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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武漢女子監獄逼做奴工的日子
被強制拆紗整整十八天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從看守所被劫持到武漢女子監獄。剛開始在入監隊，每天要做十幾小時至近二十個小時的奴工。在入監隊，我碰到武漢法輪功學員劉佑清，當時她在入監隊已關押半年了，我看到她人瘦的都脫了形。她不妥協堅持信仰，獄警想方設法折磨她。
監獄裏有紡織車間和織布車間，把廢紗頭拆成紗後從新再紡，紗頭灰很大，每天拆完紗臉、鼻子、頭髮和眉毛全是灰。由於監獄衛生環境極差，得肺病的最多。監獄不許法輪功學員之間接觸。每天我看到劉坐在一個小板凳上拆紗，從早到晚就在那裏拆，每天到晚上我們幹完活去睡覺，早晨五點多起床，還看她在那拆，半夜她拆不完，就讓她「挖牆」（一種非法的刑罰：人離牆三步遠，頭頂牆壁）。
劉佑清已年過半百，這種折磨對她是難以承受的，每次都是哭著在痛苦中煎熬著，然後繼續的拆紗。上十天後我下隊了，劉佑清一直在那拆。下隊後我一直很掛念她，終於從一位從入監隊下來的服刑人員那打聽到了一點情況，她說：劉佑清整整拆了十八天的紗，獄警一天都沒讓她上床睡覺，我可是一天天幫她數著的，整整十八天啊，真是可憐啦。
沒日沒夜的幹也幹不完
二零零一年，我和荊州法輪功學員陳靜江被劫持在武漢女子監獄老殘隊。顧名思義，老殘隊關押的都是些年老的、病重的、精神有問題的以及殘疾的犯人。儘管是些老殘人員，但奴役勞動並不輕。奴工活品種花樣繁多，一旦完不成任務就要遭懲罰，如有時被吊起來示眾，以此警示其他犯人。
老殘隊利用奴工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迫害就更加殘酷。學員每天被逼做上十個小時的加工活。記得在二零零二年某月，我和陳靜江因傳遞經文被發現，老殘隊專管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副隊長丁玲麗（音）和一幫警察把我們倆分別叫到辦公室進行哄詐和威脅，想讓我倆說出對方，並交出經文的來源。我倆都不配合，一個字沒說，氣急敗壞的丁某罰我倆一天做三天的活。
那時正在做掛在聖誕樹上的彩燈，屬於出口產品，聽說遠銷好多國家。我們被罰的活是拉燈線邊子──把掛燈泡的電線拉直再紮成把子。此活很費勁，很傷手，做的量又大，一般人是難以承受的。我和陳靜江沒日沒夜的幹也幹不完。當時我的雙手全都是血泡，大拇指的指甲殼和指甲肉裂開了，鮮血直流。血肉模糊鑽心的疼痛。即使這樣獄警也不許我停下手上的活。我只好用一塊紗布（是平時做的加工活拆紗的髒布）把手指纏住繼續做。有一位犯人頭子心不忍跟警察講，說我那雙手傷的看不得，警察照樣要我做。後來負責包夾的犯人有時偷偷幫著做一些。
陳靜江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每天從早到晚不停的做也做不完。警察就不許她睡覺，通宵達旦的做。後來他們為了把我倆分開，把我調到另一個隊，以後我就沒有陳靜江的消息了，不知道她做這種苦役到甚麼時候。
「以後也不可能有人能做這麼多」
在武漢女子監獄我碰到了彭燕。彭燕從看守所到監獄，睡過死人床，被吊被銬，關禁閉等，二十三歲的她經歷了種種磨難，也遭受了殘酷的奴工迫害，以下是彭燕對我的述說：
二零零二年，我在武漢女子監獄噴織中隊。當時正值監獄做彩燈，於是警察張彩虹、程菊輝就安排我做加工活。說和犯人一樣，犯人做多少我就得做多少。而實際上我比犯人做的多得多。犯人們都是要進車間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病號沒進。進車間的回來後，僅做極少的加工活，而不進車間的則必須做全部任務的加工活。對未進車間的病號，我並不知道是怎麼安排的。但要求我做全部。
開始時，要我拉燈線邊子，每天要做4800個頭。第一天我就因為無法完成就不讓我睡覺。管教警察讓包夾盯著我，但不准他們幫我做。我一直做到天快亮時才完成。可是隨後就漲到5700個，再後來到6400個。旁邊的包夾看我做的艱難，任務又太重，就教我做，不久我就能很快的做完。後來才知道，監號內沒有其他人做完過全部任務的。最後我一天能拉7200個頭子。
如果中午能休息一下，做事效率就高些，晚上九、十點就可休息。但管教不讓睡。有幾次中午休息，被當班的管教責罵。管教讓包夾看著不許我再睡。中午不睡會，我精力不支，手變的很慢，就無法完成那麼重的活。
這期間，我還被要求穿燈泡，每天6袋，打包每天40個，手指都被打腫，手無法握緊。而這些都在我能很好的完成後，就換成別的奴工或追加任務。監獄利用不停加碼的勞動來迫害我。
一個管教說，像彭燕這樣，一天能拉這麼多頭子，在監獄還是第一個，以後也不可能有人能做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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