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念營救我們的同修（譯文）
蒂娜：
我叫蒂娜，家住德國北部。在一次地區性的交流會中，一個同修提到了師父針對營救學員所說過的話，這時我才明白參加援救在押的同修的重要性。在2003年元宵節美國西部法會上師父說：「你們的同修大法弟子一定要救，不能被邪惡肆無忌憚地迫害。其實呀我告訴大家，迫害大法的一切做法都是最愚蠢的，你們回想回想都是這樣，因為舊勢力就是那樣安排的。」（《二零零三年元宵節講法》）
在做營救大法弟子的音樂光碟的10個月中，經過了不少磕磕碰碰。整個過程中我最大的體悟就是修煉中一定要放下各種執著和同修之間相互配合是關鍵。
凱洛林娜：
我叫凱洛林娜，來自德國海德堡。我在營救學員的活動初期所參加的在德國南部的為期8天、以波恩中國領事館為目的地的緊急營救自行車之旅，是給我體驗最深的一次行動。我感受到一種表現我們的意願的力量。這是一種來自於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大法弟子的力量，是因為被允許為大法付出才能體會到的力量。
但是，我那時做這些難道真的只是為了營救熊偉嗎？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在借營救之事避免直接與常人討論法輪功。這真是個很奇怪的想法，因為沒有甚麼能比得上我對法的堅信啊？ 然而事實上的確有東西阻礙我同化真善忍。那就是一些舊的觀念，特別是對自己的執著。自私引發出了對自己的懷疑。像其他同修一樣，我當然想為援救熊偉助一臂之力，然而我是帶著怎樣的心呢？周圍的環境常常反映出自己思想中的漏，我應該認識到不足並且改變它。
克里斯汀娜：
我叫克里斯汀娜，來自德國南部。在我們地區幾乎沒有學員。我盡可能增強和其他地區同修的交流並由此開始投入營救的組織工作。在正法中，共同交流，相互協調與溝通是一個體現正法行進和步驟重要方面。圓融好這個整體並且發揮他的巨大能力可以遏制破壞法的邪惡。
開始時儘管我知道這場鎮壓的邪惡，但是內心深處總是感覺到一定的距離，沒有那種切膚之痛。我對這種狀態很不滿意，所以決定要在自己和營救熊偉這件事之間建立一個感性的聯繫。一個受過酷刑迫害的弟子在國際人權組織的年會上講述了她所經受的種種折磨。為了對那種痛苦能有一定的感性認識和體會，我去旁聽了幾次。
我發現，我多了一些慈悲心，這幫助我更好地給媒體和常人講真相。有了遭受迫害的感同身受，營救的緊迫感就強烈起來，於是，一個具有責任感、目標清楚而集中的營救小組隨即產生。通過整體中的相互配合， 共同努力，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提高。每個大法弟子都更加清楚的意識到自己在這一特殊時期所負的重大使命，也越來越成熟。對於具體營救行動所出的主意不斷地得到實行。
蒂娜：
從很多方面我認識到我們那些不好的思想在相當程度上阻礙著正法進程。我也一再發現自己常常是用人的思維在看問題。比如說我丈夫用音樂方式參與正法，我不懂音樂，只能被動地參與那些工作，心裏不高興，我想要走自己的路。我的丈夫在音樂室裏時，我得在家帶孩子； 他去演出，我得在兩個兒童床之間忙來跑去。
碰到爭執或矛盾，我們的口頭禪常常是：「看看你自己吧。」在正法活動中一碰到問題，我就想「他就從來不看自己。」 現在我意識到這其實是在濫用法理了。當一個人批評別人不向內找時，他就已經是在向外找了。
凱洛林娜：
一天早晨正當一位女教授走過我身邊時，我問她我是不是可以在一個有很多學生參加的聚會上為營救徵集簽名。她的態度很生硬，搖了搖頭，其實她對這件事不太了解。我很沮喪，心想她根本還沒有聽我解釋，怎麼就拒絕了呢？我有些生氣了，對她有些不屑。其實是因為自己個人利益受到了傷害才感到不平。比如「她對我的印象一定不好了」，或是「這會不會影響到我的考試？」這時候我是既沒有善，也沒有忍。我發現了自己怕被拒絕的心。
而且我還發現對自己產生的懷疑，會引起別人對我也產生懷疑。那天在我擺放在大學裏的徵簽表上赫然寫著：「所有這一切都毫無意義」。這是一個點化，叫我無論是在營救的過程中還是自己的修煉都要更加堅定和坦蕩，我想起師父說過的話：「大法弟子，甚麼是大法弟子？是最偉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堅如磐石、金剛不破的。常人中壞人的一句話算甚麼？你再邪惡也不能使我變，我就要完成我歷史的使命，我就要做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事情。」
克里斯汀娜：
我在做大法工作時，常常會問自己，這會不會有用，是否會被人們重視。有一次一本雜誌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我就期待會有更多的人在網上為呼籲營救而簽名。現在我懂了，這不在於我去指望常人會為我們具體做些甚麼，因為我還不能知道他們拿了資料後內心會有甚麼改變。回頭看我自己的修煉過程，難道我不也是花一定的時間以後才積極行動起來的嗎？現在對待那些要救度的生命需要同樣的包容。
同時我也看清了，我們所做的都不是無意義的，而是在另外空間發揮他的作用，會在一個更大的歷史中被看到。這一切都有他的主線，每個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兌現著他的誓約。
蒂娜：
