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機場的團圓
這是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從北京飛到德國法蘭克福的航班,晚點了兩個小時,對於已經等待了十七個月的郭居峰來說,多等兩個小時不算甚麼。晚點的那兩個小時中,他始終站在那裏,凝神張望。
郭居峰是一個電氣工程師,因修煉法輪功在中國遭到嚴重的迫害,十七個月前來到德國,半年前獲得德國政府的幫助,得以以難民身份居留德國。他今天要等的人,是他的妻子、內科醫師於海玲與尚未見過面的幼子方舟。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郭居峰全家終於團聚 |
二零零二年六月五日,先後被三個教養院非法關押之後,郭居峰被遼寧省葫蘆島教養院釋放。右側為他的未婚妻。 |
兒子方舟兩個月時的照片 |
直到大部份人都出來了,他才看到一個女子一隻手抱著孩子、另一隻手拖著箱子出現在了視線之內。不由得,眼淚湧上了郭居峰的眼角:「終於團聚了!」他向孩子伸出手,已經快一歲半的孩子稍微躲閃了一下,好像要藏到媽媽的懷裏。這也難怪,他還從來沒有見過爸爸。
一個年輕的電氣工程師因為對「真、善、忍」的信仰而受到迫害,曾經在中國被非法關進過三個勞動教養院,經歷了無數身體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出來以後,工作丟了,前途渺茫,而他當時的女朋友,一個有著一份讓人羨慕的工作的內科醫生,始終對他不離不棄。
雖然有很多人勸她離開他,雖然有很多人給她介紹其他的小伙子,雖然她和他的婚期因為中共對他的迫害而一拖再拖,但她卻一心一意地等他。
終於,在等待了將近五年之後,在經歷了幾度悲歡離合後,她和他結了婚,不久還有了一個兒子。聽上去這像是個現代童話,但這正是發生在這個在法蘭克福機場團圓的一家人身上的真實故事。
不堪回首的經歷
故事的源頭回到一九九五年,那一年郭居峰還是二十二歲的年輕大學生,他開始修煉法輪功。他回憶道:「當時在大學裏,還有後來工作以後,我周圍都有很多人在煉法輪功,大家都努力按照書上寫的『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記得很清楚,我參加工作後住在集體宿舍,每天回去的時候其他人都在打麻將,一屋子煙霧,而我晚上不是和大家集體學法,就是自己在路燈下、廣場上學法。『真、善、忍』在我的腦海裏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開始後,一夜之間全變了:「媒體裏對法輪功的污衊宣傳鋪天蓋地而來,輔導員也被抓起來了,煉功點也沒有了。我想,難道就任憑大法這樣被迫害嗎?我要替大法說句公道話。」郭居峰說。憑著這個「說句公道話」的信念,郭居峰幾次踏上了上訪的路。
「因為我不放棄信仰真、善、忍,並且堅持要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我曾經被非法關押四次,最後一次被輾轉送到遼寧省的三個教養院。我曾經被警察用電棍電脖子,當時我整個身體不由自主地痙攣,嘴唇都被我咬破了,空氣中能夠聞到皮膚燒焦的味道,我的脖子被他們電糊了。」
「他們還把我兩次關在小號裏面長達五十天,小號是一個一點五米寬,二米長的小屋子,是牢獄中的牢獄,小號的門上的孔只能伸出一個手指,下面是一個送飯的小口。小號裏鋪的是地板,不管多冷,都只能睡在地板上。平時的伙食是早晚兩頓,每頓一個窩頭,都是過了開飯時間拿來,冰涼的難以下咽,吃窩頭時就著醃製的大白菜根,渴了只能喝大便池裏的水……」
即使在幾年後的今天,郭居峰有時候仍然會夢到當時的情景,肉體上的傷痛結束了,但醫治心靈上的痛楚卻需要更長的時間。
不離不棄走過艱難
郭居峰身陷牢籠,而他的女朋友於海玲又何嘗不是身在一個無形的牢籠呢?為了郭居峰,她多方奔走,有一次她還夢到了郭居峰:「他臉上流著血,對我說:『救救我』。我立刻在第二天放下所有的事情去勞教所看他,但是那裏的警察沒有讓我見他。事後我才知道,那時候正是郭居峰受到酷刑最嚴重的時候,最艱難的時候。」
和郭居峰心有靈犀的海玲除了為男朋友擔驚受怕,還得承受著來自家人的壓力:「我的父母親戚朋友,沒有一個人希望我和他繼續發展,覺得他這一輩子已經完了,都勸我離開他。」
「我自己並不煉法輪功,對法輪功也沒有甚麼深刻的了解,但是我就是認準了一點:郭居峰人很好,很真誠、善良,有責任感,非常細心,對我非常關心,平時我們相處得很好。我看上的就是他這個人。我就是忘不了他。」於海玲回憶當時支持她走下去的動力時說。
