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次綁架、2次勞教迫害 北京農婦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明慧網通訊員北京報導）自從江澤民一九九九年七月發動對法輪功的嚴酷迫害後，北京市朝陽區農婦蔻茹敏家無寧日，經常被無端騷擾，她遭受了十二次綁架；五次非法拘留；五次非法置留；二次非法勞教共四年（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被迫流離失所一年與四次非法抄家。丈夫在長期擔驚受怕中，積勞成疾，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離開人世，終年四十九歲。

二零一五年七月，現年六十一歲的蔻茹敏向最高檢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要求依法追究其法律及刑事責任，還法輪大法清白。

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五年，江澤民個人或夥同已知與未知的共同犯罪參與者，發動、設計、謀劃、命令、主導、落實、管理、參與或煽動了對中國法輪功修煉者的酷刑折磨以及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與懲罰，這些行為違反了中國憲法以及中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二百三十二、二百四十八、二百五十四、二百三十四、二百三十六、二百三十七、二百三十八、二百九十七、三百九十九、二百六十三、二百六十七、二百七十、二百七十五、二百四十五、二百四十四、二百五十一以及第二百四十六條。

以下是蔻茹敏老人在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與理由

一、每天都沐浴在幸得大法的喜悅之中

我是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那時是我丈夫先得法的，他煉了法輪功之後，心態變的更平和了，長期吃的降壓藥也停了，可是血壓卻正常了。真太神奇了，我帶著一顆好奇而又想探索神奇的心，走入大法了。師父講的大法法理就深深地觸動了我，師父揭示了宇宙最高特性是真、善、忍，他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

師父叫我們做人首先要重德，做好人就要按著真、善、忍標準去做，說真話，辦真事，做真人，不說謊不騙人，講誠信守道德；與人為善，做任何事都要首先為別人著想，有好事先想別人；在利益面前做到忍，做到讓，不爭名，不爭利，這才是做真正的好人。修煉中我漸漸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要「返本歸真」。這法理講的太好了，我一定要按師父講的去做，向內去修我那顆心，用真、善、忍修去一切不好的人心，向更高境界昇華，於是我堅持不斷地學法煉功，按真、善、忍的標準做人做事。

半年後，我的身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原有的慢性胃炎、頑固性頭疼，婦科月子病、心臟病　等多種疾病不治而癒，真正體會到無病一身輕。我的身體總感覺到輕飄飄的，走多遠的路不累，騎自行車好像有人推一樣，渾身上下別提多舒服了，那個美妙無以言表。

身體有了變化，心胸也發生了變化，我的心態平和了、心情愉悅了、性格開朗了、頭腦清晰了，不知不覺中我整個變了一個人，不再發脾氣了，對人寬容大度了，遇事能忍讓了，不計較個人得失了，以前對公婆的不滿也消失了，時時處處能為二老著想了。我每天都沐浴在幸得大法的喜悅之中。

師父對我的救命再造之恩，我永生不忘，用盡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對師父的感恩之心。

二、我遭受迫害的經歷

由於法輪功走的正，能夠使人真正身心受益，洪傳的非常快。江澤民這個小人，因妒忌李洪志師父的崇高威望，對法輪功有目的、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全面鎮壓，對法輪功和法輪功創始人進行造謠、誣蔑、誹謗、陷害，違法越權，開動整個國家機器，以「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惡滅絕政策，對上億法輪功學員展開了瘋狂迫害。

我是法輪大法直接受益者，深知法輪大法對社會、對國家、對人們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有著不可估量的普世價值。作為一名直接受益的法輪大法修煉者，我有責任捍衛我師父和大法的尊嚴與清白；作為一名社會公民我有權利行使國家「憲法」賦予我的權利，我和千百萬法輪功修煉者一樣本著善念、和平、理性的向政府說明情況，然而江澤民團夥非但不聽廣大群眾的呼聲，反而下令非法抓捕、關押、判刑、勞教等手段，來迫害敢於講真話的修煉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今十六年的瘋狂鎮壓，使難以計數的幸福家庭被拆散，無數學員被酷刑折磨、摧殘致傷、致殘，數百萬計大法弟子的寶貴生命被無情奪走，甚至被活體摘取器官牟利，製造了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

