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闖出馬三家集中營的歷程（四）

【明慧網2003年1月13日】這時我們開始寫申訴材料，教養院怕惡行曝光，不讓我們寫，把我們寫的全搜走，還搜我們的身，我們就全到大隊長辦公室要求給我們寫材料的權利。王豔平說讓我們跟所長說，午後所長見我們，但是下午出工後，所長周芹並不是見我們，而是把李冬青和王滿麗怒斥一頓後送到二中隊，我們其餘人還堅持見所長，要求我們應有的權利。晚上，惡警把我們叫到會議室，我們都等著，突然大隊長叫我的名字，讓我去辦公室，我站起來，就來到了辦公室，到那一看，所長周芹、指導員張紅、大隊長王豔平正等著我，我一進去，她們就站起來了，就劈頭蓋臉地怒斥我，用手點我的頭，推搡我，因為我比較瘦弱，幾次差點推倒我，連喊帶叫。面對這兇惡的場面，我沒有一絲的懼意，我平靜地站著，一句話也不說。這時，她們問我為甚麼不說話，我說，我非常驚訝，你們做為領導，我不相信你們會有這樣的表現，有失你們的身份。看我這樣一說，她們平靜了許多，我就跟她們說，請允許我們寫材料，我們想申訴師父和大法的冤屈，申訴我們的冤屈，我們有這個權利。因為她們從我床下翻出了我寫的控告江澤民的材料，她們就指責我，說我沒資格告江XX，我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公僕，黨的最高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如果國家主席作出的決策違背了為人民服務這一宗旨，那有錯就得改，如果我們不申訴他怎麼改呢，而且申訴權是我們應有的權利，任何人不能剝奪。我非常善意地與她們講道理，最後她們沒話說了，就答應了我。回來後，我告訴功友們趕緊寫，這是我們的權利。

這時二中隊功友把大湖區講法的一部份帶給了我們，正好這天晚上，傳到我手裏，我只看到後部份，因為前面沒有了。我看著師父的法，禁不住熱淚湧流，在這邪惡的魔窩裏，能看到師父的法，感到那麼幸福。因為我們長年與普教在一起，又不允許接見，師父的新經文和講法我們都見不到。看完後更清楚揭露邪惡的重要了。姜偉最先看到這個講法，看完後立即不幹活了，悟到不能再順應邪惡了。我們也都寫材料。可是我們沒等寫完，王豔平和陳秋梅又一次搜我們身，搜我們寫的材料，從張秀英身上收到經文《強制改變不了人心》，她們就以此為由關張秀英小號，我們就全部去找大隊長，要求放張秀英。王豔平讓我們等她與上邊商量，二零零一年四月六號這天，她們把姜偉找去，王豔平還打了姜偉兩個嘴巴。姜偉回來後，其她功友又去找王豔平，我沒有去，我想邪惡已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與她們講理已沒有用，準備絕食抗議，當晚，我們三分隊十四名功友開始絕食，不出工，要求見院長。四月七號，我們提了五條要求，一，禁止打罵體罰，釋放張秀英。二，給我們人權，給我們申訴權利。三，允許我們與家屬接見。四，撤銷包夾，享有我們應享有的一切待遇。五，到期釋放。讓院長答覆。這時，二分隊的功友也開始絕食，可是我們沒有見到院長，卻見到了一群全副武裝的男警察，教養院像大敵來臨一樣，為對付我們，帶來一批男惡警，我們被強行分散。

