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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遭冤獄折磨致死 遼寧青年控告元凶江澤民
侯毅的外祖父、母李財、曹淑珍，大姨李春玲和大姨父韓立國、小姨李春豔修煉法輪大法，在江澤民一夥的迫害中，大姨父韓立國於二零零四年八月被瀋陽第二監獄迫害致死，外祖父、母李財、曹淑珍也被迫害相繼離世，而大姨李春玲和小姨李春豔被多年冤獄迫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侯毅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郵寄《刑事控告書》，起訴迫害元凶江澤民。下面是侯毅在《刑事控告書》中的部份陳述。
一．全家人修煉法輪功 身心巨大改善
我是一九九六年隨父母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當時我是六歲，至今我已經修煉法輪大法十九年了，通過修煉，我的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小我就脾氣倔強，身體虛弱。兒童時期，別的孩子都是又跳又鬧的瘋玩，我卻總是躺在床上玩，拿手指當小人，天馬行空的想像。
修煉法輪大法後，我身體強壯了，脾氣也在逐漸的改，不再倔強頂牛。在工作中，我總是用法輪大法的法理約束自己，從不和別人爭強，幹活也從不偷懶，總是多幹。在同事的眼裏，我是一個勤懇好學的年輕人。在現行的社會道德淪喪的風氣下，我與人交往總是以真善忍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
我父親侯延雙以前做過腎結石手術，術後一直身體虛弱；我母親從小體弱多病，患有嚴重胃病、嚴重類風濕、眩暈等多種疾病，五月份還穿著棉衣，夏天還得穿秋褲。修煉法輪大法之後，我父母的身體康復，家庭和睦。我的大姨李春玲、大姨父韓立國、小姨李春豔也都走入修煉，各自在大法中身心受益。
在這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裏，我想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我師父一個清白。
二．全部積蓄、部份財物被掠奪侵佔
江澤民一夥開始迫害法輪功後，凌鋼公安處非法搜查我家，搶劫走八萬元的財產──包括我家另一處房產、打印機、複印機、電腦等設備和一萬元的現金（估計的數字），沒有開具扣押物品清單。寄存在我姥姥家的一輛三輪車被抄走（因為我姥爺當時向他們索要了扣押三輪車的證明，後來凌鋼公安處把三輪車還給了我母親。）。凌鋼公安處拿走我家的鑰匙，從此隨意出入我家。
我父親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一日給凌源勞動仲裁委員會寫了一封申訴信，抗議凌鋼對他非法開除廠籍的行為，信中說：「公安局侵吞我家近八萬元財產，又在我家搜走近一萬元現金，至今沒給任何說法，逼得我妻子流離失所。我兒子上小學，生活不能自理，現在吃百家飯過活……」
警察拿著我家的鑰匙，經常非法搜查我家，知道的就有八次，其中有兩次是我放學回來碰上的，沒碰上的還不知道有多少次。家裏的很多現金物品都被拿走，沒有開具任何清單。我藏在小屋門框上的壓歲錢存摺和一點現金，不知道何時不見了。
我的父母沒有犯罪，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危害，他們基於自身信仰所做的一切都是應該受憲法保護的。但是卻被剝奪了工作、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凌鋼公安處非法抄走我家的全部積蓄後，我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了經濟來源。在這樣的情況下，僅剩下的一點錢還被他們掠奪侵佔。凌鋼公安處警察，他們同樣為人父母，卻對法輪功學員家中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不折不扣的執行了江澤民「經濟上截斷」的群體滅絕政策。
