓我帶辯護詞，就是剝奪我辯護的權力，那我就不去了。」他只能放行了。

當庭，我不太了解開庭程序，也不知道公訴人和法官會耍甚麼花招兒，但我知道，他們說甚麼我都要想一下，不要糊裏糊塗的配合邪惡。當時公訴人問我：「你家裏帶字的錢哪兒來的？」我答：「我有工作，錢當然是掙來的。」她又問：「幹甚麼用的？」我反問她：「錢就是貨幣，還能幹甚麼用？別人家的錢幹甚麼用，我就幹甚麼用。」她有點生氣：「請正面回答我！」我說：「我已經回答完了。」

宣讀辯護詞期間，我感覺自己鏗鏘有力，因為那每一句都發自我的內心，每一句都是我的心聲。念著念著，我感覺自己有了一種忘我的狀態，感覺全宇宙的眾生都在聽我宣告。法官示意我坐下，我說：「我願意站著念，因為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因為那時我已經知道外面的同修在訴江，所以雖然當時的辯護詞上沒寫，我也當庭表示，我要起訴迫害法輪大法的元凶──江澤民！

非法判決下達後，我很快寫了上訴狀，要求駐所檢察官幫我轉交法院。可是那天當值的駐所檢察官喝的醉醺醺的，不但不管，還站在監室門前質問我：「誰讓你煉法輪功的？」我正告他：「正是因為我煉法輪功，所以我無罪！」我還想往下說，他轉身離開了我的視野。這時看守所的一個科長走過來問我：「怎麼回事？」我簡單把經過說了一下，發現他在往旁邊看，我知道一定是那個檢察官就在旁邊躲著，於是我故意大聲說：「作為駐所檢察官，值班期間酗酒，不作為，瀆職。他要不接下這個上訴書，我下次就在訴狀上再填一個名字，就是他！」那個科長趕緊把我的上訴書接過去，說：「我給他吧！」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看守所還有另一名檢察官。在我離開看守所之前，有一天他主動找到我，問我：「有啥想法？」我簡單告訴他：「判我一天也不行。」他無奈的說，「可是已經判了呀。」我說：「不管法院判多少，我的態度永遠不變！」他向我投來讚許的目光。

他用右手指胸口告訴我：「我們知道你們是無罪的，但不敢直接放了你，否則我這身衣服就得脫了。但又不想聽上邊的多判你，所以就拖了這麼長時間。」我有些感動：「你是第一個敢穿著制服當面說法輪功無罪的，我希望記住你的名字，能告訴我嗎？」我本以為他會猶豫，誰知他竟脫口而出。我知道他說的名字真的，因為此前我已經知道了。我轉身進了監室，裏邊二十多個在押人員紛紛用眼神和手勢向我表示敬佩，因為他們見證了剛才的一切。

剛到監獄，一下車，他們就想給我來個「下馬威」，直接把我帶到了一間滿屋子都是警察的會議室，大約有二十人。他們都圍坐在一個橢圓形的大會議桌旁邊，只有我一個人站著。不知是誰先問了一句：「因為啥進來的？」我說：「法輪功。」這時一個禿頭一邊用筆敲著桌子，一邊說：「多可惜，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家庭，非得幹這個。你對得起你的父母嗎？」事後我知道，這個被叫做「李禿子」的警察就是專門參與迫害大法弟子的教育科副科長。我說：「如果不抓我，我在單位是個好員工，在家裏是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這不是我造成的，連警察都知道我沒犯罪。」他們一聽，覺的新鮮，就讓我講。

我給他們講了我在單位和在看守所遇到的警察、檢察官明真相的故事。還沒講完，那個禿頭警察把桌子「啪」的一拍：「別說了，這是誰給誰做工作呢？！你說這不是你造成的，那是誰造成的？」我說：「是共產黨。」說完，我覺的自己的聲音有點小，而且眼睛躲開了對方的視線，似乎有點潛在的恐懼。恰好這時他又喊了一聲：「你敢再說一遍，誰造成的？」這次我底氣十足的喊了一句：「是共產黨！」而且我腰桿挺直，表情嚴肅，直直的正視著他的眼睛。我本以為接下來是一頓亂打或酷刑，誰知他竟像洩了氣的皮球，蔫兒了。

在監獄裏，我拒絕幹活兒，也不背監規，就是找各種機會和犯人聊天，講真相。慢慢的，我感覺很多人都繞著我走，或者我主動打招呼，對方也不理我。正在我不知怎麼回事的時候，有人偷偷告訴我：「不是我們不想跟你說話，是高教兒不讓。」我知道，高教兒就是每天戴著鋼盔、陰沉著臉在廠房裏亂轉的那個警察，是這個監區的教導員。

第二天，我發現他的時候，就主動朝他走過去。我說：「高教兒，你好！」他問：「你有事兒？」我說：「我跟別人說話犯法嗎？」他說：「誰說你說話犯法了？」我接著說：「那你為甚麼不讓別人和我說話？如果是我違法或存在問題，你應該找我呀，為甚麼警告別人呢？」他有點慌，說：「我沒說。」說著就要走，我向前跟了兩步說：「高教兒，我想跟你談談法律……」話沒說完，他就一邊快步離開，一邊大聲說：「你別跟我講法律，你別跟我講法律……」

（待續）

（明慧網第二十二屆中國大陸法會來稿選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