我被送到二中隊，剛到二中隊走廊，就聽二中隊大隊長盛影惡聲惡氣地對包夾喊，對她們要狠，不能客氣。到這裏，我繼續絕食。四月八號，盛影把我叫到辦公室，說五條中答應你四條，但給你師父鳴冤這一條不能答應你，我說我還堅持，我一定要求給師父鳴冤這一條，她就讓我回來了。過一會，又讓我去，辦公桌上放著兩個電棍，盛影還問我堅持不，我說還要堅持。盛影拿起電棍，讓另一個隊長王廣雲幫她，開始電我，我抓住電棍對她說，你不要這樣對待我，這樣對你自己不好，盛影惡狠狠地說，我知道，我就是要給你當魔，我就堅決抵制她對我的迫害，這時我的外衣被拽掉，上身僅剩內衣，這時她們叫來兩個普教，把我帶到一空屋裏，把我兩隻手銬在鐵管上，繼續電我，我的一隻手又從手銬裏抽出來，她們又重銬緊我的手，繼續電我，我堅決不屈服，每次問我，我還是堅持。後來她們累了，坐在了椅子上，不電我了，這時我流下了眼淚，就對她們說，我一定要堅持到底的，如果我死在你們手裏，你們會不安的，而盛影卻說：「你死吧，你死不死是誰兒子，我不會不安的。」看著這毫無人性毫無善念的惡警，真為她悲哀。她們看我實在不屈服，就走了。讓兩個包夾看著我，把玻璃用紙全糊上。晚上來了一位領導，年齡比較大，她看了看我，這時我的臉上、嘴上、頭上還有脖子上都是電擊的傷痕和大泡，就對我說，你吃飯吧，明天我和你談，她走後，普教騙我說，這就是教養院的頭，我就吃了飯，準備第二天與這個人談。可到了第二天，我並沒見到這個人，而是所長周芹見了我，而且還是不給我給師父洗刷清白的權利，不允許寫材料，我知道她們騙了我，我一句話也沒有說，表面很平靜，但惡警們感受到了我內心深處的力量，最後我說，我還要堅持的，她們也害怕了，讓包夾緊緊地看著我。我真正感到了她們的卑鄙，但我也橫下一條心，一定要回給師父洗刷清白的權利，我還要求見領導，因為我已經吃飯，就沒再絕食，我想邪惡已無可救藥，我絕不會再縱容它，捨去我的命，也要要回給師父洗刷清白的權利，隊長告訴我領導現在忙，你再等幾天。

這時教養院找來我的家屬，母親已認不出我，短髮，加上別人給的不合體的衣褲，鞋子，媽媽和我的每一位親人都失聲痛哭。我明白教養院想用親情打動我，這次我出奇的平靜，其實我平時最愛哭，連隊長們都知道，有時找我談話，我一句話也不說，就是默默地流淚，可這次連我自己都驚訝。我告訴母親，媽媽，您不只我一個孩子，沒有我，您的身邊還有，我也不想離開您，我是被逼的。我的親人痛苦地離開了教養院。

這時我在去廁所時見到了謝寶鳳，她還在絕食，因為我們被分開，沒有說話機會，這時大部份功友已吃飯，她看到了我被電棍電擊的傷，她憤怒了，教養院不但不答應我們的正當要求，還凶殘地把我打成這樣。後來所裏答應我給我這個權利，允許我寫，我就給最高人民法院和檢察院寫了一份材料，說明師父和大法的冤屈，揭露我所遭到的迫害。但這時對我們更加限制自由，我和功友們都隔絕了，沒有說話機會，整天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我一起來到二中隊的功友田利，惡警一直把我與她分開，她也一直堅持，所以教養院也騙她說等著研究。而我一直沒法與她們溝通，以為也答應了她們，所以每天只是默默地幹活，我身邊三個包夾，二十四小時寸步不離，而且我的包夾是中隊領導的心腹，專門監視我的，我從不與她們交談，內心的那種孤單可想而知。本來我的性格就比較抑鬱，好傷感，此時此刻，我真感到了傷痛，只有背法的時候才感到寬慰。在教養院的每一天，我都沒有忘記背法，在我最痛苦、最寂寞、最傷感的時候，是師父和大法給了我力量，給了我安慰。