一直到二零零四年八月的一天，當時門鎖已經被更換。凌鋼公安處又一次企圖非法闖入，拿著鑰匙沒有打開門，從此才不再騷擾。
三．父親侯延雙被非法判刑十四年
二零零二年四、五月間，凌源法院沒經過任何法律程序，把包括我父親侯延雙在內的八位法輪功學員（其中還包括我的大姨李春玲、大姨父韓立國、小姨李春豔）押到凌源看守所的一個房間裏，直接把判決書塞到手裏，對八位法輪功學員非法判三至十四年的刑期，其中我的大姨父韓立國被非法判六年，大姨李春玲被非法判四年，小姨李春豔被非法判刑三年，我父親侯延雙被非法判刑十四年重刑。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朝陽中級法院在凌源開庭，說是開庭，卻並沒有法庭訊問、辯護等法律程序，還是直接宣判，仍然維持非法原判。宣判結束後，我父親等人高喊法輪大法好，被在場警察堵嘴，打耳光。
四．父親侯延雙在瀋陽監獄城被折磨九年半後致死
1. 父親遭酷刑折磨 致使腰椎、頸椎被打成重傷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報導《瀋陽第一監獄害死侯延雙的更多真相》中提到：「最近從瀋陽監獄幾經輾轉傳出一份揭露凌源市法輪功學員侯延雙被迫害真相的珍貴材料，爆出了更多的鮮為人知的參與迫害的直接責任人……瀋陽一監獄副獄長何英傑帶頭迫害法輪功學員，第一監區獄政處長賈軻（賈可）「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唆使犯人劉鐵峰、王維海用膠皮管毒打法輪功學員侯延雙、方連伍的後腦和後背。法輪功學員侯延雙多次找監獄長牟家利反映情況，他用各種藉口迴避，副監獄長何英傑堅持讓法輪功學員『轉化』，而不給檢查身體。」
「當時的副監區長王小波唆使犯人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還不讓上廁所。侯延雙的身體被迫害的極度惡化，當時全身抽筋、疼痛、麻脹、全身發冷，腳底下有冒風的感覺，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視力、聽力越來越差，說話也不清楚，只能用寫字來代替。」
 酷刑演示：毒打 |
我父親剛到監獄的第一天，就被第一監區獄政處賈軻指使犯人毒打，致使腰椎、頸椎被打成重傷，因為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留下後遺症，腰椎長骨刺，頸椎損傷鈣化。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父親給我的信中說「我們（奴工）勞動時間長又很累」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父親在輾轉傳出的信中說：「為爭取公平對待，與政府談判──在權力面前，我們是孤獨的弱者，在法律面前，我們尋求公正，在強暴、虐待的弱勢群體中站出來，這本身就是一種壯舉……」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父親的信中寫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這個月底十六日，監區長答應了我們的要求，給我們三個同修十七點收工，這樣，我們出工的時間由原來的十二──十五小時縮短到十小時零三十分鐘……取得這樣的進展是很不容易的，這是長期又複雜的過程。獄警對我們很敏感，犯人也偷偷監視我們，我們就是生活在夾縫中，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有正念，有慈悲……」然而，即使每天幹十小時零三十分鐘的活兒，也是違反《勞動法》中規定的每天不超過八小時的工作時間。
2. 父親侯延雙在長期迫害中生重病 監獄方不肯予以治療
