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西遊記中的「均平物我與親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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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二六年十月五日】在《西遊記》第五十三回中有這樣兩句話:「德行要修八百,陰功須積三千。均平物我與親冤,始合西天本願。」在吳承恩(約1500─1582年)所寫的這兩句話中,「德行」指道德修養,「陰功」指暗中做不張揚的善事,「均平」指平等對待;「物我」指外物與自我;「親冤」指親人和仇人。所以整句話用現代白話說就是,德行要修滿八百,陰功要積滿三千。平等看待自我與外物、親疏和冤仇,才能夠符合西天佛祖的本意。

圖:端平物、我、冤、親,才是修佛之道。(明慧之窗製圖)

有人說,這兩句話概括出了《西遊記》修行路徑的核心。本文且從物質需求角度探討一下「均平物我與親冤」這個點。

現代人很難平等對待自我、他人、有恩恩怨怨者。其中主觀感受、情緒、情感起了很大因素。現代社會的法律法規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追其究竟,大都是以自我和慾望為中心驅動。在這樣的前提下,要做到「均平」對待他人、自我、親人、仇人,幾乎是天方夜譚。那麼傳統文化中是如何衡量做人和社會狀態的呢?

據《論語﹒學而篇》記載,子貢曾問:「貧賤而不諂諛,富貴而不驕矜,這樣如何?」孔子回答:「可以。但不如貧賤而樂道,富貴而好禮。」(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也就是說,子貢認為,貧賤而不諂媚、富貴而不驕矜就已經很好了,但孔子卻指出,子貢說的做人標準不是不可以,但不如貧賤卻樂於修身,富貴卻恪守天地間的秩序,意思是,無論貧賤,都要維護天、地、人之間的關係,遵守天地之間的秩序和規律來修身,才是更好的做人要領。

被稱為中國「(現代)四大史學家」之一的錢穆先生(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講,中國傳統的經濟觀是以「人文主義」(或者說是「道德主義」、「禮義主義」)為立場;而不是以「慾望」為立場。人之種種慾望與物質經濟,同須受「人文理想」與「道德禮義」之引導和節制。

「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有其積極價值;而不必需的「超水準」經濟,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甚至會產生反作用與反價值,助長人的慾望。若使物質經濟隨從於慾望,將使人生無限的不知足、無盡的不平衡,此將是人生之苦痛與禍害。所以在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別注重於「制節謹度」。經濟只是用來輔助人生的,而不是用來宰制人生的。這樣經濟發展才能成為有限度、有節制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經世濟民的理想水準主在於「平」,即慾望的平息、平定。慾望平息、平定了,才能「天下太平」,國泰民安。清代李汝珍(約1763年─1830年)《鏡花緣》中「好讓不爭的君子國」(源自《山海經》),或許可以體現出這種「太平」景象:

據記載,唐敖與多九公閒遊君子國。來到鬧市,他們看到買貨者認為賣貨者「謙讓」,「貨高價賤」,買貨者於心不安,要求添價;而賣貨者認為買貨者「剋己」,「貨少價多」,不肯加價。路旁走過兩個老翁,從公評定,交易這才完成。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買方討價還價,說些「貨少價多」之類的話,賣方則說「貨高價賤」,這都是人之常情。而君子國的人卻句句話都相反,是另一種風氣。唐敖與多九公一路看來,見證了君子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寬和有禮。君子國的人覺得他們這樣做很平常。唐敖與多九公認為,「君子國」的國名以及「好讓不爭」四字,多半都是鄰邦給予的評價和稱道。

在《明慧之窗》網站有一個相關的故事,題為《犟婆婆的好媳婦》。中國大陸的袁媛(化名),有個脾氣很犟的婆婆,非常不好惹。熟悉這位婆婆的人都知道,婆婆常愛說一句話:「我不怕你,就是頭掉了,我用頸子拱,也要拱贏你!」婆婆發起脾氣時,往往口不擇言,甚麼重話都說,從來都不考慮別人是否受得了。一家人長期吃住在一起,可想而知,媳婦的日子會如何壓抑、難熬。可是後來呢,婆婆變得走到哪裏都說自家媳婦好,說袁媛「是個難得的好媳婦」。這種變化是如何產生的呢?

原來,媳婦通過學習法輪大法,決定讓自己「保持平和、放下計較」。例如,有一次婆婆正氣急敗壞的罵媳婦:「你真蠢!你真蠢!」罵到第二句時,聽見媳婦柔和地問她:「那該怎麼做呢?」望著袁媛平和的臉,婆婆像忽然醒悟了一樣,臉一下子也舒展開來了,低聲說:「算了,我來做吧!」那一刻,袁媛感到像有甚麼東西在她和婆婆之間一下子破碎了,她與婆婆之間的恩恩怨怨被化解了。

無獨有偶。在西方,希坡的奧古斯丁(英語:Augustine of Hippo,或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 Austin)寫了一本書叫做《天主之城》(也譯作《上帝之城》,拉丁語:De Civitate Dei)。奧古斯丁在書中說明,羅馬的衰退是由於道德的衰退;基督教義不但不是羅馬衰退的原因,反而有助於道德的提升。同時,基督徒所歸屬的不是羅馬帝國或任何大地上的城堡,而是上帝之城。大地之城與上帝之城最根本的差別在於,前者人民的共通點在於對自己的愛,後者則是結合於對上帝的愛和因此而生的對彼此的愛。

也就是說,聖奧古斯丁的書揭示了,在西方文化中,人們也認為如果不能平息「慾望」,靈魂就沒有「平安」。只有能夠平等看待自我與外物、親疏和冤仇,能像愛自己一樣愛彼此,才能最終回歸上帝的榮光。

由此看來,吳承恩寫出的「均平物我與親冤」 ,在東西方文化中,都是做好人、創造太平盛世,乃至返本歸真(即東方成佛成道,西方回歸上帝)的正確路徑。

相比之下,共產黨宣揚唯物論和無神論,宣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結果如何呢?「絕對平均主義」的口號導致種種極端做法,製造了聳人聽聞的貧富差距;而「均貧富」則是在誘導人的不勞而獲、增加物質慾望和暴力傾向,把全社會導向「物質崇拜主義」、「唯利主義」的歧途。《解體黨文化》一書對此有專門論述,本文就不多說了。

孫中山先生曾於1921年提出「心物合一論」(又稱中性一元論),主張精神與物質統一,既非唯物亦非唯心,以「心」指代精神,強調精神與物質二者共存互用。這是符合中華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拋開道德只講物質,只會使人金錢至上,慾望無休止膨脹,一步步走上狂妄自大、淪喪道德之路。而完全沒有精神的物質就只能用「行屍走肉」形容了,那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

所以兜兜轉轉,回到《西遊記》,再看「均平物我與親冤,始合西天本願」這句話,是否就更有畫面感,更覺古人悟性不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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