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楊景春自述遭十四年冤獄迫害

【明慧網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我被關押迫害的十四年多的時間裏，我的家人也受到牽連迫害……父母和家人都想不通：從小我是家裏最老實最誠實的孩子，而且後來又修煉法輪功信仰真善忍，一心只為做好人，這樣的人怎麼就能被判刑入獄遭受這麼大的磨難和迫害呢？

下面是我所親身經歷的迫害：

一、被綁架折磨

我自修煉法輪大法以來身心受益，對大法的感恩無法言表，時刻以真善忍為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身體健康，思想道德昇華，遵紀守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澤民邪惡集團利用國家機器鋪天蓋地的，開始對法輪功進行邪惡的瘋狂打壓迫害。九九年十月左右，甘肅省天水市北道區（現麥積區）社棠派出所又到我家來騷擾，我看家中實在呆不下去了，只好離家出走，在外面開始銷售絨線廠毛線，以躲避警察的上門騷擾、盤查、施壓、抓人、打人和綁架。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我再次被綁架，過程中牙齒被警察打鬆動。公安局副局長指使警察給我戴上腳鐐，並拿起拖鞋鞋底抽打我的嘴和臉。晚上把我銬著固定在桌子腿底下，坐在水泥地上過夜。

第二天，他們開始審訊我，他們先用偽善套我的話，然後動用酷刑逼迫，把我雙手吊在暖氣管上只能踮著腳尖才能夠著地，雙手手腕疼痛異常，這樣不停的折磨我。有一天，在上衛生間的時候，我無意中看到了法輪功學員張金梅，當時她一隻胳膊被白繃帶吊在脖子上（後來知道她是在八天裏被審訊時被警察給打斷了），才知道這裏已經非法關押了好幾個法輪功學員。其中能確定的有法輪功學員趙蘭州（後改名趙後雨）、王偉平。

在我被關押在航修廠招待所時，他們非法抄了我租住的出租屋。其中有大法書籍和資料，還有我的摩托羅拉手機、永久自行車、上海機械手錶、望遠鏡、BB機、小型播放機、相機，以及身上帶的八百元錢，都被警察奪走，沒有給我任何收據，至今也沒有任何說法。

在看守所裏，還是非法抓捕我的那些警察，他們又一次非法審訊我，我不願意說，他們就用手銬把我的手銬得緊緊的，手銬深深的扣進肉裏，疼痛難忍，然後他們就去打乒乓球，等著看我能堅持多久，還不讓上廁所大小便。

就這樣，我一個才四十三歲的人，在看守所裏牙齒鬆動搖晃，開始陸陸續續的掉牙，到我出獄時下牙只剩了五顆。

二、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初天水市秦城區法院對我非法開庭。開庭前檢察院和法院不告知我們有請律師以及其它的合法權利，而且不公開審理，也不通知家人，一切都是黑箱操作。在非法庭審中，法官根本不讓我們這些法輪功學員說話和辯解。當時從住地抄家的物品中有我煉功用的海綿坐墊，非法庭審中法官把這也認定為所謂的「有罪證據」。我當時認為這不是事實，就說：「這是我的合法權益」，法警就把我從法庭上攆到門口不讓我說話。

當時被天水市秦城區法院誣判的有八名法輪功學員，其中張金梅被非法判刑二十年，王偉平被非法判十九年，我（楊景春）被非法判十七年，趙後雨被非法判十二年，唐瓊被非法判十二年，尹小蘭被非法誣判十一年，王永明被非法誣判十一年，尚君斌被非法判四年。迫害法輪功的目的是要大法弟子放棄信仰。只要是法輪功學員，法院就可以隨意誣判，不講任何法律。

我提出上訴後，天水市中級法院沒有公開開庭審理，二零零三年二月就秘密給我們下發了維持原判的裁定書。

三、在蘭州監獄的四個月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從天水劫持往蘭州監獄的路上，王衛平同王永明戴一個手銬，路過隴西加油站上廁所時手銬被打開，王永眀就跑了，警察追上了他，用手銬把王永明兩手銬的緊緊的，銬的兩手都發紫了。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我被看守所押解送往蘭州監獄（甘肅第一監獄）繼續迫害。在蘭州監獄，獄警早上集合跑步列隊訓操，然後獄警強迫我們超體力勞動，定下任務剝大蒜，一盆一盆的剝，一直幹到晚上，幹不完活的就拿到號室裏繼續幹，幹不完就不能休息，雙手的三個手指頭都爛了。