二零零二年的十月份，我母親從外地回到家裏，但是並不敢公開，只能躲藏在親戚家。我終於見到了母親。一年的闊別，我已經不太敢認她了，一年前，我還比母親矮半頭，這次我卻比她高出一頭。我不敢在親戚家久待，怕鄰居生疑，回家時，我又哭了一路。
我母親雖然回到凌源，日子卻並不太平，凌鋼公安處還是沒有放棄對母親的搜捕，母親仍然是居無定所。
二零零四年八月左右，母親終於結束了流離失所的生活，開始去瀋陽第一監獄探望父親。在警察的嚴密監控、封鎖和種種刁難下，我和母親費盡周折的了解到他在獄中的一些情況。
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父親（當時已被轉入四監區）發現自己說話有障礙，左側身體動作有障礙，麻木、吃飯困難、胸痛、胸悶、頭暈、呼吸困難，當天到監獄獄醫處量血壓，高壓一百九十，心電圖檢查是心肌梗塞；十四日，在監獄醫院做腦CT檢查的結論是腦血栓。檢查報告單上沒有寫明，門診醫生告訴父親是腦血栓，並建議住院治療。然而監區領導不同意。父親多次向監區領導提出保外就醫，監區負責人卻硬說他不夠保外就醫條件。
3. 監獄方隱瞞父親侯延雙病情的、不給治療和對家屬的迫害
明慧網文章《瀋陽第一監獄害死侯延雙的更多真相》報導中，那份輾轉傳出來的材料中提到：「侯延雙當時在遼寧省監管總醫院。即使這樣，監獄還要求他回去跟著出工。出院後，監區的隊長施展等還讓他簽字，說自己要求出院的。他們還安排一個監控人員嚴密監視法輪功學員的一舉一動，向他們彙報。」
二零一零年九月份，父親的病情愈加惡化。我和母親對他非常擔心，向監獄提出保外就醫的要求。但是屢屢遭到拒絕，監獄以「必須簽保證書」為要挾，逼迫父親在生命和信仰之間做選擇，被父親嚴正拒絕。母親頻繁不斷的從家鄉凌源坐車到瀋陽第一監獄找監獄方交涉。他們如臨大敵。這期間，監獄方面並沒有誠意為父親治療，雖然去醫院檢查過幾次，但是對於檢查結果，他們想方設法瞞騙父親本人和家屬。
在與監獄方交涉過程中，第一監獄的施清軍對母親說：「侯延雙有自殺傾向」，母親回答說：「他是煉功人，不可能自殺。」
而且母親還發現，一個叫宋東的警察身上帶著一個竊聽器之類的東西，母親和他所說的話全都在監聽中，有時候還沒等宋東回去彙報，監獄官員已經知道情況了。
宋東有意問我：「你還煉嗎？」母親明白這是他們的圈套，就說：「煉不煉，跟你有啥關係？」這種種跡象，使我們感覺到，他們似乎想搜集迫害母親的證據，也可能因為我和母親一再向他們交涉，一再提出保外就醫要求，知道太多他們對父親的迫害情況，明慧網上也一直都有對父親在監獄中被迫害的追蹤報導，他們對我們心存忌憚，如果他們找公安機關把我母親也抓起來，母親的嘴就被他們封上了。
九月十七日，母親接到獄方電話，稱侯延雙病情加重已住院，要求見家人。九月十九日，我和母親及其他親友趕到瀋陽第一監獄。看到父親走路困難，呼吸困難，喝水會嗆，水從鼻子噴出來。憋氣憋的厲害，說不出話來，口水流個不停，弄得身上很髒。父親將寫好的三個紙條塞給我母親，警察發現後急了，馬上要我母親交出紙條，母親不答應，警察就要強行搜身，被我和母親厲聲喝止。十多個警察一擁而上，把我們團團圍住，同時把門鎖上。母親被迫交出兩張紙條。剩下的一張紙條上寫的是醫院檢查結果。診斷父親有多處腦血栓，血壓二百三十，咽部有腫塊。我和母親再次急切要求保外就醫，監獄長說不「轉化」就不予辦理保外就醫，也不准家屬陪護。
九月二十六日晚上，母親又得到消息，說父親現在情況很不好，沒有一個人照顧他。
十月二十日，母親去探望父親，發現獄方居然這樣愚弄我們：家屬去了就把父親送去監區醫院。家屬一走，就把他送回監舍不給治療。
十二月三十日，在我們強烈要求下，監獄方在家屬陪同下，帶父親去中國醫科大學檢查。
母親強烈要求把父親一些腦CT、心電圖等拿回凌源找大夫看，他們通過層層審批終於同意。母親拿著CT片子去找凌源大夫看，大夫說片子是病發後很長時間照的，這說明病人並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
此時父親的病情已經到了危險的邊緣，隨時都有生命危險，高血壓病三級、心臟病、多發性腦梗死、腔隙性腦梗死。
