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十年冤獄、多次被迫害命危 曲德洪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在江澤民發動的這場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的十七年中，今年五十歲的曲德洪有十年是在監獄度過的、多次被迫害的奄奄一息。期間因一家三口人參加新聞發布會而多次被迫害生命垂危，夫妻二人均被非法判刑，十歲的兒子被公安部關押，曲德洪未出獄就被迫離婚，老母被警察入室驚嚇離世。四口之家最終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下面是曲德洪在對江澤民的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

我叫曲德洪，原住雞東縣永安鎮永新村。我以前脾氣暴躁，修煉法輪功後，我一改往日的惡習，努力遵循「真善忍」的原則修煉心性，努力約束自己不正當行為，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澤民的個人意志和淫威下，成立了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全國性恐怖組織──納粹蓋世太保似的「六一零辦公室」，是一個全國範圍的實施這場血腥迫害的機構，對數以千萬計堅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國法輪功學員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正是在它的策劃、指揮下，導致我遭受到了如下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以一己之私發動了鋪天蓋地的對法輪功造謠、污衊。我和本鎮十多名法輪功學員為了向國家、政府機構、職能部門反映實際情況，證實法輪大法好，幾經周折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可是，我們卻沒有想到：北京各級職能、信訪部門的不作為，導致所謂的民主、人權、公平、公正蕩然無存。

在北京，我們繞過了重重封鎖，來到了天安門，此時的廣場，軍警特務遍地，到處是便衣，當我與外省市的法輪功學員剛坐在一塊時，一個矮個便衣，拿著一個對講機，走到我們面前說：你們是法輪功吧？你們是來上訪的吧？我知道地兒，你們跟我走吧，我領你們去。就這樣我們一行近二十餘人被他領到了 「天安門派出所」，結果被非法關在一個空屋內，有警察和「保安」不讓說話，不讓走動，他們滿口髒話，並謾罵法輪功學員，我們都被禁止去廁所，我們的身份證被強行扣留。當時被劫持在那裏的法輪功學員共有四十多人。我們逃離了派出所，重返天安門廣場。

九九年八月份的一天，我與全國各地的十幾名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南島漁村吃飯，被北京國安、總參某部特務盯梢，在回住所的路上被一黑一白的兩輛車子跟蹤，上有兩個紅色的「警備」字樣的車牌，大家發現後分頭找機會擺脫他們。我和一同修被此二車緊緊跟蹤，從黑天一直跟到半夜，滿京城轉圈，後被逼迫誤入北京火車站，特務們夥同站內乘警綁架了我們倆，強行搶走我的手機，我不肯告訴真實地址時，他們去微機室查詢，此時，我又被惡警們強行搜身，後又遭到謾罵，恐嚇。我倆先後逃離了那裏。

被國家安全局警察刑訊逼供

當時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不斷的升級，各地的派出所、保衛科、政法委等邪黨機關都陸續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等各處抓捕法輪功學員。我和其他在北京的法輪功學員，想讓全世界的有緣人知道法輪大法的美好，認識江澤民流氓集團的欺世謊言，我們召開了「中國大陸法輪大法新聞發布會」。與會期間，在場的法輪功學員，向來自外國各大媒體記者，講述了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和因為上訪所遭受的慘烈迫害。他們聽到後感到很震驚，向世界各地做了及時的報導。

十月二十七日，江澤民在新聞聯播裏誹謗法輪功，第二天我們召開的新聞發布會，給了他當頭一棒。

由於國安部非法監控了我們的手機，傳呼機等，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九點多鐘，在我們準備籌備「聽證會」的過程中，我與另二位同修和《澳洲時報》的記者，在北京國際郵局門口相會時，被國家安全局特務一行二十人綁架。特務們帶的胸卡為公安局，後得知胸卡是臨時借來的，在車上警察們搜遍我們的全身，搶走了手機和隨身帶的所有錢物，蒙住雙眼劫持至安全局專用的看守所。