在車間裏剝蒜時，我看到有不少法輪功學員天天被吊銬（就是把一隻胳膊用手銬銬在上方的暖氣管子上），我認識的有王永明。他認為自己無罪，拒絕不穿囚服，天天被吊銬，每天從早上一直吊到晚上收工。我受不了，就去找獄警，我說：「強制是改變不了人心的。法輪功弟子無罪，是冤枉的，不能這麼迫害無罪者，我們信仰『真、善、忍』是最好的行為，無罪被迫害，這樣做不行。」其中教育科科長叫囂著對我說：「你以為你是誰？共產黨把國民黨的八百萬軍隊都打垮了，你們算啥呀？你來代表蘭州在押犯和我談條件嗎？我告訴你，這裏沒有條件可講，沒門、沒門！」接著，兩個獄警直接把我拉走關押到監獄的禁閉室裏。

幾天後，我被帶到獄警辦公室，當時獄警辦公室有三個人，我進去後他們把所有窗簾都拉上。其中一人讓我蹲下，讓我的腳從我戴的手銬上跨過來，然後他用電棍擊打我的頭部和我的脖子頸部，當時我就感到自己不由自主的抽搐，電擊得我都能聞到自己頭上的焦糊味。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心裏對電棍擊打的陰影都揮之不去。剛被關到禁閉室半個月左右後，有姓左的獄警讓送飯的每頓只給我送一半的飯菜，完全吃不飽，長出的指甲都很軟，一掰就斷。就這樣被關了兩個月左右的禁閉。

又有一次是獄政科段科長（武威人）讓我背監規，我給他講真相。段科長聽了我的話以後，雖然很同情我，但是在江澤民邪惡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的大環境下，他還是要違背良心做一些事。段科長就在院子裏把電棍打開說：「我不用電棍打你，你摸一下電棍，算是打過你了。」我就用手摸了一下電棍，還是被電棍擊打了一下。見我仍不背監規，獄警就唆使看管禁閉室的犯人把我叫到禁閉室後面毒打，用水管子猛抽我，用拳頭捶我，威脅要我背監規。

我被關禁閉期間，蘭州監獄的禁閉室先後也關進了三名大法弟子，他們也遭到被獄警唆使的犯人的毒打，其中兩個蘭州榆中大法弟子被打得特別厲害，有一次我聽到大法弟子的慘叫，心裏特別難受。那天本來天空很晴朗，不一會兒監獄禁閉室上空出現一片黑雲，還刮起了一陣旋風，下起指頭大的雨點，這樣院子裏的打罵聲和喊叫聲停了下來，終止了毆打。

四、在天水監獄的十三年

（一）二零零三～二零零六年監獄對我的迫害

到天水監獄後，時間不長就把王衛平單獨非法關押在小號內。獄警找所有法輪功學員進行談話污衊法輪功。入監隊呆了兩個月左右，我就分到了三監區。二零零三年九月，天水監獄開始轉化法輪功學員，逼迫法輪功學員寫「悔過書」，當時監獄政委鄭佔海任「轉化」組、行動組組長。一監區負責轉化法輪功學員八人，三監區負責轉化法輪功學員五人，四監區負責轉化法輪功學員九人。鄭佔海給下面獄警下達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硬任務是：可以不擇手段，只要讓法輪功學員屈服，就達到目的了。獄警親自或唆使犯人對學員採取野蠻灌食，不讓睡覺，不許互相說話，吊銬，多人包夾等各種手段實施迫害。

監獄政委鄭佔海不但給下面獄警下達承包責任制，各監區長要表決心簽責任書下達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命令，還親自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他親自把法輪功學員吊銬在雙人床的一層的鐵桿上，強迫坐三釐米高的矮凳子，指使犯人對學員隨時拳打腳踢。由於鄭佔海積極響應江澤民邪惡政策，瘋狂迫害法輪功，撈取了政治資本，二零零八年被升為天水監獄（甘肅省第三監獄）監獄長。