監獄方把他送到監區醫院，可這只是做做樣子而已。父親呼吸如此困難，醫院本應該給接氧氣，痰堵的厲害，醫院應該為他吸痰。否則，隨時都有窒息而死的可能。可是監獄方既不給治療，也不同意保外就醫，冷酷、漠然的看著這個生命在劇烈病痛的摧殘中一分一秒的煎熬、掙扎，一分一秒的走向死亡。
父親曾經告訴母親，他在監區醫院受虐待。警察在身邊嚴密監視，母親無法得知他受虐待的具體情況。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父親又被獄方從醫院送回監舍。
4. 父親侯延雙被迫害致死，死因成謎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日晚，母親接到第一監獄施清軍的電話，說「侯延雙支走身邊人，用鞋帶上吊自殺，送醫院搶救，搶救無效死亡。」我和母親聽了這個消息，如五雷轟頂，悲痛欲絕。
四月四日一大早，第一監獄聯繫凌源監獄，派車載家屬去瀋陽第一監獄。臨行前，監獄方委託我戶籍所在的莫胡店派出所查驗所有同行家屬身份，深恐有正義人士介入此事。
下午四五點鐘，車開到瀋陽某賓館。門口站著很多人接待我們這些家屬，態度偽善。
陪同前去的我的小姨父也是警察，監獄方不知道從哪裏找來小姨父的警校同學來招待家屬，可謂用心良苦。負責接待家屬的還有四、五個人，其中獄政處處長史英負責與家屬周旋。
四月五日，按照監獄方的安排，先去殯儀館看死者遺體，看到父親脖子上有一道勒痕，我想拍照，被監獄方強行阻止。然後又去看死亡現場，省檢察院的人也在。按瀋陽第一監獄的規定，門牌上、床頭都有在押人員的名字與號碼，每個監舍和走廊都有攝像頭，在押人員的一舉一動都處在監控之下。可是偏偏父親「自縊」的房間裏卻一無所有。獄方聲稱他們無法提供父親自殺現場的錄像及搶救過程的錄像。
據獄方的解釋說：「監獄裏犯人太多，把活動大廳隔成監舍，有些監舍有攝像頭，有些監舍沒有攝像頭。」令人不解的是：在他們眼中有自殺傾向的父親，監舍中卻沒有攝像頭。
監舍內有四張二層鐵床，獄方跟我們說：父親住在其中一床的下鋪，支走身邊人為他找紙筆，把兩條鞋帶繫在上鋪，跪在床上上吊自殺。按照監獄規定，犯人手中不能有繩子、鞋帶等東西。母親質問獄方：「侯延雙手裏怎麼會有鞋帶？」回答是：「這是他早就藏起來的。」
陪同我們前來的親屬，開始跟獄方交涉經濟賠償事宜，最後監獄方賠償了十五萬。
我父親侯延雙，一個秉性善良正直的好人，正當五十歲的壯年，就這樣被迫害致死，撇下了思念、牽掛他多年的妻兒老小。江澤民犯罪集團多次誣蔑法輪功有病不讓吃藥、不讓上醫院，害死了多少多少人云雲，可是我父親修煉法輪功之後，原來因為手術而變得虛弱的身體，沒吃一片藥，恢復了健康，而九年半的冤獄，剝奪了他的修煉環境，摧殘了他的身體健康，身患危重疾病得不到治療，也不允許保外就醫，這一切證實了──有病不讓治的是江澤民，是聽命於江澤民的一夥政策執行者。
5. 獄方繼續鉗制言論自由，妄圖掩蓋父親侯延雙被迫害致死的真相
二零一零年四月六日，父親的遺體被火化，六日當天我和親屬返回凌源。父親的死訊通過各種渠道傳開，有法輪功學員聽到消息後，在海外明慧網發文報導，揭露瀋陽第一監獄的迫害致使父親侯延雙含冤離世。
不久，第一監獄派出副獄長劉某和獄政處處長史英來到凌源，先夥同凌源公安局國保大隊、派出所，找到我四姨父，威脅恐嚇了一番，說要抓上網發文的法輪功學員。後來通知我和母親去凌源賓館見他們。我和母親去了以後，他們問我們是誰上網發文的？我們說不知道。
父親十四年的冤獄，已經熬過了九年半。團聚，是我們一家三口最大的心願，他的突然慘死，造成我和母親內心難以平復的傷痛。法輪功學員出於公義，發文為我們鳴冤叫屈，而瀋陽第一監獄仍然要仗勢欺人，妄圖封住悠悠之口，他們的囂張兇狠，已經到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地步。
五．從十二到二十三歲：爸爸的牽掛和囑託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日晚，我從補課班放學回家後，突然家裏闖進了三個警察，經過了三個小時（聽說是這麼久）對我爸爸的非法盤查，當時我只有十二歲，心裏害怕極了。父母怕我受到驚嚇，讓我早早的睡覺。沒想到，這一夜竟是我人生的轉折點，爸爸被綁架，媽媽在凌鋼公安處的搜捕下，被迫流離失所。早上醒來家裏空無一人，屋子被翻得亂七八糟。