作為高中同學,又是在一個城市讀的大學,多年的交往讓於海玲充份相信自己的判斷,對自己的男朋友不離不棄:「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四年,我周圍的人一開始都使勁勸我離開他,但是後來看到我始終沒有離開他,也就不再說甚麼了,等到我們二零零四年結婚的時候,大家都看到,我已經等了那麼久,就好像水到渠成一樣,他們也就不再來勸我了。」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這對在困境中憑著對真誠和善良的堅信而共同走過無數艱難的情侶,終於攜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沒有大擺筵席,沒有隆重的儀式,她也沒能披上美麗的婚紗,只是簡單的照了幾張像片,但是之前的一次次魔難,讓他們彼此更加珍惜對方。
再度面臨抉擇
婚後的生活並不容易,如果沒有迫害,身為電氣工程師的郭居峰和身為內科醫生的於海玲完全可以在國內過著幸福和安逸的生活,但是為了不再受到迫害,他們一起遠走他鄉,經常頻繁地搬家,為了謀生,夫妻兩個一起給學生上輔導課。
「郭方舟」,這個名字承載了他的父母寄予兒子的希望,「我們希望他如同西方傳說中的諾亞一樣,能夠給予危難中的人善良的幫助。」郭居峰解釋道。二零零七年,於海玲懷上了小方舟,和天下所有的準父母一樣,小倆口興奮而期待地等待著孩子的誕生。
這時,郭居峰的工作也出現了轉機,一個公司錄用了他做工程師,並派他到德國出差。二零零八年一月初,郭居峰乘坐的國際航班穿越漫長的黑夜,於黎明時刻來到了歐洲的金融中心法蘭克福,迎接他的是自由國度的第一縷曙光和清新的空氣。
就像在沉悶的夏夜裏的幾滴清涼的雨點,雖然能給人以幾點希望和欣喜,但是它們最終還是無法改變空氣中的壓抑和粘稠。就在郭居峰來到德國的時候,在他的家鄉黑龍江省雙鴨山市連續發生了五起綁架案例,警察破門而入法輪功學員的家裏,至少有十五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
「抓捕的時候正好快過年了,而且被捕的人中有三個六十歲開外的老年婦女。在我去年底回家鄉的時候,我還和他們中的一些人見過面,但就在一個月後,我來到了自由的國度,而我的同鄉法輪功學員卻被綁架,承受著酷刑和家庭離別的痛苦。」
「我非常難過,同時我也非常震驚,我預感到一場針對法輪大法弟子的大面積抓捕又開始了,當我知道了這次對法輪功學員的綁架是因為奧運的到來,而且是全國性質的時候,我開始陷入痛苦的選擇中,我如果回到自己的祖國會怎麼樣?我是不是應該考慮留下來?一個是為了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幫助那些被非法關押的人。」郭居峰說。
「我只有一夜的時間考慮,否則機會就轉瞬即逝了。那一夜,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我的即將在十天後分娩的妻子和將要出生的孩子。我來德國之後給我妻子打電話時的共同話題就是我們即將誕生的孩子,他會是甚麼樣子?給他起甚麼名字,我們應該如何做合格的父母?我期待著工作完後回家和太太、孩子團聚。」
「如果我不回去了,她能夠理解嗎?一個女人生產本身就是一種面臨鬼門關的考驗,而這個時候,如果我作為丈夫作出這個決定,不只不能在她分娩的時候陪伴她,而且再次相聚的日子遙遙無期,她又得面對自己帶孩子的艱辛和別人的風言風語,這對她太殘酷了……」
「可是我也想到,在過去的九年中,有九個我熟識的法輪功同修在迫害中陸續去世,他們中最年輕的只有二十七歲,有五位法輪功學員去世後留下未成年的孩子……再加上現在的大抓捕,如果我回國,就真的能陪伴在妻子孩子身邊嗎?如果我再次被非法抓進勞教所,或者監獄,那麼他們的痛苦和擔心不是比我留在德國更大嗎?」
天各一方 互相扶持
郭居峰在深夜裏輾轉反側,到黎明的第一線曙光出現在視窗的時候,他才發現,他一夜沒有睡著。「那種抉擇的痛苦,沒有經歷的人無法理解是怎樣的心痛,怎樣的無奈啊!」郭居峰感慨道,痛苦地抉擇之後,他最終還是決定留在德國申報難民,下面考慮的就是如何和妻子溝通。
「當我聽說了他的決定後,我覺得完全不能接受他的這個決定,那天我一夜都沒睡著。」於海玲說,她不知道這是不是一次生離死別,「我想至少十年見不到他,有時候我有種感覺,也許一輩子都不能再見到他了,我得一個人帶孩子。但是後來我也想通了,從他生命和安全的角度,我還是希望他遠遠地留在德國不要回來,因為即使在中國,中共也不會讓我們團聚,反而會置他於更危險的境地。」
