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的真正危機

【明慧網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五日】近日，德克薩斯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發生了一件事，一段學生私自錄製的課程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其內容是該校講師在一門關於兒童文學的課堂上宣稱存在兩個以上的性別。該視頻引起了德克薩斯州共和黨政要的關注，在政要的壓力下，德州農工大學解雇了該授課講師。

該事件也在西方和中共的社交網絡上都引發了熱度。一些看起來是人文學科從業者或學生的用戶高呼「人文學科迎來黑暗的一天」。他們要麼將矛頭指向川普政府，指責其破壞學術自由；要麼將基督徒（該事件中放出視頻的學生據稱是一名福音派工科生）的信仰斥為「迷信」，批評其不相信科學；要麼抨擊理工科學生對人文學科缺少必要的尊敬和理解，將該事件與近年來愈演愈烈的人文學科危機聯繫在一起，指責人們越來越關注理工科，不願去了解人文學科的邏輯和價值。

且不談該事件涉及的政治紛爭以及當事各方行為是否得當，作為一名從事人文研究工作的大法弟子，我想結合個人對法的認識，藉此事件談談當下人文學科的真正危機究竟是甚麼。

近年來，人文學科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受到擠壓，世界各大名校終止或縮減人文學科的新聞屢見報端。人文學科研究者們一般傾向於將這一趨勢的原因歸結到經濟衰退、財政壓力、政策導向、新興技術衝擊甚至「反智主義」興起等因素上。但是，在我看來，上述原因都並非導致人文學科出現危機的根本原因。人文學科的危機實際上來自於人文學科自身，來自於人文研究者對神佛和正統文化的不斷背離，以及對共產邪說的不斷接納。

在西方文明史上，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學問與技藝的繁榮與其研究者們對傳統的繼承、對神的信仰和對正信的捍衛密不可分。在哲學、歷史學和詩學發端的古希臘，留下經典著作的那些名家幾乎都是神言神跡的追隨者。人們耳熟能詳的蘇格拉底更是因奉行神諭而數十年如一日、不計個人生死地堅持通過辯論和言說的方式，在世風日下的雅典城中努力讓人們回歸正途。從羅馬帝國晚期到中世紀，學者、藝術工匠、教師們也大部份都是對神懷有正信的信徒。像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等在思想史上聲名赫赫的思想家幾乎都是基督教會的教父，是正教信仰的中流砥柱。西方學者引以為傲的文藝復興之所以能夠在人文領域取得令人驚嘆的輝煌成就，其實也不像邪黨教科書所說的那樣是因為「重新發現了人」，而恰恰是當時的學者、詩人和藝術家們信仰上帝、堅持正統文化的結果。即便到了啟蒙運動之後的近代，雖然自然科學的理性主義逐漸興起，對神的信仰受到衝擊，但很多人文學者並沒有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徹底拋棄神，反而竭盡全力思考如何在新的時代環境中保存人的正統與正信，防止人的道德隨著物質的逐漸豐富而下滑。

在中國歷史上，人文與神的緊密關聯更加明顯。四書、五經這些被歷代讀書人不斷學習的經典本身就是聖人傳下來的，其中有著大量教人敬畏天地、引人向善的內容。而像詩、音樂等文藝作品也本來就合乎天、地的法理，其內容與神對世人的要求並行不悖，因此能夠發揮教化人、維繫道德、和睦家庭、繁榮國家的重要作用。孔子以「思無邪」概括《詩》的特點，並因此十分重視《詩》在培養人格、待人接物乃至政治外交中的作用。《禮記﹒樂記》更直接告訴人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可以說，無論華夏還是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文之學的主要內容都是傳承神傳文化，使人堅持對神佛的正信，進而維繫人的道德。人文研究在不同時期能夠取得繁榮，其實都是其追隨神佛、傳播正信的結果。而當人文研究者對神和正統文化逐漸開始懷疑甚至否定，它的衰敗和危機就在所難免了。