我獨自一個人站在窗前望了好久，我也不知道在看甚麼，也許是等待父母的歸來。從那以後，我失去了爸爸媽媽的關愛。左鄰右舍表面對我的態度倒是客氣，但我總是看到她們遠遠的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們家的事情，讓我感覺自己是個「異類」。
十月二十一日，我的大姨李春玲、大姨父韓立國、小姨李春豔也相繼被綁架、刑拘，昔日大家庭，突然失去了這麼多的親人，我的姥姥姥爺遭受了巨大的打擊。
親戚們對我很發愁，以後誰來照顧我？我的生活費用誰來資助？當時我只知道，餓了跑去姥姥家，在那裏可以吃到飯，有時親戚們也喊我吃飯，四叔下了班為我做飯。雖然有這些親戚們的照顧，可是我的內心仍然感到無依無靠，父母對一個孩子的意義是甚麼？誰又能取代得了父母呢？我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貼身口袋裏，想念他們的時候，就把他們的照片拿出來看。
至於說學費和衣物，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過來的，當時印象裏總是穿著一件秋衣，袖子邋邋遢遢的蓋住手指，穿著一雙破球鞋。警察拿著我家的鑰匙，經常非法搜查我家，有時人在家裏，他們自己打開門，就進來亂翻。我知道的有八次，沒碰上的還不知道有多少次，現金、存摺都被他們搶走，床上的褥子，他們一層一層細細地翻。
時光荏苒，八個月過去了，在二零零二年的七、八月份，我得知爸爸被非法判刑十四年，從此以後可以會見親屬了。不判刑是不許親屬見的，得知判刑，我居然「非常高興」，因為我終於可以見到爸爸了。
當時我蹲在看守所門口，看著一個個從裏面出來的法輪功學員。我想：爸爸現在變成甚麼樣子了呢？我看到一個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好像有點神似，但是我卻不想認，因為他不是我印象中的爸爸，我的爸爸有結實的肩膀，魁梧的身軀，能輕易地將我抱在懷裏。這時別人告訴我，侯毅，看你爸爸出來了，這時我才反應過來，這就是我的爸爸。我跑了過去，想說甚麼卻又不知該說甚麼，我就是哭，一直在哭，回到家後，我又哭了兩個小時，才漸漸停下來。其實那次見面，我沒有看清爸爸的模樣，我真後悔，為甚麼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他的模樣牢牢記在心裏。
我的大姨、大姨父、小姨也和我爸爸一起被非法判刑，陸續送到瀋陽監獄迫害。
二零零二年的十月份，我媽媽從外地回家了，但是並不敢公開，只能躲藏在親戚家。我終於見到了媽媽。一年的別離，我已經不太敢認媽媽了，一年前我還比媽媽矮半頭，而今我卻比她高出一頭。我不敢在親戚家久待，怕鄰居生疑。見到媽媽，我還是一直哭，回家時，我又哭了一路。
二零零三年，我去瀋陽監獄城，第二次見到了爸爸。我先去探望了被非法關押在女監的大姨、小姨。臨別的時候，我摟著小姨的脖子哭。離開後，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見我爸爸的時候，才剛剛止住眼淚，結果爸爸一出來，我又哭了，還是像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一樣，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我還是沒有看清爸爸，爸爸撫摸著我、安慰我。
二零零四年，我得知我的大姨父被瀋陽第二監獄迫害致死，當時我氣得用手打牆。瀋陽第二監獄告訴家人去處理後事，去了之後，甚麼解釋都沒有，只丟下一句：「心梗。」
自從兩個女婿、兩個女兒被非法判刑，一個女兒流離失所之後，原本健康開朗的姥姥，身體變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鬱鬱寡歡。大姨父被迫害致死後，我姥姥帶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痛，纏綿病榻多時之後，含冤離世。
