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遭勞教所酷刑、藥物迫害 北京楊春秀控告元凶

【明慧網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七日】北京朝陽區法輪功學員楊春秀因堅持修煉法輪大法，信仰真、善、忍，遭中共人員綁架、關押、洗腦、非法勞教，備受折磨。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楊春秀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 以下是楊春秀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的事實：

我是楊春秀，女，五十六歲，原北京建材水磨石廠工人。我的父母早年就離世了，自小就和哥哥嫂嫂一起過日子。哥哥嫂子覺得我是個負擔，所以我的內心始終很苦，家庭的溫暖和幸福離我很遙遠。長大結婚後，丈夫又很粗暴、自私，不得不早早結束了不幸的婚姻，隻身帶著一雙兒女勉強度日，倍感命運的艱難。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得遇法輪大法，身心受益，生活有了轉機，從此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義和目的，也懂得了甚麼是真正的幸福。得法後，我努力按大法真、善、忍原則做好人，積極面對生活。

和平上訪　被刑拘洗腦

然而邪惡的中共頭目江澤民，妒嫉法輪大法吸引了這麼多人修煉，從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開始，開動中共暴力機器，公然誣陷、迫害法輪功，迫害大法弟子。看到電視台在電視廣播中污衊師父、污衊大法時，我怎麼也沒想到這麼好的大法與師父會遭到如此惡毒的污衊和攻擊，我跪在師父法像前泣不成聲。

為了給師父和大法討個公道，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和大多數同修一樣，走向了天安門。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我被朝陽拘留所拘留一個月。二零零一年五月八日，北京朝陽區南磨房派出所副所長穿著便衣，帶著社區一幫人到我家，強行把我綁架到十八里店洗腦班。

被非法勞教　備受折磨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我在崇文門東花市大街發真相資料救人時，被路邊蹲守的兩個保安強行綁架到派出所。當時兩個邪黨保安還高興的說：「一千六百塊錢到手了。」我被綁架後在崇文門東花市派出所地下室關了一天，第二天被劫持到崇文門角門看守所裏。因堅持真善忍信仰，後來被惡黨非法勞教一年半，從二零零二年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女子勞教所七大隊遭受迫害。

在北京女子勞教所，七大隊副大隊長李守芬（當時三十多歲）等警察用強制手段想讓我放棄對大法的信仰。她們用「罰站」、「剝奪睡眠」、「不許大小便」、「藥物迫害」、「剝奪洗澡」、「圍圈圍攻」、「剝奪光線」、不讓家屬見面等卑鄙的手段，企圖改變我的思想和信仰。

曾經連續四個多月不讓我好好睡覺，期間只偶爾允許睡一、兩個小時，企圖用這種「剝奪睡眠」的手段讓我精神崩潰。有一次（大約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在警察辦公室裏（與其他被關押人員隔離的地方，其他人看不見、聽不見），警察們全副武裝，拿著電棍，拿著凶器，惡狠狠一面威脅，一面用圓珠筆狠勁扎我的手，同時強行抓我的手逼寫所謂的「三書」。還把攻擊大法的紙條貼在我的身上，渾身上下能貼的地方都貼上紙條，甚至連鞋裏面也惡意放了紙條。我當時義正辭嚴地對參與迫害的人說：「你們敢把此時此景錄下來上電視嗎？今天我親身體驗，你們迫害好人、迫害法輪功這一切都是真的！外頭那些真相材料上說的都是真的！」

在勞教所，警察們還用不明藥物來迫害我，故意「沒病製造病」。我修煉後身體一直很健康，根本沒有病，警察故意長時間不讓我睡覺，然後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帶到醫務室去量血壓。我問她們為甚麼，警察大夫當時就拿出一瓶藥使勁摜在桌子上，惡狠狠地說：「吃藥！」我問甚麼病，警察說：「血壓高，頭暈。」我說，「我不暈，我沒病。」警察大夫說：「你要相信科學！」我戳穿她們說：「原來你們不讓我睡覺，就是讓我血壓高，然後逼我吃藥。」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份，警察李守芬帶著繩美玲（六十多歲的人）等人強制按著我灌藥。因我拒絕吃不明藥物，他們就強掰我的嘴，狠勁撬我的兩顆前牙，致使其鬆動，快要脫落下來。當時繩美玲嚇得渾身打顫，不敢灌藥。李守芬惡狠狠的說：「灌！快灌！出了事我負責！」就這樣，她們每天強制灌藥（一種黃色藥片）。

中共迫害示意圖：強制灌藥

在這樣嚴苛的折磨下，我全身嚴重浮腫，兩腿腫得像「大象腿」一樣，上下一般粗，也無法彎曲，極度疼痛。在長時間剝奪睡眠的同時，又逼著我長期「罰站」，身體的承受幾乎到了無法承受的極限。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在勞教所七大隊圖書館的一個小屋子裏，在這極其難忍的罰站酷刑中，我的身體直挺挺的突然倒下，右側頭部重重撞擊在瓷磚地面上，倒下發出的猛烈的撞擊聲把她們嚇壞了，巨大的疼痛也把我震醒了……那是一段多麼殘酷難熬的歲月呀！

被迫離家　再遭綁架

我從勞教所出來後，他們一直沒有停止對我和家人的騷擾。每到所謂「敏感日」，南磨房地區街道辦、社區邪黨書記袁素娥等人偽善的問候我，或用電話騷擾我們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二零零六年二月份，我通過合法手續去香港旅遊。回來後警察就開始抓人，當時去香港旅遊回來的很多同修都被警察綁架迫害。大約是那年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晚上九點多，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公安分局、南磨房派出所的十個左右警察突然闖入我家。其中有女警穿著警服，很多男警穿著便衣，準備突襲綁架我。因當時我沒在家，他們撲了空，我與警察擦身而過，安全走脫。

但他們並不甘心，經常在我家門口及路口蹲守，伺機實施綁架，致使我不得不離開家，在外流離失所。二零零八年「奧運」期間，他們在到處抓不到我的情況下，用卑鄙惡毒的手段扣發我近三十年辛勤勞動所得的退休金，企圖從基本生存上搞垮我及家人。

二零一零年元旦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我因為給同修送《明慧週刊》等資料，又遭綁架，國保警察開著沒有標識的車，遮著我的臉，送到王四營秘密洗腦班。逼著我女兒錄像，然後把錄像給我看，企圖誘導我屈服。元旦前，北京朝陽區南磨房派出所警察找家屬做「筆錄」，家人這才知道我又被綁架了。

最可惡的是，二零一一年他們居然冒用我的名義，寫了一篇諂媚中共污衊大法的文章，發表到互聯網上，欺騙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