送到審訊室後，由三個人合夥迫害，中間的只管問，兩邊的人各自記錄。他們互相叫代號，都不認識。各有一個密碼箱，「口供」放到密碼箱中後兩人交換箱子，由中間的人設定兩箱的密碼。當問我的姓名時，我不配合，他們把我鎖在鐵椅子上，椅子上有一個銬子，銬住我的手，牆是泡沫的，是防撞的。地是軟軟的，水杯子都是塑料的。

酷刑演示：鐵椅子

他們說：「想死你都死不了，國際間諜到這都得服，不行整死你。整死你也沒有人會知道，放明白點，江主席在法國下令了，把你們與會的頑固分子統統處死。就看你現在怎麼做。」說話的特務是東北口音，四十多歲。另一歲數大一點的說：「不用問他叫甚麼名了，收拾他就成了，裝甚麼孫子，靠牆撅著去，給我『飛著』，兩手抬高點（飛著就是面向牆，撅著低頭哈腰，背部，後腦勺貼牆上，兩個胳膊硬抬過去翻轉後貼在牆上，手心貼牆）。」此動作由三個特務共同參與迫害的，其痛苦程度無法想像。折磨手段不斷的變換，直到天亮，他們也沒得到甚麼結果，最後他們從新發來的照片上認出了我，此時已是十一月一日了，有一個說：「才知道姓名，抓的日期就按今天算。明天給他送走，送北京七處去，基本上別想出來了。」

第二天，我被劫持上車，被蒙住眼睛秘密送往北京七處，一到七處，環境非常惡劣，廁所和床鋪挨著，限制大小便，每天兩頓飯，每頓一個小窩頭，一點點菜湯基本沒有油，幾平方米的小牢房關了20多人，時值冬天我被迫睡在冰冷的地上。他們採取「車輪戰術」，不讓睡覺，不停的恐嚇。上樓時不讓你走，而是兩惡警架著我的胳膊（架著，腳基本不太接觸地）。拖到預審室往地上一扔，又抬起來往鐵椅子上一推，把夾板一放，狠狠的將鎖頭鎖上，然後往那一坐，「啪」拍桌子一下，聲音很大的說：「精神點，你知道這是甚麼地兒嗎？北京七處啊，這沒幾個能活著出去的，都是大案要案。你現在就是我手中的一鳥，我讓你鬆快點你就好過點兒。問甚麼說甚麼，不然收拾你。」

我甚麼都不說。一次從別的預審室過來一個「幫忙」的惡警，惡狠狠的對我拳打腳踢，用軍用大皮鞋在我的全身亂踢。重拳加耳光在我的頭上、臉上連抓帶打，滿臉是血，滿身多處青紫，頭髮被一綹一綹拽下來，揪斷的短頭髮混雜著鮮血，被施暴中噴濺到椅子周圍的牆上，我曾幾次昏死過去。

當非法提審我妻子張永麗時，他們對牆上的血跡解釋說：那沒事，那是腐乳湯，牆上有很明顯的處理過的痕跡，但沒擦淨。我曾被多次提審迫害，每天兩頓飯，每頓一個窩頭。真是菜湯裏幾乎沒有一點油，菜湯的碗底下面一層黑泥，菜葉上粘著小蟲子。我們被餓的骨瘦如柴，那種感受真是度日如年。

大約十二月末的一天晚上，所有七處被劫持的法輪功學員全都提出來了，在走廊裏排隊，被分到各個北京所轄區的看守所，參與新聞發布會的法輪功學員全都分到通州區橋莊看守所，那裏的看守人員也很邪惡，我多次被體罰，有一個外地的女法輪功學員被惡警把電棍塞進嘴中電擊。妻子張永麗被四、五根高壓電棍同時電擊。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六，在通州法院秘密開庭非法判了六名法輪功學員。（期間江澤民在法國訪問時親自下令、直接指揮了對我們的這次抓捕、判刑，抓捕我們之前曾叫囂：「抓到後統統處死。」只是後來被眾多海內外媒體曝光，他們顧及到國際影響無奈作罷。）

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六個月。二零零零年二月份劫持至天河監獄「南大樓轉運站」。在那裏不許我與他人說話，不許走動；妻子張永麗被北京通州法院誣判一年，被留在通州看守所遭受迫害。