二零零五年七月，我知道爸爸在剛被送到第一監獄的時候，被獄政處處長賈軻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沒有得到治療，多年的奴工勞動中，已經留下後遺症。那年我才初二，年紀還小，但我想用法律來保護我的爸爸，我去瀋陽探望爸爸之前，查閱了刑法和監獄管理法，寫了一份控告書和一份保外就醫申請書，打算看過爸爸之後，就直接遞交到瀋陽的法院去。
我一個人去了瀋陽第一監獄會見爸爸，獄警搜查我的包裹，發現我帶著法律文件，就非法沒收了。看樣子，他們也被嚇壞了。我要求他們還給我，他們說甚麼也不給。我心想回家再整理一份。從監獄出來後，我去小飯店吃飯，一個獄警在跟蹤我，可能是想看看我是否要去告狀，如果我真的去了，他們可能要對我採取甚麼非法措施。我給媽媽打電話說：控告書被他們沒收了。媽媽跟警察打了這麼多年的交道，知道他們甚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媽媽怕監獄警察再把我給綁架了，就趕緊催我快點回家。
二零零九年三月份，我上大學，我剛走的第一天，我媽媽和小姨就被寧城警察綁架。爸爸在監獄中苦熬，出頭無日，媽媽又要被非法判刑，我將再一次變成孤兒。我萬念俱灰，心裏極度憎恨這些警察。我從學校請了假回到家，不想再念書了。長輩親戚知道了，把我罵了一頓，說：「你回去念書，你媽媽的事我來處理，要是處理不了，你怎麼辦我也不管了！」過了將近一個月，我媽媽和小姨各被勒索兩萬塊錢，才被取保候審放回家。
二零一零年，我爸爸因為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媽媽來到瀋陽想給爸爸辦理保外就醫，這些警察對我們帶搭不理，在我的一再逼問下，監獄長沒有話了，才讓警察把我爸爸帶出來，在監獄醫院的長椅上，我手撫著爸爸的腿一直哭，甚麼話也說不出來，爸爸用手套給我擦眼淚，在場的一個年輕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個下午，我在吃飯，媽媽給我打電話，說監獄來信了，你爸爸死了。我如五雷轟頂，一下子懵了，傻呆呆的站在那裏。唯一的念頭就是：我要照顧好媽媽，這世上我只剩下這一個親人了。
在獄方的催促下，爸爸的遺體在瀋陽火化了，我抱著爸爸的骨灰。當時心裏特想對獄警說：不要再把法輪功學員迫害致死了，你現在看到他們子女痛不欲生的悲傷了。尤其是回想起我和媽媽眼睜睜的看著爸爸只因為不放棄內心堅守的信仰，在日漸加重的病痛中、在獄方草菅人命的冷酷中，掙扎著走向死亡，卻無力施救，無法照管，這種痛苦無奈的心情，難以言表。
回家路上，我捧著骨灰盒哭了一路。下葬時我的眼淚像線一樣，一直掉一直掉。我小時候想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一個孩子沒有爸爸會怎麼樣，現在真的體會到了，失去了爸爸，真是永遠不能彌補的遺憾和哀痛。
對爸爸來說，思念、牽掛未成年的兒子，對他來說，應該是他在獄中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擔心我在缺乏關愛和管教的情況下，性情變壞，一次一次在信中對我千叮嚀萬囑咐。從十三歲到二十三歲，在看守所、在監獄，一次次與爸爸依依不捨的慘別，最終團聚無望，父子永不能相見。
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已經延續了十六年，正好是我從少年到青年的成長歷程，我遭受了一般同齡人沒經歷過的巨大創傷。回顧這十六年的漫漫長路，猶如我和家人的一部血淚史。然而我始終堅信一點：法輪大法是正法，我父母、姨媽、姨父沒有犯罪，他們是世上最好的人。這個堅定的信念，讓我勇敢面對所有苦難，支撐我走過孤苦無依、備受歧視的艱難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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