在歐洲，無神論、進化論等觀點從17、18世紀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文學者接受，並通過後者逐漸衍生出許多背離傳統與正信的理論。概括而言，這些理論大多片面強調人的自由，認為應該把人當做衡量一切價值的標準，不願承認人還會受到更高力量的制約。人文研究表面上越來越關注人、關注現實、關注個體，實際上卻在引誘世人盲目相信自己的判斷、相信科學公理並放縱自己的慾望。這些近現代湧現出的人文理論表面上標榜自己是「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實際上卻暗地裏把人推向地獄。而這種傾向，與來自地獄的馬克思主義不謀而合，妄自尊大、背離神佛而又自我放縱的人文學者很容易進一步踏入共產邪說的深淵。因此，自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後，人文研究加速衰落，任何反神的、鼓吹鬥爭的、鼓吹放縱的邪說都可以輕鬆打著「自由」、「正義」、「平等」、「解放」等「偉光正」旗號而受到人們的追捧。當今風靡西方高校和學術界的LGBT+、DEI、覺醒運動等理論與綱領正是人文學科在歧路上持續墮落的結果。這些理論打著保護少數群體的幌子，實質上是通過對未成年人和青年進行洗腦，人為地製造出更多「少數群體」，刻意地改變人的正常狀態，把青少年推向內心陰暗的魔變狀態。這實際上與共產邪教「消滅家庭」、「消滅差異」、「少先隊」、「紅衛兵」等邪惡的圖謀與設計如出一轍。那些遍布歐美高校的邪說散播者與支持者也在實際政治中成為邪黨滲透自由社會、破壞民主制度、瓦解公序良俗的棋子。

而近代中國自西學東漸以來，雖然接受了一些傳統的、相信神的優秀西方文化，但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一批敗壞的人文研究成果被更廣泛地吸收了。到了邪黨掌權之後，中國傳統的神傳文化受到馬克思主義和貌似自由開放的西方現代人文理論的雙重壓迫。尤其後者，如同糖衣炮彈一樣，悄悄地毒害那些不願和邪黨同流合污的人文研究者，使其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反神的、慫恿人們放縱的現代理論。因此，今天的中國，即便是那些對邪黨理論不屑一顧的人文學者，其中很多也對中華傳統文化抱有誤解，對神佛信仰不屑一顧。尤其是很多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古代歷史、中國古典文學與藝術的學者，即便反感邪黨那一套理論方法，卻也在無意中按照現代變異理論曲解著中華神傳文化。

此外，隨著現代科學體制的不斷完善，作為現代科學體制重要組成部份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成為系統性生產各種科學知識、培育並組織科研人員的關鍵機構。曾經有著深厚宗教背景、屢屢將對神佛的信仰寫進校訓之中的大學，在現代科學體制當中逐漸變得高傲、自負、目中無人，堅信科學技術是惟一的真理，相信人的力量至高無上，越來越不願承認人實現的一切成就其實都來自於神這一事實。大學校園裏的許多知識分子表面上文雅隨和，但骨子裏看不起沒受過科學教育的人，對那些在科學技術高歌猛進的現代依然被保持的神佛信仰更是嗤之以鼻。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中從事人文研究的知識分子同樣如此。而且，由於相比於理工科而言，人文學科與人的世界觀、價值觀聯繫更為緊密，其研究者和學習者有更多時間和機會系統地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現代變異觀念，再加上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學裏教的都是科學、是真理，因此現代人文研究者和學生往往更容易對共產邪說產生執念，也更容易仇視神佛和正統文化。但實際上，在神佛眼裏，一個沒有受過太多教育，但在內心對神佛懷有堅定信仰的人，和一個擁有許多學位但卻滿腦子邪惡理論，甚至不斷荼毒青年心智的科研精英，哪一個更可貴、更值得肯定？

可以說，人文學科的真正危機就在於，它越來越背離正統和神佛，越來越向魔鬼邪靈靠攏，並越發甘於充當各種邪說的宣傳喉舌。如果人文學科開始反傳統、反神、反宇宙，那麼它也就必然是從本質上反人類的，也就無法配得上「人文」二字。這樣的「人文學科」，必然逐漸走向「假大空」，越來越無法吸引人。更進一步說，如果人文學科選擇與邪惡同流合污，甚至成為邪惡的傳聲筒和魔變人類的工具，那麼這種東西被越來越多的高等學府裁撤，相信邪惡理論的激進個體遭受種種制裁其實也是它們應受的惡報。當人文學者們談及AI對人文學科的衝擊時往往會提出一個論點，認為受到衝擊以至於可能消失的只是大學當中的「學科」建制，而對哲學、歷史、文學等具體文獻和問題的研究與傳播將大眾化，成為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但實際上，人文內容的傳播、學習和研究，無論其形態是甚麼樣的，只要它背離神佛，就始終無法擺脫深重的危機。

隨著正法形勢不斷推進，任何繼續堅持反神、反宇宙邪說的人文研究都不會有未來、不會有希望，它們只會越發引起人們的蔑視和反感，在重重危機中迎來滅亡。人文研究者們只有徹底與共產邪說切割、與敗壞的文化切割，重新回歸神佛、回歸神傳文化，才有可能走出危機。

以上是自己的一些體悟，層次有限，不足之處請同修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