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建築走在排神的歧路上（1）

文/邈雲漢

【明慧網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很久以前和一位美國小青年談起建築，他說，這些（他看向路邊的現代建築）有些無聊，它們只是方盒子，還是更喜歡新古典主義。聽到一個本該處於叛逆年紀的小青年這麼說，當時心中還是非常詫異的。

筆者雖然在過去設計過不少現代建築，但是那個時候也開始覺的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建築，都好像缺少了甚麼，也好像都走到了盡頭。雖然現代的建築師從開始就自覺揚起了為了大眾的大旗，但是到了現在，五花八門的理論言說越來越只是紙上的功夫，這種新的精英知識越來越少甚至也從來也很少問，大眾真正需要的是甚麼？走到頭來，它們好像變成了它們當初批評的對像，又或它們的原意就是這樣，而為了大眾這種說法不過是個好聽的噱頭？

從歐洲文藝復興以來，雕塑、繪畫、建築被越來越廣泛地認為是三種重要的藝術類別。但和繪畫和雕塑不同，建築還有實用性的一面在，人們隨時隨地都要使用也都能看到建築，觀賞建築不需要特定的空間和訓練，更不限定於某一些特定身份的群體。那麼，從一種藝術能夠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人的觀點來看，建築對人的這類影響比繪畫和雕塑要更普遍和廣泛。這類影響可以是正向的育化，也可能是負面的敗壞。

一般來說，在人類道德水平較高時，藝術以歌頌和讚美神為主，能啟迪人性中的善念，提升人的品行，培育人的道德。在世風日下、禮崩樂壞時，文藝形式也總難免於隨著敗壞，進一步放大人性中的魔性，拖拽著人走向萬劫不復的地獄。在一切好像已經走到盡頭，看不到出路的時候，也就到了做總結的時候。總結同時要求人得做出判斷。

人具有分辨是非、善惡、好壞的能力，這是人不同於動物的地方，也是神對人的慈悲所在。把神留給人的恆定價值標準作為指南，運用好人的這種判斷和辨別能力，逐漸識別出真正的好與壞、善與惡，人就可以越來越親近和走向神，神也會再次慈悲於人。但是，如只是順著人的後天觀念和變異思想來行事，只信靠人的非常有限的認識能力，把神留給人的規範和誡命排除不管，那麼就丟棄了這種能力的根本。長此以往下去，對人的表面智力的運用很難不會通向徹底反神的路，這個時候的人在表面上還有人形，實質上已經和禽獸沒太大區別，也就走到了非常危險的境地了。

筆者過去也覺得，現代人司空見慣的現代建築並沒甚麼不妥的，對一些宣言和理論也有些興趣會偶爾翻一下，但是後邊越來越感到，這種審美偏離了神留給人的正統審美，這些宣言理論也扭曲著正常人的自然常識。

現代建築是怎麼興起的？它的口號和路線是甚麼？它有沒有言行如一，有沒有自相矛盾？它的影響和人們的評價又怎樣？限於個人目前的認識水平和層次，本文分上、下兩部份，先試著做一些簡單的回答。

一、現代主義建築起家的背景

現在西方人的一種觀點是現代開始於文藝復興時期，和這個時期以來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變革相比，現代建築的正式起家算是比較晚的。在19世紀，傳統的建築觀念還很強盛，但到19世紀後半葉就已經到了強弩之末。這個世紀的歐洲流行新古典主義和各種復古形式，後來逐漸也不追求各個復古形式本身的純粹性了，而是把各種復古元素混搭起來。到19世紀末，歐洲人對這種情況越來越不滿意，對未來新的建築形式的探索也就開始了。

第一，大約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人們對世界的看法發生了很多變化，一個重要特點是越來越關注和強調人本身，越來越少的關注神聖事物，或者把人本身進行神化。這種思想氛圍也是現代主義建築產生必不可少的條件。

到18世紀，這個特點就更明顯了。洛克主張個人權利，伏爾泰批評傳統權威，盧梭反對君權神授，認為政治權力來自人民，一些基督徒哲學家也把上帝排除出了他的哲學體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最終把這些思想從書房帶到了現實中。後來，對人的理性及其造成的災難的反思，導致19世紀的哲學文藝領域盛行浪漫主義，浪漫主義雖然反理性主義，強調人的情感，但關注的還是人本身。

以這個為基礎，在19世紀的中後期，以人為中心的各種主義差不多形成了，比方說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還有文學藝術上的現實主義等等。這個時期建築風格的混搭，可以說是各種排神的主義一起興起的結果。

第二，建築具有物質實體，18世紀的工業革命為現代建築提供了新的材料。倫敦國際博覽會的陳列大廳，也就是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設計的「水晶宮」（The Crystal Palace，1851年），由鋼鐵和玻璃在現場裝配而成，是新建築的一個先例。其實在當時，因為開幕臨近、工期緊張，陳列大廳也只是在博覽會期間使用幾天，所以這種做法最先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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