在這場持續十六年的邪惡迫害中，我沒有違反國家的任何一條法律，我只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告訴中國及世界上善良的人們，法輪功是正法，是佛法修煉，我師父是清白的！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不但是極其嚴重的違法行為，而且是對我國憲法和法律的法規嚴重踐踏行為。我只想按師父說的做好人，僅此而已，別無他求，卻受到江澤民指使的各級執法部門的迫害，江澤民把億萬人民群眾推到了政府的對立面。與此同時我和我的家人也受到了極大的傷害，經濟上受到了嚴重損失，在身心上受到了無法彌補的奇恥大辱及創傷，使我摯愛的丈夫失去生命，過早的離開了我們。

（一）家無寧日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我村書記王文輝，副書記李春豔，村長李佐英，治保主任王士江，婦女主任張桂玲等人，為了自身利益，積極配合鄉610和鄉派出所對大法弟子無端騷擾。

為了攔阻我們在街心公園煉功，大隊治保主任王士江和張桂玲商量，把全村廣播喇叭的開關安裝到王士江的家中，他能看到我們煉功點的情況，只要我們一到煉功點，他就把兩個高音喇叭打開，干擾我們煉功，也干擾全村人休息。

有一天，我們煉靜功時，王等人趁著天色暗，往我們煉功場中扔玻璃瓶，碎玻璃碴子直往我們身上濺。如果我們提前兩小時煉功，他們也提前把高音喇叭打開，全村人都被吵醒，半夜有村民打電話質問書記王文輝讓不讓人睡覺？王文輝卻說：「別罵我，要罵就去罵法輪功吧。」邪黨人員就是這樣在民眾中製造仇恨的。

有一天，早上六點多，治保主任王士江和妻子李佐芹氣勢洶洶來到煉功點撒潑打人，王士江手拿五節一號電池的手電筒對一名大法弟子大打出手，弟子頭上和胳膊上全是一條條大紅稜道道，李佐芹連打帶踢還罵個不停，鞋都踢掉了。

王士江還派聯防的、掃街的跟蹤監視大法弟子，我們走到哪，他們就跟到哪，非法限制我們的人身自由。那時派出所、610、經常騷擾大法弟子，翻牆進家綁架大法弟子。鄉長指使副鄉長帶人來家騷擾，金盞鄉派出所警察也經常騷擾大法弟子家，態度非常惡劣。

片警賀明進和尹姓警察、孟姓警察，到拘留所和天安門派出所接我村被綁架的大法弟子時，對大法弟子的態度十分野蠻，把大法弟子塞進小車的後備箱，有時一次塞進兩個人，後備箱裏還有工具，空間非常狹窄，坐不起躺不下。

賀開起車來專找不平的路走，還東拐西拐左右搖擺，車裏的大法弟子一會兒撞到這邊，一會兒撞到工具上，致使一位同修血壓升高。還有一次把接回來的大法弟子滯留在金盞鄉派出所兩天不讓吃飯，喝水。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早上六點，朝陽國保徐勇等聯合金盞鄉610、東壩、孫河派出所一同實施對我村大法弟子多人抄家，金盞鄉610金連棟把我家床上被褥全部拉開，床下鞋盒、書盒全部搬出，連衣櫃的衣服都翻得亂七八糟，他還說：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證據，把人送進去。他們連樓上、陽台、洗衣機、冰箱、洗漱間、暖氣爐等地方都翻到了，我家就像遭土匪搶劫一般。

二零零一年大年初一夜裏十二點鐘把我綁架到派出所滯留一天，第二天丈夫去接我，警察靜偉不讓走，我丈夫急了，他只好放我，並讓我丈夫看著我，我丈夫義正詞嚴的說：「我沒有權利干涉人家的行動自由，人家煉功怎麼啦？人家好幾年一粒藥沒有吃。」他聽了也不吱聲了。

（二）拘留所關押

為了讓世人知道法輪大法好，為了討還大法與師父的清白，我要站出來堂堂正正的證實法。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月，我和同修兩次到天安門證實法，我們打出寫有「法輪大法是正法」的條幅展示給世人看，被廣場的便衣搶下連踢帶打強行拽上警車，送到天安門派出所，後被本地派出所接回，送到朝陽拘留所非法關押，一進拘留所就受到人身侮辱，全部脫光衣服檢查，衣服被剪的亂七八糟，不能再穿。

