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些舉手之勞,對大法修煉人來說都是再普通不過了,因為師父就是教我們從做好人做起,僅舉幾例。
我是騎電動車上下班或出行的。一次去同修家的路上,準備橫過馬路,忽然在北邊二、三十米遠的路上,一個很大的黑塑料袋橫在右轉彎的機動車道上,車通過時都得躲一下,我一看,這個袋子影響車輛行駛,就把自己的電動車停在路邊上,從人行道走過去。右轉道上開過來一輛紅色的轎車,看到我往這邊走,司機以為我要過馬路,猶豫了一下,我趕快打手勢,讓他先過。他繞開那個大黑袋子,開過去了,我等沒車的時候,趕快將大黑袋子拽到路邊的有樹的隔離帶上,不影響交通,但如果失主要是找的話,還能看見。以前我曾經將路上影響交通的大包裝袋,從十字路口拽到十多米遠的垃圾桶那裏,塞進去。走後,還挺後悔,萬一失主還有用,要找的話就找不見了。所以再碰到了,就放到不影響交通的地方。
有句話叫「二月春風似剪刀」。有一天風很大,我騎車過一個小區外邊的路口,看到一個大垃圾桶被風刮倒了,把旁邊的出租單車也碰倒了,有兩輛已大部份橫在非機動車道上,我想得把單車扶到路上邊去,行人要是注意不到會有撞上的危險。我把自己的電動車停在路邊,先把垃圾桶扶起來,朝遠離路的裏邊拽拽,把一輛單車拉上路牙,有一輛是電動單車,還挺沉,我一使勁,拽到路牙上邊,靠到大樹邊上,就在我拽電動單車時,聽到身後「啪」的一聲,我的電動車也被大風刮倒了,那風真夠大的。
有一次傍晚,我著急趕路,看到隔著兩道矮欄杆的機動車道上有一大塊板子支稜著,很顯眼,我已經騎過去了,心想不下車了吧。可是往前騎車,心裏還是放不下,不行,還是得把板子放到不礙事的地方,一個大法弟子就得為別人著想。於是我騎回去,過去一看,是一大塊藍色的施工用的圍擋板,應該是從車上掉下來的,要是開車沒注意,撞上是很危險的。我把大擋板拉到隔離帶的灌木叢旁邊,不影響車輛行駛。
這樣的舉手之勞,每年都會有多次。有時在眾目睽睽之下,還有點不好意思,心想人家沒準以為你要撿垃圾賣錢呢。但知道這是不正的念頭,就不要它。大法弟子在甚麼情況下都得為別人著想,只要對人有益,就應該放下自我。
我是退休後返聘的,三次辭職,領導都不答應,讓我幫個忙。我就一直做原崗位工作,時間比較靈活,我會根據工作量情況,自己安排工作時間,忙時就晚回家,或下午自己加班。
單位除了各辦公室,還有一個大廳,衛生沒有安排人,髒的話,一般都是辦公室人員負責,很長時間也不見誰拖過地。那天大家都走了,我又準備下午加會兒班,看到單位大廳的地面有些不乾淨了,就像以往一樣,自己拖一下。拖完大廳,看到開著門的會議室和兩間辦公室也明顯髒兮兮的,就乾脆全面清理一遍。最後要拖會議室的時候,已經用幾年的舊拖布散架子了,我湊合著拖完。那天是星期五,我想等星期一告訴辦公室的兄弟買把拖布吧。後來想,拖布是我用壞的,我應該買把新的才對。下班路上路過一個綜合商店,我趕快進去問問,有沒有拖布,六十多歲的男老闆讓女店員去找拖布,老闆是個愛說的人,我順便也和他嘮幾句,我說在單位拖地,結果把拖布弄壞了,所以要買一把。老闆哈哈的樂了,說:幹著活,還花著錢。因為商店離單位很近,我就把拖布直接送回單位。舊拖布的頭我扔掉了,把拖布桿靠在大廳垃圾桶旁邊。
做了這件事後,我起了歡喜心,想:星期一同事們看到新拖布,要是問起來,知道是我買的,是很好的證實法。要讓他們知道,只有大法弟子才能這樣做。可是從那個星期一至今,大家甚麼反應也沒有,好像都沒發現整個環境都很乾淨了,還多了把新拖布。這把新拖布就掛在衛生間洗手池旁邊的涮拖布池上方,每個人都是看的到的,也沒人問那根光禿禿的拖布桿是怎麼回事。
幾次我都想和辦公室的兄弟說一聲:拖布是我弄壞的,買了把新的。但幾次都克制住了,因為發現自己的動機不是很純,還是希望別人看到你做了好事。後來我告訴自己,去掉這些目地心,大法弟子就是應該這樣做,就是應該做的最好。
我在單位是公開修煉的,單位同事都了解大法弟子是很好的人,是先人後己、為別人著想的人,也知道我總最後一個離開單位,怎能不知道這是大法弟子做的呢?在他們心裏,大法弟子不這麼做,才不夠格呢!