正值北京的四月份氣溫升高，不給換單衣，很多在押人員只能偷偷的一點一點的往出拽棉衣褲的棉花，上廁所時再偷偷扔在便器裏，如果被發現就會一頓毒打或電擊。要定時去廁所，不到點不許去，有的人來不及就便到褲子裏。歷盡這裏的苦難後，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我又被劫持到哈爾濱監獄。（當時江澤民下令所有被判刑的法輪功學員必須分回本省、省會監獄關押，也就是大刑期監獄。）

在哈爾濱監獄遭受的折磨

同年四月十九日被送到哈爾濱監獄（哈三監），到那先分到集訓隊，雜工組長楊金剛說：「你是全省第一個法輪功入監的，早聽說了，等你一個多月了，必須轉化了你。」那裏的警察下令每天不許與別人說話和接觸，用四個刑事犯包夾，晚上有一個犯人專門坐在我身邊貼身看管，上廁所都得跟著。值夜班的犯人白天睡覺，其餘三個犯人形影不離我左右，每天記筆錄向警察彙報情況，家裏寄來的鹹菜、香腸、鴨蛋等被無理的告知：不轉化的拒收，往返郵遞多次，最後返回家中的郵包裏的東西都爛掉了，而我卻餓的骨瘦如柴（因哈監每頓只吃一小塊玉米麵板兒糕，用未成熟的麵瓜蛋子當菜吃，而且沒有一點油。玉米麵都是一籮到底的，就是玉米直接加工，玉米骨頭玉米鬚子都在裏面。）惡警龔大偉還指使雜工組長楊金剛對我體罰，罰站，騎窄凳子，不許買吃的等。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日，我被分到二大隊，中隊長張雪濱（音）積極參與迫害，採用單獨封閉，不許接觸別人，用兩個「包夾」迫害。有一次，因為我在監舍與幾個犯人說話，被惡人告密，我被張雪濱叫到辦公室說：你以後能不能把口閉上，不許再說大法好，甚麼話都不能說，就是當啞巴，能不能做到。我說：大法就是好，我說的是真話。再說平時生活我有說話的權利。張氣急敗壞，對我拳打腳踢，一腳踢在我的小便位置，當時蹲那就動不了了，差點痛昏過去，痛苦極了。剛緩過來站那，旁邊一個惡警上去又打了兩個大耳光子，說：整死你活該。這惡警可能姓劉，是個小隊長。

二零零一年冬天，惡警戰陰慶（哈爾濱監獄二大隊幹事）因我拒寫「三課作業」，把我押了禁閉，並讓包夾陪押，大冬天我衣服被扒的只剩一個褲頭，和一套空心棉衣褲，一天兩半勺玉米麵糊粥，歷經一個多月的凍餓打罵才解除禁閉。出來時體重僅剩八九十斤。

二零零二的冬天，我轉交給法輪功學員卜繁偉經文時，被犯人告密，我被副獄長楊江雲下令關押小號，小號內不讓穿內衣褲，只讓穿空心棉衣褲。張雪濱和大隊長對我非法提問：「誰給你的經文，說出來就放你。」我不說，惡人就加重迫害。禁閉的地方有一個惡警，他唆使犯人打我，並告訴說：「別說我說的。」每次犯人打半天了，他才過去假惺惺的說：別打人，不許打人啊。回過頭再與犯人遞眼色。

十多天後我生命垂危，他們才找來獄醫，我人已經脫相了，前胸貼後背奄奄一息，一看不行了，才抬到醫院，所用的藥物強行讓我家人支付。住了十六天才勉強脫離危險。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我被釋放的前一天，六一零頭目陳樹海，由於我不配合其用專車送回家，陳樹海又氣急敗壞的把我押入小號，並出動四惡警手拿手銬、電棍、鐵鏈等凶器威逼我寫三書，說：「不寫別想離開哈監。」最後把我拘禁在小號裏鎖上腳鐐，戴上手銬。第二天，四月三十日他們用小轎車，四個惡警（包括陳樹海）給我戴著手銬，穿著囚服，（家裏送的便服沒給換上，他們知法犯法給一個出監的合法公民穿囚服、戴手銬。）夾在他們四人中間，經八、九個小時才送到當地，交與當地610、政法委、派出所，我下車時腿都不會走了，中途上廁所都不給打開手銬。