半個月後，一次分隊集中，我終於有機會與功友說話，謝寶鳳告訴我還應該找教養院，院部也該給咱一個答覆了，這時我才知道，他們只答應了我自己，對其他人是說等著院部決定，這時我悟到我們是個整體，我們都有這個權利，這是針對師父和大法的迫害，只答應我自己不行。我立即找到隊長，隊長說不是答應你了嗎，我說我們是一樣的，答應我為甚麼不答應她們，麻煩隊長問一下院部，我想知道結果。五月十三號，所領導找了我和謝寶鳳，邪惡的馬三家教養院，又一次言而無信，不但寫給師父和大法鳴冤的材料的權利不能給我了，其餘四條也都有附加條件，幾乎甚麼也沒答應我。這樣的結果我並不感到意外，我太了解馬三家教養院的邪惡程度了。聽完這個結果，我非常平靜，我早有思想準備，而且聽普教說三中隊又開始強制「轉化」，用體罰和電棍等酷刑逼功友。我們要求的第一條，就是禁止打罵體罰，教養院不但不收斂惡行，繼續行惡，她們雖然沒再對我施暴，但我也絕不會看著自己的功友被迫害而坐視不管，「如果邪惡已經到了無可救無可要的地步，那就可以採用不同層次的各種方式制止、鏟除，」(《忍無可忍》)如果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豈不是又一次被邪惡得逞了，邪惡還得繼續有恃無恐，我們豈不是又一次縱容了邪惡？我寧願付出我的生命，也要制止邪惡。直到此時，師父新經文和新的講法我只看了《忍無可忍》，《強制改變不了人心》，還有《在北美大湖區法會上講法》後部份，我只會背《忍無可忍》，後兩篇只看一遍就傳給了別的功友，只明白了大概，因為作為一個大法弟子，我們為證實法所做的一切都要考慮到為法負責。

馬三家教養院已經邪惡到無可救藥的程度，我開始絕食，不出工，惡警盛影就逼我出工，我堅決不去，盛影就讓包夾硬把我背到車間。到車間後，包夾坐著，把我按坐在她前邊，把我摟進她懷裏，兩隻腿夾緊我，兩隻手緊握我的手，讓我動彈不得，她就在車間裏這樣摟著我，我根本無力掙脫，我感到這簡直是對我人格的極大侮辱。後來包夾把我背下樓，送我到衛生所灌食，我一直絕食，身體越來越虛弱。

到第十天時，中隊指導員李書環晚上八點，把我叫到辦公室，不讓我睡覺，逼我吃飯，用荒謬的言論轟炸我，騙我說她瞞著院部，她讓我寫，她為我承擔責任，我知道這是騙我，我說我不會讓任何人為我承擔責任的，我只是在要求屬於我的權利。一直折磨我到第二天早晨四點，我虛弱的身體已難以支撐，然後她又找來四、五個普教按住我，李書環捏住我鼻子，硬灌，我掙扎著，差點憋死，我更看清了教養院的邪惡，這時隊長帶我去醫院體檢，我的各器官功能開始衰竭，走路已費力，四肢無力，每天白天都在衛生所裏躺著輸液，鼻飼插管經常有血跡，裏面都破了，每一次插管都非常痛苦。晚上回到號裏，普教都出工了，只有包夾看著我，隊長告訴包夾我的一切都要記錄，連我說的每一句話都要記錄，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只是靜靜地躺著，衣服都是功友給我洗，連內衣都幫我洗。