各監區開始舉辦污衊法輪功的影視片，白天、晚上放映各種造謠誣陷法輪功的電視節目，強迫法輪功學員和犯人觀看那些造謠污衊法輪功的電視節目，包括最邪惡的「天安門自焚」偽案。監獄用「天安門自焚」騙局的宣傳矇蔽了很多監獄警察和犯人，煽動這些人對法輪功的仇恨。甚至在全監獄大會，對法輪功進行妖魔化的宣傳污衊，強迫人們看後還要寫觀後感。

我拒絕看造謠污衊法輪功的電視節目，回到號室裏坐著。獄警常天順對所有那些被強迫觀看電視節目的犯人說：「誰把法輪功某某叫過來或者抬到這裏看電視，就保證給誰加四分，就可以減刑。誰願意去？」他的話音剛落，就有七八個犯人沖到我在的號室裏來，我站起來扶著床，對他們說：「你們誰要動我，我跟誰沒完，那些都是假的騙人的，我不看誰要逼迫我看，引起的一切後果自負。」他們一看我的態度很堅決，知道弄不動，就一個個走了。

有次我回憶著寫了一下「神的謳歌」，拿給一個犯人看，他馬上報告給獄警蘇向東，蘇向東罵我：「你們都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你怎麼還不老實，你想怎麼樣？」我聽了心裏替他難受、傷心。他們都是因為看了、聽了造謠污衊法輪功的電視節目，那麼多人被謊言誤導毒害，將被拖入地獄之門而不醒悟。監獄給我強行發好多造謠污衊法輪功的邪惡害人書籍。獄警逼迫我寫認罪伏法書，每個月要寫兩份，思想彙報也要寫兩份，還要寫五書（悔過書、決裂書、保證書、揭批書、認罪書）等等，都被我一一拒絕了，不配合他們。

二零零四年天水監獄又專門組織了一個科室，所謂的「反×教科」，用於來轉化迫害大法弟子，我們一直管它叫「邪教科」或「邪科」。前任科長叫董曙堂（後調任甘谷監獄），後任正科長是劉江濤，副科長劉小剛，又專門挑選了幾個殺人犯、吸毒犯、搶劫犯，指使他們毆打、熬鷹，折磨剛被送到監獄的法輪功弟子，目的是強迫法輪功學員「轉化」，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這些犯人被稱為「包夾犯」，就是專門用於包夾、監視、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包夾犯如果能幫助讓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轉化」，可以獲得加分甚至立功表揚，最終獲得減刑的獎勵。舉個例子：一般的監獄犯人每天都參加超體力勞動，不能違反監規，一個月下來才能獲得十分左右。而包夾犯記一功就能獲得四十分或六十分，平時還有獎勵加分。監獄裏面的犯人減刑全靠分數，因此包夾犯就成了監獄裏犯人的香餑餑，能夠當包夾犯的都是家裏有關係或給邪教科警察好處的。包夾犯想要掙分減刑就必須想盡辦法讓被包夾的法輪功學員「轉化」，為此可以不擇手段對待法輪功學員，這也是邪教科利用犯人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手段之一。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左右，在天水監獄三監區，警察威脅和強迫我在大件車間龍門刨上進行無報酬、強制性的勞動一年左右，期間讓犯人嚴管我。龍門刨上主要生產天水監獄的刨床，他們讓我和另一個犯人在一個刨床上幹活。給我們的生產任務特別重，經常要加班加點才能完成。

二零零三年底～二零零四年底，天水監獄給所有法輪功學員及監獄的所有犯人，做過可疑的血型化驗兩次。因為這兩次抽血化驗和以往的正常抽血化驗不一樣，抽血量特別大，因為和平常的抽血化驗不一樣，所以我至今記憶猶新。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從監獄認為的敏感日開始，他們對我採取了另一種迫害方式：不許和別人說話、不許打開水打飯、不讓出監道門與人接觸、不讓放風曬太陽、晚上睡覺不許關常明燈、和我說話的都會被獄警辱罵警告等等，長期以來幹甚麼都有人跟著監控，包夾者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監控大法弟子，如做不到會遭到警察的呵斥、扣分影響減刑。