獄警唆使牢頭無端打罵我們，為了抗議非法關押、侮辱、虐待，我們進行絕食抗議，又遭野蠻灌食，注射不明藥物。我們監號關押了三十二人，一米寬的地方要睡下四、五人，條件惡劣。我們背法、煉功，獄警打開牢門唆使牢頭等人對我大打出手，儘管這樣我們還是慈悲的把自己的饅頭給其他犯人吃，把僅有的一點開水讓給她們喝。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因發真相材料，被人舉報，被呼家樓派出所綁架，他們把我背銬在地下二層的鐵椅子上兩天沒吃沒喝。後被送到朝陽拘留所，遭到野蠻拍照，幾個男人粗魯的把我按在水泥地上，揪住頭髮拍照。在那裏還對我進行野蠻灌食，幾個吸毒犯和警察同時動手，七手八腳把我按在水泥地上，用很粗的皮管子插進鼻孔，有一次出現危險送到醫院搶救。

酷刑演示：打毒針（注射不明藥物）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在北京東城看守所，獄警唆使牢頭揪住我的頭髮拖在地上，連鞋都沒有穿，拖到刑房野蠻灌食；人成大字形銬在鐵床上注射不明藥物；還遭到預警唆使四個男犯人把我按倒在刑床上扎電針，獄警把電流一下開到最大，我的整個人就被彈起來又落下，這樣來回幾次，把我折磨的好苦呀，真是沒有人性。

（三）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的罪惡

二零零二年元宵節那天，我被送到大興團河勞教人員調遣處，到那就讓我們低頭，用警棍打頭，然後強制我們站在空曠、冰冷的大庫房，直到有人暈倒；又讓我們蹲著，前後一小時左右，以此來消磨我們的意志和正念。然後逼迫我們寫保證，我不寫，隊長國玲娜（以下簡稱國），二十三歲，又叫來七名吸毒犯，平時養的打手，讓他們把我按在水泥地上，有一個人不好意思動手，國說：「你不想減刑了，想減就使勁按住。」

有四個人分別按住我的四肢，一人坐到我肚子上，按住胸部，一人用抹布蓋住我的眼睛，揪住頭髮使勁按在地上，一人用鋼勺把兒和牙刷把兒用力翹嘴和牙齒，往嘴裏捅剛打來的乾米飯，捅了半天也沒有進去，我用力反抗，國看到說：「我來。」她蹲在我的左前邊，用皮鞋跟踩在我的左小臂上。

那時國玲娜已經失去理性，根本不顧我會受到傷害，在我嘴裏亂捅，捅幾下就灌點涼水，致使我的臉上、身上、脖子裏、毛衣上到處都是米飯粒和涼水，直到出現生命危險才住手，把我拽起來的時候左小臂根本不能動，國馬上叫人拿來速效救心丸，強行給我吃下。吸毒犯按住我的手在保證書上簽字，我用力反抗，根本就不是字，國竟然說行了也算寫了。後到樓上大廳又罰站一天，不背監規不讓進班，這期間我受盡凌辱與迫害，造成口腔潰爛多日，牙齒鬆動。

第二天，就開始超負荷的勞動，每天五點三十起床開始幹活，晚上幹到九、十點鐘是經常的事，每天勞動十五、六個小時，有一次竟幹到夜裏一點半才讓休息，也不讓洗漱。每天幹奴工是有定額的，完不成定額不讓睡覺，有時讓全班陪著，這樣用來製造仇恨。

在調遣處一個半月沒有洗過衣服，因為所有的時間都在幹活，不讓喝水，每天只能上兩次廁所，晚上洗漱只給二、三分鐘。吃飯還要打報告詞，請求他們給飯，用這種方法侮辱人格。走路靠邊，見到警察要問好。

有一天晚上看電視，新聞中有一人寫了誣蔑大法的書，很多學員都站起來喊大法好，把國玲娜等警察嚇壞了，如臨大敵，把護衛隊也叫來了，又是威脅，又是恐嚇，第二天，國把我們班喊口號的都叫出去迫害，她連打我頭好幾下，侮辱、謾罵我，我說：「你這是犯法。」她說：「甚麼法？我就是法！不信我把人關在那邊小屋裏，綁在死人床上，怎麼折磨你都沒人管，你叫也沒用，沒人能聽到，更不會有人管。」