瀋陽的五月份經常颳風，我一個人每晚只聽到外面狂風搖曳，包夾輪班看著我，二十四小時監視，她們坐在我的床頭，晚上再睏也不允許她們閉眼，我好像感受到另外空間的正邪較量，狂風尖厲的吼聲，我感到周圍邪惡的陰氣籠罩。有時隊長找我談，我連睜眼的力氣都沒有了，她們跟我說你提出的五條我們答應你四條，就是給你師父洗刷清白這一條我們無權答應，我說我個人的利益還好說，但做為師父的弟子，師父遭到這樣的冤屈，我卻不能為師父鳴冤，我活著就沒有意義了，我必須要這個權利。我每天閉著眼，靜靜地躺著，醫生不斷地告訴我，說我時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險，勸我不要堅持了。此時此刻，面對死亡，我沒有一絲的恐懼，腦子裏一片空白，因為我九六年才接觸大法，所以沒有見過師父，這始終是我的遺憾，我默默地對師父說，徒兒為大法，死而無憾，可是徒兒多麼希望能在人間見自己的師父一面，多想參加那壯觀的一刻。我常常淚流滿面，有時感到那麼孤單、無助，當我出來後，看到明慧資料，國外的同修一直聲援我們，國內的同修也在幫助我們，我非常感動，親愛的同修們，讓我真誠地向你們說聲謝謝，是你們的不停聲援，使邪惡有所收斂，減輕了我們的壓力。我就是在你們的幫助下，在我絕食第十八天的時候，我已生命垂危，教養院妥協了，院部答應我的五個條件。我終於用自己的生命爭得了為師父洗刷清白的權利。

六月一號我開始吃飯，剛三天，我的體力還沒有恢復，李書環就讓我出工，我連走路都費力，還得幹活。這就是邪惡的馬三家，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就得逼我們幹活。

因為我們五個條件裏有到期釋放，而我是三年，還沒有到期，而我中隊的功友也沒有到期的，而到期的都不和我在一起，我無法與她們溝通，我要想辦法讓教養院兌現對我的承諾，解救那些已超期到期的功友。

七月份，我的身體已基本恢復，我們中隊有一個功友八月份到期，我就讓這個功友去找中隊領導，到期釋放，這個功友去找大隊長盛影，大隊長告訴她說，遼寧省有個試行文件，對法輪功不「轉化」的加期三至九個月，我一聽，這又是針對大法的迫害，既然是試行，就不能讓它試成，告訴它行不通，堅決抵制它，任何人任何文件都大不過國法，到期釋放是法律的文明規定，有法不依卻制定甚麼文件，這不是又變招迫害我們嗎？我就寫了一份材料，抄四份，一份給朱鎔基總理，一份給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一份給遼寧省長薄熙來，一份給遼寧省副書記張文越，說明師父和大法是冤枉的，我們是冤枉的，和我們所遭受的迫害，特別是到期釋放問題，必須解決。八月一號，我交上了材料，隊長說你慢慢等回音吧，我說遼寧整風中不是有一條，接到群眾舉報解決問題不超過七天嗎，不能總拖我們。同時我也鼓勵其他功友寫，這時我又看到了《走向圓滿》，能看到師父的法，是最幸福的事，更堅定了我戰勝邪惡的信心。

這時我身邊的幾位功友，認識也都上來了，也都寫，認為應該抵制邪惡，我的材料交上一星期後，隊長告訴我，你的材料寫的很感人啊，上級領導已考慮，到期的準備放，李淑珍這一兩天就要走了，三中隊也放兩個。李淑珍和另兩個功友真放了，隊長說咱中隊到期的也放，她再不提試行文件，但說我中隊這位功友絕食加期了，我看穿了邪惡的花招，不提試行文件，但找別的藉口給我們加期，我說我們絕食是有原因的，為甚麼促使我們絕食的人不受處份，卻要處份我們受害者，難道法律所要保護的是暴惡，懲治的卻是善良嗎？隨便就可以找個藉口給我們加期，那我們與無期有甚麼區別，而且我們還不如無期犯，因他們有減刑的可能，我們這不是被判死刑只是不立即執行嗎？另外那麼多到期的為甚麼只放三個，到期的就都應該放，我悟到我們是個整體，大家都應提高上來，我就想辦法與其他功友聯繫。八月十三號，我中隊這位功友已到期，但卻沒有放她，我就和我身邊的功友商量，我們決不能縱容邪惡，一定堅持到底，我也想到如果教養院把我身邊到期的全都調走，就說放了，我也無法對證，我不還得上當嗎，我太了解馬三家了，他們甚麼事都幹得出來，這時我終於悟到，我要要求還師父清白，無罪釋放，同時到期的更得放。

