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迫害下堅持修煉、講真象

【明慧網2004年2月25日】最近看了《明慧週刊》中建議大法弟子都要拿起筆來證實大法，揭露邪惡迫害。其實我早就想往明慧投稿，可我文化很低，又是個山村莊稼人，怕寫不好，這次我下了決心：給明慧寫稿與同修交流。

我是98年冬天得法，一個月後，找到了煉功點，這以後，每天早晨4點到煉功點煉功，晚上下班又到學法點兒學法。沒過幾個月，到了7.20，我和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訪，因走的急身上只帶了30元錢，一路上都是靠同修們的幫助。我們去北京往返兩天，被抓四次，最後只剩我們13個人，半夜坐車回來。到了住所不大功夫，包工頭找到我說：「你趕緊收拾東西快走。」去時說的是每天21元，幹了五個多月，走時少給我開170多元。我想到自己是個修煉人，不和常人爭。

到了2000年春，我又上北京找活幹，到那裏幹了一天，一看沒有煉功學法的好環境，給錢再多也不能在那兒幹，就返回了老家。後來，我又單身一人很順利的又去了天安門，不大功夫就被抓了。惡警在廣場轉了幾圈，抓夠一車人，就把我們送到了公安局，那裏滿屋關的都是大法弟子。大約到了2-3點鐘，在北京天安門張家口駐北京辦事處，去人把我接到那裏，到那裏我就給他們講真象，他們大聲恐嚇我，要這麼治我，那麼整我，可也沒嚇住我。他們把我身上帶的190多元錢，都給沒收了。我想：他們搜腰包不光是我一個人，全張家口的大法弟子進京上訪，他們得撈多少錢呀。明的叫辦事處，其實就是劫盜處。他們又用銬子把我銬在床頭上。直到11點，鄉鎮府去了四個人，把我送到縣城，到縣城天還沒亮，又找個地方住下，他們睡覺，把我背銬在床欄杆上。到了8點以後，把我送到縣公安局，這時才把銬子打開，登記我去京的情況。他們問我家有錢沒有，要拿出四五千元就可以回家。我說：「我單身一人，年年在外打工糊口。」他們看要錢沒有希望，說關半個月吧。

到了看守所沒有行李和日用品，全都是同修關照，到第12天，一個公安叫我，說縣委要親自審問我，那公安邊走著路邊告訴我怎麼回答。進去一看，一男一女拿著筆和本，一見面就問我還煉不煉了，我說：「法輪大法這麼好，我煉。」我就給他們講真象，把那公安人員氣得大口喘著氣，舉起手來就打我的耳光，脖子上挨了一下，又抓住我衣服說：「再給他加半個月。」又把我送回了看守所。到了第17天，公安叫我收拾東西回家，在走時，還向我要200元生活費。回家後，有一天，汽車把我腳壓了，一塊兒幹活人的說：「壓成這樣了，咱們趕快追那車去。」我站起來說：「沒事兒，不用追。」我還堅持幹活，施工員說：「車把你壓了，怎麼不跟司機要錢，那司機真是遇上好人了。」在那時，我應該跟他們講真象。因為我有怕心，怕說自己是煉功的，人家就不要我在那幹活了，結果白白錯過了一次講真象的機會。還有一次坐公共汽車，售票員還欠我6元錢，他卻拿出了100元給我，我說：「不對，只差6元。」滿車人都說我實在。可惜我沒做好，錯過了許多次講真象的好機會，只知道做好事，不知給人家講真象。

到了2002年，我就不出外打工了，在家種地，這回鄉里可不放過我了，三天兩頭找我。我在地裏幹活時，他們派人看著我；有時還在我家裏睡覺，看著我。我想這正是給他們講真象的好機會，我對他們說：「過去全國都學雷鋒，現在大法弟子都不比雷鋒差一點兒，都是要做一個真正的好人，對政府對人民沒有壞處，政府卻拿我們當敵人對待。」他們聽後無言以對。

2002年臘月，我們四個同修出去貼標語，貼到半路，就刮起大風，沒有貼完就回家了。在夜裏我做了一夢：我扛了一棵小柏樹，往山坡上走，走到半山腰，覺得很累，就把柏樹放下來。醒來之後，我悟到：這是師父點化我沒做好。隨後我又買了幾張色紙，寫好後在大年初一夜裏，我在貼之前先發了正念，往西往返20華里，又往東20里。剛貼完手電筒就沒電了，路很難走，不是冰就是水，突然覺得眼前有一道白光，給我引路，我心裏知道是師父在保護我。剛到家，見滿屋子煙，原來椅子上有一個棉布墊燒著了，把椅子都燒焦了，炕沿也烤糊了。酒櫃連顏色也變了。當時我看了，真是後怕，我想要不是師父保護，房子早著火了。我村有一座天然石佛，去上香的人絡繹不絕。我就用貼標語的辦法在廟中講真象，揭露邪惡。

我以前修得不好，走了很多彎路，今後，我要緊跟正法過程，做得更好，對得起師父的一片苦心和同修們對我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