在哈監被迫害的三年多，體檢都是只針對法輪功學員的，我多次被強行化驗血型、體檢，他們把我的身體資料記錄在冊，也許就是為摘器官時備用。

雞東國保大隊對我的摧殘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家鄉的永安派出所和雞東國保大隊一夥近二十人再次綁架我與妻子，當天下午六點多鐘，永安派出所黃姓指導員、李姓警察到家後先把我一家人穩住，然後喚來了在外面等候的雞東國保大隊不法人員。三輛車，十多個人，他們蜂擁而來，領頭的國保隊長叫於洪軍，副隊叫孫作恩。他們進門就到處亂翻，屋中一片狼藉，在沒有翻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強行把我和妻子帶走。

在雞東公安局五樓，其中一個副局長幕後指揮於洪軍對我施用各種酷刑。他說：抓你來知道為甚麼吧？說吧，還有……不說整死你，整死你像殺個小雞似的，告訴你，我不缺錢，給錢也不好使，我只要「政績」。我就不信整不了你們，給我往死整，把他銬架子上。他們先把我的鞋襪脫掉用白龍管打，兩個惡警換班打，你一下，他一下的雨點般的往下打，這兩個惡人叫何文清和崔光日。邊打邊罵，不一會腳脹得青紫很粗，很大，鑽心的疼痛，幾次昏死過去。然後，於洪軍再用錐子扎，副隊長孫作恩也積極參與。

這時，崔光日上來把著我，還有何文明和幾個不知名的惡警一擁而上，何文清用灌注了水泥的實心白龍管，用力狠狠的打我的雙腳，聽到打在骨頭上的聲音，水泥塊灑落了一地，一惡警說：這也不結實啊！崔光日說：「裏邊起連接作用的油門拉筋也脫落出來了」。於洪軍說：「把拉筋給我，這玩意打人更疼」。便往腳上狂抽，再用錐子扎，幾次反覆打紮，其痛苦完全超出人的想像。

我又幾次昏死過去，他們就再用涼水往我身上和臉上澆，激醒我，我始終不說話，天快亮了，何文清氣急敗壞的抽出了我褲子上的大寬牛皮帶，扒開了後背，沾著盆裏的涼水往死裏打，休克過去就用澆花的噴壺往臉上身上噴醒，再打，再噴，於洪軍、孫作恩又把我的頭髮拴上吊在架子上，說叫：「頭懸梁錐刺股。」用火柴棍把眼皮支上，怕支不住就再用膠帶粘上。用錐子到處紮，一看還是不行，一會過來一個副局長，領來一個獄醫來了，說：檢查一下，死不了就行，於又說：「沒事，你想死都死不了，我們有大夫掌握，就是讓你遭罪。真死了也就是殺個小雞一樣。」他們用盡了損招，我已被他們折磨的奄奄一息。於說：「要不讓你倆口子在一起審，弄你讓她看？」

被雞東警察灌不明藥物、芥末油

這些打手又生一邪招，用澆花的噴壺往耳朵裏注水，這耳注滿了，再往那耳裏灌。（原來水裏有破壞神經的藥物），於說給他喝點水算了，這時拿來一瓶礦泉水硬給我灌下去了。過一會，於把我拖到他跟前用腳踩我的頭和肩頭，拿起掃地的掃帚往我的嘴裏捅。於用腳踩著我的頭說：真好玩兒，這東西真好使。（指藥物）

這時我已迷迷糊糊，昏昏欲睡。他們用力一拍桌子，我就嚇的一抖摟。藥勁一上來了，他們就開始用別人的「口供」誘騙。期間，東海礦的顧愛民，八五一零農場的李崇峻等幾名法輪功學員也都被灌了藥物。