後來，我讀了一段師父的講法： 「那麼發生矛盾的時候要各自向內找自己的原因，不管這件事情怨不怨你。記住我說的話：不管這件事情怨你還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會發現問題。」（《法輪佛法》(在歐洲法會上講法)）
我明白了為甚麼自己心裏覺得不平衡，因為我一直好與別人爭執，難以合作。而恰好在正法活動的時候，我們合作得不好，師父的這段話使我看到了這些要修的東西，不再執著自我感受，固執己見。想起曾經和我丈夫因為這張CD而爭吵時，我今天還覺得慚愧。
我們的矛盾從為一首歌寫歌詞時就開始了，我丈夫想要我寫一首歌詞，但我想為正法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我有被命令的感覺。相應的，這首歌詞總也寫不好，隨之而來的批評我也不願接受。直到幾個月後，我們兩個才能夠合作。他接受了最後的版本，經過進一步的修改，這首歌詞完成了。
同修間互相幫助、互相關心，不要期待對方能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至少對於我來說，最困難的就是真正地時刻把自己當作一個修煉人看待。
卡羅林娜：
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投入地往中國給有關部門打電話，常常同時放那首歌曲，有時也向他們播送起訴首惡的廣播錄音。一般我採用對方比較能夠接受方式，傳給他們相應的內容。有時對方在電話的另一端謾罵，我就再給他打一次電話，向他播放「得度」那首歌曲，直至他安靜下來注意地聽。
有一天，我的錄音機突然不轉了。我試著向內找，可是找到的都是外部原因。當然，我可以在沒有錄音播放的情況下繼續打電話，可是那樣的話我就得自己說，所以就沒有繼續打。很快，我就發現，我太倚賴甚麼了，成了一種慣性，這又是一種執著。認識到這一點，我的錄音機又可以用了。
克里斯汀娜：
當我遇到在以色列生活的熊偉的哥哥時，我們馬上想到一起合作一個項目：一個為了營救的德國-以色列電話周。當一組學員發正念和學法時，另一組學員給勞教所和有關負責部門打電話。在這一週裏每天早上就開始打了。
我們把重點放在營救上，但也顧及到了別的方面，如對邪惡之首的控告，一些明慧網中發表的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通過大法弟子這樣密集的打電話，在另外空間的邪惡受到了很大的震懾，因為它們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它們害怕曝光。
當然一些個人的障礙，如怕心、爭鬥心、覺得自己不會中文和英語而無法打電話等觀念，每個弟子都能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一些執著，去掉它以後，才敢打電話。以前很多學員有想給中國打電話的願望，但他們沒有能夠把這些障礙去掉。通過這樣一起打電話的約定，我們感覺到了無法推卸的責任感，那些障礙消失了，我們就這樣開始了。
每次我拿起話筒，我的心還在跳，但我的怕心越來越小，我越來越平靜，甚至我可以直接和一個遠在中國的，等待救度的人對話。同時我也在做的過程中學習到，如何更好地利用我的和別人交流的能力。
有時為了表達對我的感謝，聽電話的人會問我他能做甚麼。一次當我和一個軍人長時間通話後，我想到，除了講真相，我還可以和他談一些常人方面的事情，如家庭、朋友、生活方式、旅行和對另一種文化的了解等等，這樣他也會從人的一面了解並尊敬一個另一個國家的法輪功學員。
蒂娜：
在電話周裏，我沒能如所計劃的那樣與其他同修一起在早上打電話，因為我在這個時間裏總得照看孩子；另外，我感到連續一個小時發正念很困難，因為，我連十五分鐘發正念都很難保持精神集中。於是我把往中國打電話的時間安排在清早兩點到三點，並且時時保持正念。
當我打電話時，我想著如何衝破那些導致對方不能注意聽我講話的干擾。我盡力排除自己的所有敵視在勞教所和勞教部門工作的常人們的念頭，試想著他們也是父親、母親，我把他們當成朋友。這一晚上的電話幾乎次次成功。他們傾聽了我的講話，有人還願意幫助我，用他那斷斷續續的英語告訴我其他人的電話。我被此經歷震撼了，這一經歷讓我清楚看到了堅定的正念是有多麼大的威力。
卡羅林娜：
不管我走在哪裏，我總是想著中國。我有些明信片，是專門寄往關押德國學員的勞教所的。師父說，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是你講真相的對像。不管我買東西也好，還是在火車上、郵局裏，或是在街上散發，人們都很願意接過這樣一張「為了人權的明信片」。
通過這些營救活動，我們反過來利用邪惡的這場安排，揭露和除掉各種藏在背後的邪惡因素。這樣才能使人們能夠認識它們。假如熊偉釋放的話，我們就有更多的講真相的好環境，並且進一步用智慧使人們認清這場邪惡的迫害，認清它在此特殊時間裏是如何針對大法犯罪的。
剋麗斯蒂娜：
通過對熊偉的命運的關注，不只在常人中，而且在我，一個修煉者的心裏，一扇門打開了，中國發生的事情被推到了我的眼前。那種在情的基礎上的，只是對少數人的善，變成了對眾生的慈悲。師父在《轉法輪》中說：「因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眾生都苦，所以就發了一個願望，要普度眾生。」謝謝大家！
（11月23日柏林法會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