「讓我非常感動的是,她後來還是理解了我的決定,並且承諾一定要堅強地、順利地一個人把孩子生下來,然後全力以赴地照顧他。我則承諾要為那些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在自由世界中奔走呼籲。雖然當時我的身份問題都還沒有解決,但是我堅信總有一天我會和妻兒在自由世界裏再次團聚。」郭居峰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然感慨萬千。
方舟多大,他就和爸爸分離了多長時間。而方舟的爸爸媽媽的無數次離合後團聚的婚姻再次面臨天各一方,他們互相鼓勵,在無比艱辛中各自完成著自己的承諾。
「我一個人帶著孩子在外面住,那裏的人都以為我是個離婚的,自己帶孩子。東北的冬天很冷,要儲存很多煤,三噸的煤,我一個人用了三天的時間,一點點地挪到了窗戶下面。為了照顧孩子,我有時候連洗澡的時間都沒有,買菜也得托別人幫忙。」於海玲說。
夫妻兩個幾乎幾天就通一次電話,嬰兒開始的兩個月所要面對的事情是非常繁瑣的,一次妻子對郭居峰說:「孩子經常醒,每天睡眠都很少,我還需要給孩子洗尿布,一段時間我覺得時間真的是無比漫長,但是我想我一定能夠走過去,我想這總比你在教養院受到的酷刑輕鬆一些吧!」
在一封給丈夫的信裏,於海玲寫道:「已經是午夜了,剛剛出生四十五天的嬰兒正在熟睡中,所以我有時間提筆寫信,他是一個健康、漂亮的男嬰,鼻子、眉毛和眼睛像極了他的父親,這對於我或許是一種安慰吧……」
郭居峰則在德國積極地參加海外反迫害的活動,接受媒體採訪,揭露中共媒體的謊言,到中使館前抗議,親身模擬演示酷刑,為逝去的法輪功學員燭光守夜,作為迫害親歷者參與人權會議,給歐洲的政治家寫信呼籲他們伸出援手……
顛沛流離的日子結束了
「能不能留在德國」這個問題曾經是壓在兩個人心頭的一塊石頭。「我是二零零八年一月份在德國申請難民的,在同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聖誕夜,我得到了德國政府的信,說我的難民申請批准了,我覺得,這是神給我的一個禮物。」
雖然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取得了身份,但是郭居峰覺得,他的難民申請算是很順利了。於海玲和她的家人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她說:「郭居峰的身份沒有下來的時候,我的家人和他的家人都覺得他沒有可能申請難民成功,因為都對外國情況不了解嘛,覺得德國人怎麼可以花錢讓一個外國人留在那裏呢?」
對於在德國已經生活了一年多的郭居峰來說,這並不是甚麼不可理解的事情了,特別是德國,因為有了二戰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歷史,德國人更覺得自己有義務和責任為受迫害的人提供棲身之所。
相聚的日子來得比所有人想像的都要快得多,不是十年,更不是一輩子見不到,而是一年零五個月以後,郭居峰就把兒子抱在了懷裏。在之後的幾天裏,有爸爸媽媽陪伴的小方舟非常快活,整天「爸爸、爸爸」地叫個不停,好像要把這一年多來少叫的都補上。
人海茫茫,多少夫妻大難臨頭各自飛,很少能有共患難的夫婦。方舟的爸爸和媽媽各自履行承諾,最終如願以償地團圓。衝破黑暗,擁抱自由的方舟媽媽回顧這十年來的歷程,說:「十年中我們顛沛流離,幾經離合,今天這種日子終於結束了。」
她說:「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讓人太壓抑了。我自己不煉法輪功,雖然沒有受到直接的(肉體上的)迫害,但是這些年來我的心也還是終日惶恐不安,擔心隨時會和家人分離,因為擔心丈夫被迫害,所以和丈夫一起漂泊,無法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迫害法輪功不只是幾千萬法輪功學員的事情,它牽扯到了多少家庭和多少不煉功的人啊!」
郭居峰說:「我們都是非常傳統的人,對物慾很淡,也無意留戀某個國家,之所以這樣選擇,完全出於對信仰的追求和自由的渴望。我看到的最新統計,在世界上一百一十四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人在煉法輪功,但唯獨中共在迫害法輪功,真的應該引起中國人的思考了。」
「我們全家現在團圓了,但是還有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他們的家庭被拆散,我們一定會盡我們的力量,早日結束這場迫害,幫助所有的法輪功學員獲得自由並和家人團聚。」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9/8/7/1098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