十一月份的一天傍晚，於他們把我提到預審室，並告訴室內看守說：「今晚不一定送回來了。」他們帶著水果，餅乾，礦泉水等誘騙，一看不好使，崔光日拿著厚書墊在我的胸部等位置，用力猛擊，讓撅著，飛著，用手把著持續體罰，並用煙頭燙手等部位。折騰累了，他們說給他喝點水吧，何打開一瓶給我喝，我不知是藥，崔說行了，行了，又喝多了。還有一次，於和孫等又來了，每次從雞西「提」完其他法輪功學員都來找我實施迫害。孫說：「那天去八五一零發傳單時，中途下來的那人是誰，就你認識，快說。」於又說：「不行帶局裏去，單獨整，收拾你一夜」。孫用牛皮的皮帶拴起來打我的手心，最後把皮帶也打折了，他也累了。要往我的鞋裏灌水。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我與其他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的十一名法輪功學員一起絕食抗議，要求無罪釋放。他們就用鼻管插管灌食，往奶粉裏加大量的鹹鹽，給我鎖在七號監舍的地環上，每次灌食時才打開抬出去，往出抬時，過門檻時，特意往下蹲，往角鐵上磕，腰骨時常被磕紫，碰傷。最後要求家裏拿一萬元錢就放人，由於家裏沒給錢又把我在七月五日送至雞西司法局醫院迫害，此醫院雜工犯人積極參與迫害，用鋼勺硬扒嘴往裏塞，弄得鼻孔出血，用瓶子猛擊臉部，眼部被弄成黑色傷痕，又把被褥用水澆濕，我奄奄一息的躺在冰水被褥上，他們沒辦法又把我準備弄回看守所，因雞東法院的兩千元錢已用完，不交錢就得出院。

去接的副所長王延國惱羞成怒，對從所裏帶來的兩個勞動號犯人說：「不用抬，扔地上拖著走就行，車離這還挺遠呢。」我線衣被地上的沙石磨爛，血肉模糊，造成衣物粘在肉皮上。王延國又說：「一會見到食雜店給我買點治吃飯的藥，據說這藥很靈，就是芥末油，買辣根那種。」然後停車買了兩瓶芥末油，回到看守所後，把我直接弄到預審室進行迫害，王延國說：「把他放地上就行，開始吧」。姓楊的兩個犯人用力按住我說：「看你吃不吃？」打開芥末油瓶蓋，順鼻子往裏灌，此時我被弄的仰面朝上躺著。

一灌下去就窒息昏死過去，醒過來再灌，連續數次。並往小便的尿道口裏抹。折騰得我死去活來，我還是搖頭拒食。過後那個姓楊的勞動號說：「當時被折騰得真挺可憐的，一灌下去，就像小泥鰍，直翻個，直打滾。沒辦法，不敢不聽他們的話，也得往裏灌哪」。王延國又說：「行了，再弄就整死了，死了沒啥玩的了。先給他抬五號監舍去，上倪鵬（牢頭獄霸）那個號，不行就整他，那小子不會慣著他。」

在五號又灌了三天後，倪鵬與王延國突然密謀，說：「明天上面要放他，今天就得下手了。」他們準備了繩子（把被單撕成布條擰成繩子）。把我倒背手五花大綁，把嘴勒上（怕咬舌頭），推進水龍頭下面，（廁所蹲位）扒光了的我被兩個死刑犯人（於永生、王鐵）把腳鏈子纏在我的脖子上在上面踩著，另一個犯人叫王鐵的用大盆接水龍頭裏放的涼水往我的頭上一盆接一盆的澆，我多次被水窒息，昏死。倪鵬在監室內指使這些人迫害我，王延國在窗外走廊裏走來走去的當總指揮。直至我再次生命垂危，他們才停止迫害。

在佳木斯監獄的煎熬

後來被雞東法院非法判我六年冤獄。二零零六年四月五日，我與當地三名法輪功學員被雞東看守所劫持至牡丹江集訓隊，經二個多月的非法關押、迫害，強制奴役，六月份，我們被牡丹江監獄用專車、出動七名持有微衝、短槍、械具的警察，劫持至佳木斯監獄一監區二中隊，我對二中隊長王德祥說：「我不是犯人，我也沒有罪，我也不能為邪黨創收，讓它繼續迫害廣大民眾，迫害信仰。」我堅持不出工，教育中隊長張士軍和指導員劉煥，找我到辦公室做筆錄：你不出工就押你禁閉，你不出工了，這個口子一開，都不出了。（王德祥找犯人王越等人打我，被犯人們拒絕，後又想到關禁閉迫害我）。大隊副教魏建敏也威脅我，過完年再出也行，要不就押你。我說：押，你也押不成，你說了不算。我不在筆錄上簽字。