其實我特別感謝我的同事們,在邪惡迫害大法的二十多年裏,沒有一個人因為我修煉大法而歧視、輕視我,而是給予了我很多同情與幫助。他們都知道大法弟子是有涵養、善良、真誠的好人,大法弟子的存在,就是破除邪惡謊言的最好真相。下面就說說他們的故事。
在迫害剛開始時,我單位總經理是Q經理,他曾經在「文革」中很紅,「文革」後被定為「三種人」,從市委組織部長的位置降職到企業的一個小科長。因他很有能力,後來接任了總經理職位。Q經理深知中共的政治運動是怎麼回事,所以中共迫害法輪功他並沒有跟風,在集團要求各單位上報法輪功學員名單時,他頂著自己被批評的風險,沒有把我和同修兩人報到集團,保護了大法弟子修煉的環境。在迫害最嚴重的那兩年,使我和同修兩人沒有受到波及。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曾進京證實大法。第三天安全回家。星期一正常去上班。在去天安門的路上,我把自己的身份證和同去的同修的身份證裝在信封裏郵到我單位,當時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能回家,收信人就寫了我科裏同事L的名字。我上班後,問L收到信了嗎?她卻說沒收到。我以為這封信郵丟了。很久以後,我在家裏找東西時,找到了這張身份證。原來同事將身份證給了我家人。隱約感覺單位應該知道我去北京了,但他們將事壓下了。雖然他們在上面要求「轉化」我時,也會說些難聽的狠話,但他們卻在憑著良心沒有落井下石。大法弟子為甚麼這麼珍惜世人,就是因為他們都很善良,是中共太邪惡,逼著人民迫害人民。
二零零一年,一位同修在酷刑折磨下,說出來多位同修,其中有我。集團保衛處派兩名幹事來我單位找我,我們單位的女副總經理J,把我叫到單位會議室,我一進去,看到兩個和我年齡相仿的三十多歲的男子,我微笑著和他們一一握手,他們當時表情很驚訝,沒想到大法弟子這麼禮貌、這麼陽光,其中一人嘴裏還說著:「不像啊。」我們很友好的聊了幾句,旁邊的J經理一直對那兩人誇我。這樣在J經理的保護下,一會兒我就回去上班了,我禮貌的和他們道別。後來聽說,這兩位幹事向集團彙報說是重名了,而不了了之。J經理和兩位保衛幹事都選擇了不迫害好人。
二零零三年年初,我將真相資料和光盤給了集團的一位熟人、當時剛上任的宣傳部副部長,她因怕心而陷害了我,我被非法拘留十多天,期間辦公室主任和科裏同事還去看望我。我回來上班後,集團讓我單位領導將我調離現任工作,還要迫使我放棄修煉。單位總經理Y是後來到我單位的,在人中是個特別義氣的人,很受大家尊敬。他先讓其他領導和辦事人員找我談,看沒有結果,只好找我談了一次。他的兒子親家也修煉過,他還看過《轉法輪》,知道法輪功不是電視宣傳的那樣。他也是經過「文革」的人,所以他說的都是讓我明哲保身的建議。我作為信仰真、善、忍的修煉人,當然不可能為了自己的前途、利益做「假轉化」,沒有採納他的建議。他一看也沒有辦法,雖然無奈,但一直保持著很客氣,把我當小一輩一樣的愛護。後來他頂著上面的壓力,沒有動我的工作,也沒有給我降工資。
這事過去十多年後,在我辦理退休手續的時候,我想看看我的檔案,和我一起去幫我辦手續的勞資人員Z妹子,讓我看了檔案,裏面有一張拘留證,一張蓋著單位公章的對我處理的決定,上面寫著扣了我被非法拘留那個月工資的決定。其實當時都是正常的發給我的工資,我根本就不知道扣工資這事。是這些善良的人們用他們的方式保護著我,怕我的心靈受到傷害。
當我和Z妹子一起看檔案時,她看到拘留證就說:撕了吧。我當然願意將非法的拘留證拿出來,但我本著為她考慮,就說:要不咱跟Z總經理說一聲再拿出來吧。她說行,她和Z總說。第二天,她說:Z總同意了,你願意拿啥就拿啥。我將非法的拘留證和單位的處分決定從檔案裏拿出來。
我們現任的總經理Z總,是一九八九年「六四」被波及的人,他當時是一所大學的老師,曾積極帶領學生遊行,後被定為「學運分子」,不知是否因此離開學校,調到我單位做技術員。Z總人品也特別好,後來在公司改制時被大家投票選舉成為了總經理。
我上班的第一任領導,是早年的大學生,精明能幹,但說話直率,曾被中共打成「右派」,挨整過;第二任領導,「文革」中被中共利用整人,「文革」後被中共定為「三種人」挨整;第三任領導是看到我關水龍頭的那位L經理,被不同意見的人舉報有經濟問題,被談話、調查,後妥善解決,正常退休了。第四任是Z總經理,因參加「六四」反腐的學生運動,反被定為「學運分子」被調查、被談話、被監控,也挨過整。他們早的是四十年代出生的,晚的是六十年代出生的,都趕上了所謂的「運動」,所以說中國人有幾人沒被中共這個惡魔迫害過呢?多少冤假錯案、多少人命關天,老天能不清算它嗎?
就因為這一份真相資料、真相光盤,中共的「610」人員持續騷擾了我差不多十年的時間。一到他們認為的敏感日,或年底要完成所謂的「轉化」指標,不是集團來人,就是集團陪著市裏「610」人員到我單位所謂的談話。有時,我單位出錢請他們吃飯。多位同事都認為他們是沒事找事,很反感他們的做法。
我單位的司機大哥在接送他們時,直接跟他們說:「人家挺好的,你們總找人家幹啥?」
「610」人員在與大法弟子的接觸中,也了解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人,相信他們也不願意幹這費力不討好、對未來還很危險的事。結束迫害,不光是大法弟子不被迫害了,是更多的民眾解脫了,不再違心的做害人害己的事,他們才會有平安和未來。
(責任編輯:洪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