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過去了,二零一零年四二五前期,明慧記者採訪了三名當年參加四二五上訪的學員,從不同角度還原了「四二五」當天的情景,見證了這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天。
平和的上訪現場
當得知法輪功學員在天津被抓一事後,年僅二十歲、才開始修煉法輪功一年的李潔,懷著一個單純、善良的心願,參加了四二五上訪活動。今天回想起當年的情形,她說「一切都非常祥和」。「我們想這正是很好的機會,讓政府了解法輪功學員的平和。我們沒有口號,沒有標語,沒有激動的情緒。大家都覺得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都非常坦然站在那裏,非常祥和。」第一排都是站著,累了就坐到後邊去,後面有的學員在煉功,也有學員在看書。」李潔說,大家心情都很平和,連表情都是那麼的祥和。
輾轉來到美國的法輪功學員李彬(右)和李潔(左) |
剛從研究所畢業的法輪功學員李彬到北京找工作,剛巧遇上了「四二五上訪」,她毅然參加了。她認為修煉大法後身心受益,也想讓別人受益,要讓世人知道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去之前根本沒想到第二天會有多少人,甚麼都沒想,只是單純地想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
李彬說:「第二天六點多鐘我們幾個學員就坐公共汽車去了,到了車站下車後,看到很多學員已經在那兒了,有的戴著法輪章,有的拿著《轉法輪》書,一看就知道是學員,也有許多外地來的。當時我們還怕影響行人過路,我們在過道上都留了給行人走的路,馬路上一個學員都沒有,都是站在兩邊的人行道上,人行道上也留一條過道給行人走,就是怕影響行人。」
「學員很多,但一點都不會亂,當時場面特別平和,特別安靜,連聲音都沒有,沒有口號也沒有標語,特別祥和的一個氛圍,我們甚麼都沒多想。」她還說:「站在我們這條馬路邊上的一個警察才二十幾歲,他們的任務是來維護秩序的,看到我們學員男女老少多大年齡的都有,都是這麼祥和,都面帶笑容,他就不好意思了,站著站著,都不好意思看著我們了,就背對著我們。後來我跟他講法輪功的實際情況,他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後來,我親眼看到,他丟在地上的煙頭讓學員給撿起來了,他覺得不好意思,表情很靦腆的。」
曾經參加四二五上訪的周琳娜女士和丈夫 |
來自北京的周琳娜女士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在那裏待了一整天,從早上一直到晚上九點多,這過程中大家都很安靜,靜靜地看書,靜靜地在那站著,年輕的在前面站著,年紀大的在後面,坐在坐墊上看書或煉靜功。」「這期間有學員拿塑膠袋不停地收垃圾,包括警察丟在地上的煙頭。」
警察「帶路」 事後栽贓
據李潔回憶當時上訪的情況說:「當時我們找了好久信訪辦,沒找到那地方。學員有北京去的,也有外地去的,有的帶法輪章,有的拿著大法的書。我們來到中南海對面,有警衛過來,問我們上訪嗎?我們說是啊,找不到地方,他說他可以帶我們去上訪,我們還挺高興的。後來公路就管制了,交通車還不能隨便通行,轎車也不讓走。後來,來了好多警察站在我們前面,還有幾輛警察的車開來開去,大家都不知道他們要做甚麼。當時我們都是站在馬路邊,一點也沒有影響交通,所以當時不讓車子經過,我們覺得很奇怪。」
李彬女士也提到:「人越來越多,我們也不知道信訪辦在哪裏,後來有警察過來,要我們跟著他到那一邊去。我們當時甚麼都沒想,法輪功學員特別單純,警察領著走,我們就跟著走,我剛到北京,地方也不太熟悉。不記得在哪條路,但記得跟著警察走到紅牆那邊,我們當時是在紅牆對面的馬路。每個馬路上都有警察,他們領著人把信訪辦圍上,現在想想,是中共設的圈套造成的所謂的包圍中南海的態勢。」
周琳娜女士對北京很熟悉,她說:「本來大家都在信訪辦一帶站著,後來人越來越多,大家還是沒有到中南海那邊去。後來大概七點鐘,有警察過來說,跟我來吧,把學員帶到這、帶到那,最後被帶到中南海西門對面的人行道上,就在那邊站著,沒有接近中南海,中間隔了一條馬路,我們都是靠著牆站著。法輪功學員很注意不去影響別人,留了足夠讓行人走的路,交通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當時的公共汽車、上班的人群都很暢通。
「那時,警察很多,幾步就有一個警察,開始的時候警察情緒比較放鬆,也跟我們聊天,他們了解法輪功是怎麼回事,覺得學員都是挺好的,表現出來的平和、冷靜,讓他們很感動。但是到了下午天快黑的時候,換來了一批武警,就感覺氣氛很緊張,他們也不跟學員說話了,感覺是劍拔弩張的氣氛,好像隨時要怎麼樣了。當時學員是站在人行道上,他們是站在馬路上。後來到了晚上八、九點鐘,去中南海裏面的學員就出來了,說事情得到解決了,我們的幾項要求他們都承諾了,然後天津學員也放人了,我們當然很高興,就回去了。」「回到家門口時,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他告訴我,他的親戚在總政作戰部,作戰部正在開會,說那天晚上十二點學員還不撤離的話,就會從嚴處置云云。」
黑雲壓頂 四二五後開始騷擾學員
四二五後,江××一手遮天,出爾反爾,給這次合法的和平上訪扣上各種大帽子,並以此為藉口,對法輪功開始了瘋狂迫害。「電視台說我們去圍攻中南海,我們甚麼也沒幹,只是在那邊站著,就是靜靜地站著。」
周女士說:「他們既然承諾了,『四二五』後我們就放心地去煉功了,還像以前一樣該做甚麼做甚麼,沒有想到中共會出爾反爾。九九年春天,北京很多地方星期天上午都有很多大型的集體洪法煉功活動,有上千人的、一兩千人的,我經常參加在中關村裏的一個大操場的煉功活動。『四二五』以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我又去參加那個大操場的集體煉功。兩天以後,警察就到我家來了,大清早就來敲門,然後把我們夫妻兩個帶到派出所去,這是我第一次跟中共的警察打交道,問我們四二五有沒有去中南海上訪,很兇啊,還問星期天中關村的煉功有沒有去,警告我們以後不准再煉了,再煉的話後果自己負責云云。」
「再過一個星期的星期天,我又去中關村那個操場煉功,他們卻指使中關村各企事業單位,派車開進了那個操場,我看到操場都停滿了車子,把操場當停車場了,後來我們就沒有場地煉功洪法了。我還聽說,他們還不斷地去騷擾學員,還要各單位追查有誰「四二五」去中南海上訪了。
李彬女士說,其實很多不修煉的人當時都明白真相,她說:「母親知道我去參加四二五的上訪活動,心裏特別恐懼,說中共都是秋後算帳的。然而,我一個同學在銀行工作,聽到同事談起這事,說是法輪功去鬧事了,我這位同學就嚴肅地向同事說,他們只是去反映情況,他們都是好人。同學說她有好多朋友煉法輪功,他們的人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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