「教育幹事」張世軍和劉煥用手銬強行把我連拉帶推抓胳膊摁肩頭就給劫持至禁閉室裏去了，小號看守扒去了我的衣服，只剩褲頭，然後僅給一套空心棉衣褲，多處沒有棉花，多處有窟窿，沒有扣子，沒有腰帶，沒有襪子，鞋也沒鞋帶，裏邊全是濕的，天花板上能看到天。睡在冰涼的地板上，暖氣片被厚鐵皮蓋著，僅有一些個小眼散發出一點溫度。

因我絕食抗議，三天後監區、獄醫、獄護等人員野蠻灌食，他們在奶粉中放入大量鹹鹽，用鐵器撬我的嘴，我的牙齒被撬裂。嘴撬不開就從鼻子往裏灌。到第八天我已第二次生命垂危，小號警察怕我死裏頭，就叫一監區來人用三輪車送我去了醫院，到醫院急救室搶救了一個多小時，左手四個吊瓶，右手三個吊瓶。醫院說：下午送來住院吧！到醫院又是強行灌食，由於長期迫害，我尿不出來尿了，被獄醫野蠻插管導尿。用繩綁手強行打針，教改科副科長曹建武到醫院安排強行給我打針，而且找來了我的姐姐，兒子等五、六人勸說我，費用花了二千來元，給我家人造成了不必要的經濟損失。我的家人看到我被迫害成這樣了，非常難過，幼小的兒子悲傷無奈的望著我。最後，他們一看實在沒有辦法了，才同意我不出工了。

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在迫害初期，我一家四口人被迫害的天各一方，我被關在北京和哈爾濱監獄；；九歲的兒子被公安部王副部長軟禁在招待所，七十多歲的老母獨自在家無人照顧。

二零零三年，我剛從哈監回家五十天，永安鎮派出惡警上門騷擾，逼迫我按手印，做材料，此時我的母親正在病危中打點滴針，惡警的無理要求，大聲喧鬧，使我母親十分害怕，紮著吊針的手在顫抖。由於這次受到了極大驚嚇，病情加重，二十多天後，母親張世清（法輪功學員）帶著對兒孫的無限牽掛含冤離世。給我們全家眾多的兄弟姐妹帶來了巨大的悲痛，這一切都是江澤民執意迫害造成的。

二零零四年秋天，由於我被雞東國保綁架，他們揚言一定要對我判刑，孩子上學成績非常好，總是全班第一，老師們都說是清華大學的苗子，可當我被綁架後，校長、老師都說：你爸爸是法輪功學員將要被判刑，子女考上名牌大學也不讓去，造成我兒子一度心理負擔，學習成績急速下降，孩子在痛苦的煎熬中只考了一所自費的普通大學，給其心靈造成了永不癒合的創傷。所造成的精神損失、經濟損失，無法用數字估量。

二零零五年十月末，在獄警室，法院人員強迫我在離婚協議送達書上簽字，我一直深愛著我的妻子和我們那聰明可愛的兒子，我不想讓這個家庭破碎，所以我拒簽，看守所內的惡警裴某說：「不簽也得簽，欠揍，扒你的皮，我去取白龍管子，給你開管」。這時有一個叫姜軍的獄警拉他一把說：「拉倒吧，拉倒吧，簽完給送回去得了。」法院來的人拿著簽完字的送達書，哈哈大笑著說：「這下可解放了」，顯然妻子也已被他們所威脅。這些不法人員這一行徑已構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一九九九年九月，上級指使永新村「沒收了」我地裏已經成熟的三十畝糧食，永安鎮長徐貴勒索了我家兩千元，派政法委人員去北京接關押在那的我的孩子，他們用這些錢在北京遊玩。我二哥曲德方很有工作能力，競選村長時，鎮長徐貴揚言說；「你弟弟煉法輪功，選上也不行，我知道你能選上，那也白扯。」江澤民搞的株連九族的迫害斷送了我哥哥的前程，造成了精神與經濟的重大損失。