還有，我剛到這時帶來的日用品等東西被搜查時，好的她們自己留下，不好的就扔了，被子被她們拆的稀里嘩啦，棉服被剪的亂七八糟，根本沒法穿了，說是查經文。

在那裏，每天都在水深火熱中煎熬著，所有一切都是超越人的生理極限，警察根本不會正常說話，甚麼時候都是最高分貝，簡直就是聲嘶力竭，她們自己都說：「這裏是人間地獄，來到這裏別想好過。」　她們用盡各種卑劣的手段迫害好人，以來掩蓋他們內心的空虛。

（四）在勞教所遭受的折磨

從調遣處轉到勞教所後，我再次遭到非人的肉體迫害和精神折磨，在層層的政治壓力和利益誘惑下，勞教所成了殘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又一座人間地獄，在所謂的春風化雨般的謊言下，卻幹著見不得人的勾當。

那裏從上到下都是謊言欺騙，恐嚇威脅等卑鄙手段，並靠暴力迫害好人。為達到轉化的指標，他們總結一套強制、卑鄙、殘酷手段分模式進行。首先以偽善登場，威逼、利誘、哄騙等手段，讓你不停的看誣蔑大法的材料，然後表態，如果說真話就會讓包夾拳腳相加，挖苦、辱罵不斷，他們轉化學員的招數陰狠毒辣，甚麼損招都用。例如：長時間一個姿勢坐小凳子，凹凸不平，只穿一條單褲，不許動，雙手放在膝蓋上，身體直挺、不許低頭、閉眼、兩腳並攏，罰站、不讓睡覺、不讓喝水、不讓上廁所、冬天放到大門口邊，西北風從門縫吹進來凍你，要不就放在窗口凍，夏天放到牆角，不讓透氣，用紙箱隔一米見方小地方，包夾坐外面，不讓洗漱、洗澡、不讓與別人交談，不讓接觸任何人，時間長了臀部會被硌破，出血結痂，正是這種強制洗腦，有些人就是受不了這些折磨，違心的配合，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痛心，接下來就是超負荷的勞動。

二零零二年我到那裏時主要是穿魚食，每人每天定額穿十斤，還有包筷子每天要包五千雙到七千雙，幹不完全班挨罰，還要找你個別談話，幹這種活累的手指腫得老粗，連手腕都腫了，也不讓休息。

聽說各大隊自主承包，他們到處攬活，每年上繳所裏六萬元左右，剩下的留在隊裏由警察分享，所以他們更加抓緊時間搶活，他們好多分錢財。我是全隊幹活出勤天數最多的，因為他們認為我思想改造沒有達到他們的標準，不能參與其它事情，只能天天幹活，幹了一年多發給我的勞動補貼是全隊最多的共計十七點九三元。

二零零七年，第二次勞教期間，強迫體檢時查出甲狀腺結節病變為惡性腫瘤，辦理了保外就醫，勞教所警察對我女兒施壓，讓女兒辭掉工作在家裏看著我，並威脅說：「在這期間如再出問題就判大刑。」逼女兒讓我做手術，女兒信以為真。我做完手術後，在身體還極度虛弱的情況下，勞教所來了好幾個獄警和獄醫，當著我八十歲老母的面把我綁架走了，藉口是確保奧運安全。我母親痛苦萬分，老淚縱橫說道：「這是甚麼世道，做好人都難。」為這事大病一場，家中無人照顧。

到了勞教所，我的身體沒有完全恢復，可是勞役、辱罵、各種迫害卻完全恢復依舊。在勞教所不放棄信仰，不配合警察的學員就會遭到非人的折磨。例如：北京大法弟子趙詠梅被單獨關在小監室裏，地上鋪上被子，為的是折磨、毆打她時沒有聲音，每頓飯只給一小口饅頭和菜湯，並在菜湯裏加不明藥物，致使趙詠梅整日頭腦迷糊、眩暈、四肢無力，瘦的皮包骨，警察卻說：「餓不死就行。」又如另一位北京大法弟子沒有厚衣服，天冷了，於是拿出錢請包夾幫助買件厚絨衣，結果獄警指使包夾不要給她買，用這錢給你自己買點東西，有意讓大法弟子凍著。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就不一一列舉了。

