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文革懺悔錄──我作了整整十年的奴隸

【明慧網2003年1月9日】（原載《中國事物》）

恐懼造成了奴隸。

但當恐懼威脅著個人的生存，並且成為整個民族的生存條件時，當恐懼不僅不是白色的、灰色的，而是紅色的，當人恐懼的不僅是吃甚麼喝甚麼，而且是對自己的思想與言論，那麼，恐懼所造就的不止是奴隸而已，它更造就了許多的紅色鬥士、革命戰士。而這鬥士兼戰士恰恰是最可憐的奴隸，因為他雖然實際上是一個地道的奴隸，但他卻不知道也不相信自己竟然是奴隸，反而滿懷著雄心壯志，要解放全天下一切受苦受難的奴隸。

三十歲後回想往事，我發覺自己多年來就作了這樣的一個奴隸。

那時，我正在讀了剛剛翻譯成中文的海德格爾的名著─〈存在與時間〉。海德格爾對「畏」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說：「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內存在者。」「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確定的。」「威脅者乃在無何有之鄉。」「畏不知所畏者是甚麼。」等等。我不敢說我完全明白了海德格爾所講的這些話是甚麼意思，我也不完全同意他所講的，但他的話卻造成了我心理上的地震，我感到自己以前白活了。恐懼扭曲了我的生命，使我多年來只是活著，但卻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而活著。

我反省到的不止是文化大革命，而且更早。

童年時代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飢餓。不是偶爾餓一頓、兩頓，或者一天、兩天，而是整整三年。有時餓的實在抗不住了，就喝點水，這樣胃就能好受一陣子了，但不一會兒就聽到腸子裏咕嚕咕嚕響了，響後我更難熬，一個勁地說：餓死我了。餓死我了。

餓─我─死，這三個字連在了一起，就造成了一個深刻的生存經驗：人要是挨著餓地活在世上，那還不如死了的好。長大後我明白了：若是控制住了糧食，那雖然不能完全控制住人的思想，但也可以使人因恐懼挨餓而不敢思想，拒絕思想。

再大了一點後，我恐懼的就是自己長大了註定是一個農民。雖然廣播和報紙中都讚美貧下中農，但很少有農民瞧得起自己，這不僅是因為農民在各個方面都屬於社會中的二等公民，更因為農民太窮，生活太苦，幹的活太累。雖然這種恐懼並不經常伴隨我，因為我還小，還在讀書，但由於它是自己對未來的恐懼，所以就顯得格外深刻。

我的最大恐懼是對自己到底要不要成為人的恐懼。

毫無疑問，只要看看雞鴨鵝狗，看看風花雪月，我就明明知道自己是人。但問題在於，多少年的教育使我相信，不能抽象地談論人，只能按照階級鬥爭理論來看人，就是說，只有屬於某一個階級的人，沒有抽象的人。更簡單地說，你不是人民，就是敵人，在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中間道路可走。

不管甚麼人，只要你一旦成了敵人，你就不是人了。既然你不是人了，人民就可以任意批評你、折磨你、蹂躪你、侮辱你、殺死你。因為這是階級鬥爭的邏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為了我活，你必須死。

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件事情加深了我的恐懼：

文革開始不久，我母親所在的生產隊，就把一些所謂的敵人揪出來，有一個又乾又瘦的老劉頭，被說成是壞分子，鬥他的時候，幾個年輕人使勁地打他。記得有一個姓李的小伙子，以前他爸經常追著打他，而現在他則是見到了一個敵人就揍一個，腳也踢，拳頭也上，打嘴巴子則左右開弓，邊打還邊喊，我X你媽的！我看你還老實不老實！我X你祖宗的，我看你還怕不怕！不但被打的人怕了，看打人的我也怕了。

劉叔被打的那一次，把我的恐懼推上了高峰。

在我們生產隊的五十多戶人家中，劉叔是唯一的大學生，並且是在四九年之前畢業的。他們一家是六零年前後從本溪被趕到我們生產隊的。劉叔文質彬彬的，見人也好，與人說話也好，老是面帶著笑容。他還從來不說粗話，幹活時就默不作聲使勁地幹。

他們家有一大群孩子，糧食老是不夠吃，有時，劉嬸就到我們家借點糧。我們兩家關係不錯。

文革深入到了農村後，劉叔也被揪出來了，他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因為他大學畢業後在國民黨的縣黨部工作了很短一段時間。鬥劉叔時，有人喊著要他交待問題，他交待了幾遍還不行，一個隊裏的車老闆大喊了一句罵娘的話後，說，我叫你不老實，我叫你不老實，看我怎麼治你！於是，他把一個酒瓶子朝著一塊洗衣板一摔，命令劉叔：你給我跪在搓衣板上，你給我老老實實向毛主席低頭認罪！

大熱天的，劉叔就這樣被逼著跪到了洗衣板上。他一跪下，血就從膝蓋上流出來了。而從頭上往下流的，則是汗水。

這件事過去都三十多年了，但就在今日，當我回想起當年的場面時，心中還直打哆嗦。而當年，我是懷著甚麼樣的恐懼心情看這一切啊。而在我身旁的那些大人們，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為劉叔叔求求情（為敵人求情，就證明了你也是敵人，這是那個年代的邏輯），他們有的把頭低下了，有的眼睛露出了冷漠的目光，而那些眼球發紅的人們則高叫：你到底交待不交待！