出獄後舉步維艱，又被密山警察迫害奄奄一息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從佳木斯監獄迫害六年釋放，面對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已無家可歸，勉強打零工度日。但現實生活中一切通訊工具一直被安全局長期非法監控。一善良的劉英女士同情我，與我組成了家庭。三年後我和劉英又被雞西安全局夥同密山公安局砸門撬鎖、綁架抄家，無法無天到居然用風焊把我家的雙層防盜門割開三十公分左右的大三角口子強行闖入。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晚間七點多，雞西市公安局、國安局宋文爽夥同密山市政法委書記錢國鋒，「610」主任於曉峰，密山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大隊長王耀光，中隊長玉海穎等人闖到我家，用風焊把防盜門割開一個大三角口子，非法闖入，企圖抓捕我。當時我不在家，警察便非法抄家，抄走我家的電腦、手機、法輪功書籍及現金等私人財物，我被迫流離失所在外。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六點多鐘，我在佳木斯客運站被佳木斯安全局夥同雞西市國安局宋姓支隊長、張洪濤、公安局國保警察關斌等幾人非法抓捕到雞西市安全局，抓捕時，他們三、四個人一齊壓向我的頭部，我的頭被重重的砸在水泥地上，當時就搶掉雞蛋那麼大面積的一塊皮，鼓起一個大包，至今未癒。

警察以找偽基站的下落為由對我實施迫害，給我戴手銬，在車裏有一個警察頭目冷不防照我的小腹爆發一拳。當時就上不來氣了，好半天才緩過來。提審時警察關斌拿鞋底抽打我的臉。雞西安全局審訊室的牆都是泡沫的，大鐵椅子左右都有固定著手銬，固定的捆人的大皮帶，我被關押三天後才送雞西第二看守所。

在「審訊」我無果的當天晚上，他們利用非法監控電話的方法，在我岳母家門前蹲坑，強行綁架我妻子劉英，四個警察把我妻子強行推小轎車，四個男警察把我妻子擠在中間座位上，並口說髒話、污言穢語。並對劉英刑訊逼供，國保警察關斌、姜雲鵬用高壓電棍輪流電擊劉英，江雲鵬把電棍的兩極接上銅絲，銅絲的另兩極分別綁在劉英的兩個大腳趾頭上進行高壓電擊，高壓電棍電遍了劉英的兩條大腿、小腿、一直到腳，到處可見血跡斑斑出了很深的血坑，關斌把高壓電棍插到劉英嘴裏電擊，直至把電量耗盡，共電擊迫害了一個多小時。這一切過程，宋姓支隊長一直在身邊監督，且從綁架到酷刑過程中沒有一個女警參加，無法無天的侮辱人格、侵犯人權。而且電擊女性大腿等部位，構成了猥褻、酷刑、逼供等多項犯罪。劉英被迫害的腹痛、頭暈支撐不住了，他們才將她放回。

我在雞西市第二看守所被關押期間，因頭部負傷、剝奪睡眠等迫害導致心律加快、胃腸不適、造成進食嘔吐，渾身顫抖、不能進食，遭到關斌等警察的強行灌食。國保大隊劉立臣始終夥同參與迫害。在我身體不能行走的情況下，強行讓犯人背出「提審」，造成昏迷暈倒不醒，叫120送到礦總院搶救，所花的一千多元醫療費全部強迫我妻子承擔。而且是晚上八點多三百多里路把我妻子騙去的。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七日，我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才被家人「取保」（取保押金三萬元。）回到家中。

我所遭受的迫害，對於那些仍遭受慘絕人寰迫害的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所有迫害手段，令人髮指、罄竹難書。沒有親身經歷，永遠都無法真正想像到江氏集團這滅絕人性的迫害是多麼殘酷。因此據十七年江澤民及其幫凶為了達到其妄圖根除法輪功的目的，對作為信仰群體的法輪功學員實施了國家恐怖主義滅絕政策，他們已經觸犯了國內法和國際法，犯有群體滅絕罪、危害人類罪、酷刑罪等國際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