（五）我的家人所遭到的迫害

我原本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四口之家，丈夫、我和兩個可愛的女兒，丈夫叫張貴成自從修煉了法輪大法，按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修心養性，做個更好的人，他的身體更加強壯，不吸煙、不喝酒、為人正直、待人有禮、孝順父母、疼兄愛弟、疼愛嬌女、體貼謙讓妻子，遇到任何事都先為別人著想，不論貧窮與富貴都一視同仁，是親朋、鄰里、單位公認的好人。

就是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從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後一直經受著迫害。在我被迫離家和被非法關押期間，他一人承擔起照顧八十歲的老母和老岳母的擔子，還要照顧上學的女兒，弟妹家的事也要分心照料，更讓他擔心的是我的安危，他每日操勞，還不得安寧，國保、610、派出所還經常上門騷擾、抄家，長期處於身心緊張、擔驚受怕、過度勞累的狀態中，精神受到巨大的壓力和傷害，積勞成疾導致他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過早的離開人世，終年四十九歲。

丈夫的離世給了倆位白髮老母沉痛的打擊，她們悲痛欲絕大病不起。幼小的女兒從此失去了無比疼愛她們的父親，我失去了同甘共苦二十六年的摯愛，我家的那根頂樑的大柱子塌了。出殯那天，天空陰沉，飄著片片雪花，真是天地同悲；後來天空見晴，我知道那是上天告訴我，總會有撥雲見日的一天，不要過於悲傷，人間正義終會到來。

這些年來，我那兩個女兒，經受了母親一次次被綁架、關押、拘留、勞教、流離失所的驚恐之日，還經受著國保、610、派出所經常上門騷擾、抄家，的驚嚇，又經歷了失去父親的悲痛。正當她們處在中考和高考的關鍵時刻，卻整日過著沒有父母陪伴，擔驚受怕的日子，陪伴她們的卻是恐懼與思念，學習不能精力集中，想的是：媽媽甚麼時候回來？經常是暗自流淚。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晚上八點左右，只有兩個女兒在家，突然有人敲門，大女兒開門一看是國保警察和聯防的人，沒有讓他們進來，國保警察以妨礙公務為由要把她綁架走，二女兒發現後趕緊打電話把叔叔嬸嬸叫來，在親人的交涉下，孩子才得以安全。可是那些警察卻如狼似虎的再次抄了我的家，又像土匪洗劫過一樣，兩孩子再一次受到巨大的傷害，這深深的烙印在孩子們的心中是永遠也揮之不去的。

這一切都是因為江澤民對法輪大法的迫害所帶來的。我那幸福美滿的家被拆的骨肉分離，陰陽兩隔。我那年邁的老母親也沒有逃離江澤民的迫害，二零零八年奧運前夕六月五日那天，他們竟當著我八十歲老媽的面綁架我，老人家當時全身動彈不得，我質問他們為甚麼抓我？警察說：「上邊有令，殺人放火都可以不管，專抓煉法輪功的。」老母為此大病一場。

自從江澤民迫害大法以來，中國有多少家庭被剝奪了最基本的天賦之人權，記得女兒哭著對我說：「爸爸不在了，我們多想跟媽媽在一起過正常的生活呀。」孩子的要求不高呀，可是目前在中國，在江澤民的打壓下，孩子們這簡單正當的願望卻難以達到。我們這點最基本的做人的權利都被掠奪了。

首惡江澤民為一己私利，發動對法輪功學員及家屬的迫害，其血腥程度達到了人類有史以來之最，這喪失人倫無情摧殘與折磨，實在無法想像，如果我沒有學大法，沒有宇宙真理的福澤，讓我感悟到了超越凡俗生命的境界，沒有師父的呵護，我這一介凡夫俗子，一個普通的鄉村婦孺的血肉之軀怎能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壓力和心理創傷呢？

基於上述十六年來由於我堅持信仰真、善、忍，我和我的家人、親人在精神上、身體上、心靈上、經濟上所受到的種種迫害，這都是江澤民一手造成的。所以我申請最高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江澤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訴，依法追究其罪責（包括刑事責任、經濟賠償責任和其它相關責任）。希望貴院秉公辦案，為民伸冤，還世間公道與人間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