這時，我和身邊功友想辦法接觸一中隊功友，我們共同要求，還有田莉。我和田莉在一個中隊卻不在一個分隊，中隊有意把我們分開，因為田莉也經常絕食抵制邪惡。中隊樓裏有個賣點，我們買東西時可以見面，中隊為了阻止我和田接觸，規定時間，不允許兩個分隊一起上賣點，而且我說的每一句話包夾都得向中隊領導彙報，我被嚴密監控。

這時車間重新鋪活，我被調到最後機台，而田莉出工我可以離她近一點，在這險惡的環境裏，我們早學會用目光交流，因為在車間我們可以去廁所，我想到可以乘上廁所機會與田莉說。這天我不時地一邊幹活一邊看田莉，發現田莉也正看我，我立即站起來往廁所走，田莉也明白了，也往廁所走，我們在廁所見面後，我告訴田莉向教養院提出到期釋放問題，因為田莉也快到期了，因為我時刻被監視，我到廁所車間四防和一個普教立刻跟過來，看我和田莉說話，立刻阻止，田莉的包夾推走田莉，田莉與四防爭辯，四防惡聲惡氣地說，盛大隊長告訴的，就是不允許你們法輪功說話。我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因此事田莉包夾被盛影加期十天，我和田莉說話時，為了不讓我們聽清彼此說的內容，田莉包夾和四防不知一點廉恥地大聲叫嚷，我告訴田莉八月一號我交了材料，她錯聽成九月一號我想幹甚麼，四防也向盛影謊報說我告訴田莉九月一號絕食，這時我們還沒機會與一中隊功友說清楚。為了阻止我與其他功友接觸，我機台上的打線器壞了，每次都到一個功友那打線，我也藉機與她切磋，李書環就讓修機器師傅把我機台打線器修上，以達到不讓我接觸功友的目的，但卻冠冕堂皇地說為我方便。我就對工人師傅說這個打線器沒法修了，師傅說沒法修也得修，領導告訴我修，我說這是阻止我和功友說話，這個師傅把我說的話告訴了指導員李書環，李就把我叫到前邊，惡聲惡氣地訓斥我。面對這沒有善念的惡警，我再也不想說甚麼，我的淚水卻奪眶而出，我整整哭了一下午，說甚麼也控制不住，這時李書環有些害怕了，問我哭甚麼，無論她怎麼問，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她再也不敢對我大喊，隊長也來安慰我，因為她們知道我交上材料後，我要求的問題並沒徹底解決，還有許多到期的功友並沒放，而且我要求還師父清白，無罪釋放我，她們太了解我了，我堅持的事情，無論怎麼打壓，怎麼誘騙，都動搖不了我，我一定堅持到底的，她們知道我不會罷休的。

九月一號，田莉真的絕食了，我身邊的兩個功友也開始絕食，因為我們每一次絕食抗議，教養院都要瘋狂鎮壓，電棍電，酷刑折磨，功友們承受非常大，堅持到底的很少，而這次僅我們五個，多次絕食抗議。我非常清楚教養院怕出人命擔負法律責任，這些毫無人性的惡警，他們根本不拿我們的生命當回事，他們怕出人命，決不是他們有良知，愛惜我們的生命，他是迫於一種壓力，出來後我才知道是國外功友的聲援，惡警們想向世界人民掩蓋醜行，以達矇騙和毒害世界善良人們的目的。為了讓世界了解的馬三家的邪惡，制止罪惡的蔓延，驚動世界人權組織幫助我們，減輕功友們的承受，我就告訴幾個功友，如果有一天我永遠地走了，請記住我的經歷〈我把每次挨打的時間告訴了好幾個功友〉，我走後，把我所遭受的迫害公布世界，揭露邪惡對我犯下的罪行。我不願離開深愛我的父母，不願離開功友們，是馬三家奪去了我的生命，我是為抵制邪惡迫害，捍衛宇宙真理而死，希望你們堅持到底，不要讓我的付出白付出。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號，我的身體已非常虛弱，教養院讓我家人來接我，讓我寫個出去後不參加法輪功活動、不進京上訪的保證，我堅決地拒絕了。我親人替我寫，我當場聲明作廢，我說誰也代替不了我。盛影就讓我在號裏等著，午後一點，讓我父親把我帶回，回來後我才知道，盛影讓我父親押了五千元錢，還說我絕食費用五百元也得掏，父親拒絕了，但為了及早把我接出教養院，父親被迫在五百元灌食費條上簽了字，每灌一次三十元，每天輸液一百元，像強盜搶錢一樣。至今五千元錢還在教養院手裏。