恐懼！最大的恐懼是對人的恐懼，是你被人民當成了敵人，人必置你於死地。

從小我就怕疼，怕父親打我，怕去衛生所打針。上小學三年級時，我就讀長篇小說了，像甚麼〈紅岩〉啦、〈青春之歌〉啦，等等。在那些小說中，都塑造了幾個共產黨員的偉大形像，我真是佩服他們，渴望自己長大了，也能成為像他們一樣的英雄。但遺憾的是，這些小說中總會寫上幾個叛徒，他們原來是共產黨員，但被特務抓去後，架不住坐老虎凳這一類的嚴刑拷打，就甚麼都招了，成了叛徒。叛徒的下場，沒有一個好的。

看過這些小說後，我老是怕自己當不成英雄，卻當上了叛徒。有時，大白天的，我就陷入幻想之中，看到了自己為共產黨作地下秘密工作，但被叛徒出賣了，抓到了監牢中。特務問我，你說不說。我大聲回答：不！黨的秘密我知道，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告訴你半點！（電影和小說中都是這麼寫的）好哇！我看你嘴硬！來人哪，往他手指甲中給我釘竹籤！看他講不講！

每次一想到這，我人一下子就清醒了，不敢再往下想了。我怕我在想像中成不了一個英雄，倒成了一個叛徒。

於是，為了擺脫恐懼，就要造成恐怖。我鬥爭敵人，是證明我不是敵人的最好方法。這就是我在生存中實際奉行的一個方針。

這樣的認識，我是直到現在才達到的，當時我並沒有任何這樣的認識。到處可見的那一團團的紅色，已經把對生存的恐懼造成了我的本能，以至於我在恐懼的時候，我並沒有感覺到自己在恐懼，反而以為，我是鬥志昂揚，是階級覺悟高，是無所畏懼。而觸目可見的紅色恐懼，我不僅不以為是恐懼，反而以為那是革命風暴，好得很，對敵人就該革他們的命。

這樣的恐懼幾乎已經成了自己的天性，就是到了今天，來美國已經十多年了，綠卡也拿到手了，但提筆為文時，我有時還提醒自己，有些話不能說，給自己找麻煩倒沒有甚麼，但別給人找麻煩。

每一次回國探親，老人也一再叮囑自己，在外面可別亂說。而同學和同事則告誡我：老范哪，你可千萬別參加甚麼民運的。更有的則開玩笑說，老范，你可別以為你在美國了，就能隨便犯錯誤了。

是呵，那就是我那幾十年生活中最大的恐懼：可別犯錯誤了，千萬不能犯下政治錯誤。犯別的錯誤，哪怕是男女關係的錯誤，都還好說，有出頭之日，頂多就是名聲臭了。但若犯下了政治錯誤，成了人民的敵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正是內心中那不敢言明的恐懼，促成了我青少年時代那麼積極要求上進，追求進步，那麼認真地聽黨的話。我絕對不想成為人民的敵人，於是，我就必須成為人民的敵人的敵人。

當年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批鬥時，雖然他遠在北京，但我還是寫批判稿批判他，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上面說了，他是全國人民的最大敵人。對於最大的敵人，我必須保持最大的仇恨，用最高級的形容詞把他批倒批臭。

後來林彪出事了，他的政變綱領被公布了。本來那上面說的一些話要是毛澤東說了，自己會從心眼裏頭贊成，像幹部到五七幹校勞動是變相勞改，知識青年下鄉是變相失業，等等。但林彪已經被說成了是最危險的敵人，我也就認為那些話是反動透頂，是瘋狂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惡毒誹謗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於是，我又積極批判林彪的反動言論了。

到後來批判鄧小平的時候，重複的還是同樣的邏輯：無情地批判敵人，是證明自己不是敵人的最好方式。

正是在那種無形的恐懼的威脅下，我本能地找到了逃避恐懼的唯一道路，那就是：一切惟偉大領袖之意志是從。

於是，在那些年中間，我已經習慣了不問甚麼是是，甚麼是非？不問何為善，何為惡？也不把那些敵人當成人。我只要明白一點：誰是人民的敵人，而達到這一點的不二法門就是：領袖說了甚麼。

我的邏輯就是這樣：不管領袖說了甚麼，凡是他所說的是，就一定是是；他所說的非，就一定是非。他認為是敵人的，就一定是敵人；他認為屬於人民的，則非人民莫屬。哪怕這個敵人昨天還是自己讚美的偉大統帥，但一旦翻臉了，說他是最陰險的敵人，我也就跟著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說的確如此，也不管這個彎轉得多麼彆扭，照轉不誤。

與這種逃避恐懼的邏輯相關的，就是我在內心中形成了一種自我檢查的機制，經常檢查自己的思想是不是與領袖的思想相符合，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是否高舉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是否緊跟了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我一旦發現自己的話對不上上面的宣傳的口徑，就先認定自己是錯了，然後趕快學著報上的電台上的話來說話，而對於舉紅旗，我對自己的要求始終是，要舉得更高一點，要舉到底。

那時經常發表的最新指示和「兩報一刊」的社論，就促使我不斷地啟動了自己的自我檢查的心理機制。

在自我檢查的心理機制的幫助下，我就真心地按照報上所宣傳的榜樣去行動了：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了。

就這樣，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了整整十年的奴隸。而一個人一旦作奴隸作得太久了，他的心靈完全麻木了，成了主人手中的一個工具，會說話的工具。

2002年2月18日 下午四時

修改於2002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