到此時我在馬三家教養院呆了一年零十一個月，在這個邪惡的魔窩裏，度過了艱難的每一天，直到被迫害得生命垂危。

回來後，功友們拿來了師父的新經文和新講法，看完師父的教誨，我非常激動，感到自己出來的太晚了。看了明慧材料，知道國外功友一直聲援我們，幫助我們，看著國外弟子為減輕國內弟子的迫害所付出的一切，我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如果沒有師父的幫助，沒有國外弟子的聲援，即使死在裏面，邪惡的馬三家也不會放我的，親愛的國外同修，讓我再一次地謝謝你們。

身體恢復以後，我又溶到正法洪流中，二零零二年的四月，我又一次被邪惡迫害，因為我們那裏的大街小巷掛滿真相橫幅，和真相高音喇叭，邪惡恐慌了，惡警綁架一功友，我在這個功友家，本來有機會走脫，由於正念不強，被邪惡鑽了空子，被惡警綁架到分局，因為我不配合邪惡，甚麼也不說，被一個高個子惡警打了兩個耳光，還有幾個惡警辱罵，並搶走我身上僅有的四十元錢，最後他們沒有任何證據，判拘留我十五天，被關押在錦州第一看守所。我絕食抗議，第六天，被當地公安局和我父親接回，當地公安局又給我判了十五天，但沒送我去拘留所，讓我父親把我帶回家中。

六月二十八號，在當地一資料點，由於惡人舉報，公安局以查戶口為名，叫門，一功友開了門，開門功友走脫，我和另一位功友在屋裏，被綁架。為幫助功友逃脫，我就拽惡警抓著功友的手，我被眾惡警踩在腳下，一惡警抓起我摔在地上，用腳踢我，後來被送到看守所。惡警搶走我身上的五百元錢，還有皮包裏的兩千元錢、手機，還有衣服。另一功友身上的四百八十元錢，還有屋裏的摩托車等物，全部洗劫一空，家人向惡警要，至今也沒給，而且不承認拿了我皮包裏的錢和手機，真是一群強盜。當警察提審我時，問我都幹過甚麼，我告訴他，只要是救度眾生的事我全想幹，只是我的能力有限，否則我全都幹，我想我救人難道還有錯嗎，我幹的都是正事，如果我自己都認為幹的多罪就大的話，那豈不是我自己就承認救眾生是錯的，警察被我說笑了，因九九年就和他們打交道，已經非常熟悉。他說那我全記上，我說你記甚麼跟我有甚麼關係，我又不給你簽字，他讓我說出走脫功友的名字，我說那是不可能的，你就不用費心了，我寧死都不會出賣人的。我絕食抗議，第六天晚上，生命垂危，被接回家中，檢察院和法院的人就來我家中辦案，作為本地區大案要案，準備給我判刑，我說我沒有罪，我不接受審判，他們準備在我家開庭，我就在功友的幫助下，來到外市，流離失所。重又溶到正法洪流中。

最後就讓我們以師父的話作為共勉，「弟子們，精進吧！最偉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們證實大法的進程中產生。你們的誓約將成為你們將來的見證。」(《正法時期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