二零零五年九月有一天，法輪功學員王永明不堪忍受迫害從監獄一道移動門衝出，被抓住後，獄警氣急敗壞的對他毆打辱罵，對他施行了很多酷刑折磨。有一天他們強迫王永明晚上在全監獄做公開檢查，三監區教導員蘇向東通知我晩上必須參加大會，並明確告訴兩名包夾犯：如果楊景春有甚麼舉動，一定要把他打倒，你倆一定不能手軟！兩名包夾犯也明著告訴我：「我們要減刑，誰擋我們減刑我們就叫誰不好受。」

（二）劉志榮被迫害致死真相

法輪功學員劉志榮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從定西監獄轉入天水監獄的，短短的二十八天內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日被迫害致死。

當時，劉志榮被關押在監獄一監區舊樓一樓靠北第一間房子裏，房間共住了八個人，七個人都是包夾劉志榮的。一監區監區長王強，教導員蘇維明和中隊長王輝直接參與了對劉志榮的迫害，為了儘快轉化劉志榮，逼迫劉志榮寫「四書」。在他們的指使下，犯人孔凡忠（成縣人）、王學明（甘谷人）、吳鎮全（天水人）等七人組成了轉化劉志榮的強行轉化包夾組，這七個包夾犯為達到減刑的目的，都直接參與了迫害死劉志榮的罪行。

在那二十多天裏，獄警覃劍和吳金生也參與了迫害，他們指使七個包夾犯經常對劉志榮拳打腳踢和辱罵威脅。劉志榮非常堅定，拒不轉化，他們就不讓劉志榮出監舍，限制上廁所，不讓睡覚，用長時間罰站等等各種體罰來折磨劉志榮，劉志榮連屎尿都拉在褲子裏。有一天幾個包夾將被打的有氣無力的劉志榮抬到水房裏，把劉志榮衣服脫光，用沖廁所的水管沖他。晚上沖水的聲音很大，犯人們都聽得到，因為影響了其它監舍的人睡覺，引來怨聲一片。當時是大冬天，可以想像被冰冷刺骨的水沖打是何等滋味。

二零零六年元月八、九號，劉志榮已經被折磨的奄奄一息，他仍然不配合邪惡的命令指使，不報數，不下蹲，不做侮辱性的動作。警察和包夾犯就對他進行毆打。過程中，劉志榮喊：「法輪大法好！」他們用手銬把劉志榮背銬上、然後用腳踢踩劉志榮的脖子，捂住劉志榮的嘴、用腳踢，用電棍電擊和抽打。在二十多天的時間裏，他們對劉志榮的摧殘折磨從沒有停止，每天都對他打、罵、侮辱、酷刑折磨，直至於十日劉志榮被折磨致死。

劉志榮被毒打致死後，監獄通知家屬說劉志榮是自殺身亡。當家屬質問怎麼死的？監獄先是說用刀片割脖子自殺，後又改口說劉志榮把暖水壺的膽打破，用碎膽片自殺的。為甚麼監獄要改口？因為刀片在監獄屬於違禁品，劉志榮根本就不可能有刀片；為甚麼又要改口說用暖水壺的碎膽片自殺？因為這是他們能想到的唯一理由，暖水壺在監獄是每個人都有的。可是，當時劉志榮是被七個包夾犯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包夾監視的，哪有機會把暖水壺摔破？況且劉志榮死前一週給家人的信中還要家裏給他郵寄鞋子和生活用品，怎麼可能有自殺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我們法輪功學員都知道，大法修煉是不允許自殺的。劉志榮修煉那麼多年，在中共最邪惡的迫害中都堅定的走過來了，怎麼可能去自殺？

在劉志榮家屬來的那一天，監獄如臨大敵，把我們全部關起來不讓出去。後來知道，監獄也不讓家屬看劉志榮的屍體，用三萬元買通了劉志榮的親戚簽字然後火化了。在時任監獄政委鄭佔海一手操辦下所有相關獄警上下活動忙了一個月，將殺人事件掩蓋了過去。最後給教導員蘇衛榮和中隊長王輝內部處分完事。

隨後，為了掩蓋罪行，監獄對內大肆宣傳劉志榮是自殺而死，並藉此對所有法輪功學員開始嚴管，污衊法輪功學員都有可能自殺，加大對學員的迫害力度。他們害死了人，還用謊言欺騙家屬和監獄裏的警察及犯人，變本加厲的迫害監獄裏的其他法輪功學員。

（三）二零零六～二零一六十年間監獄對我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的汶川地震後，六月二十六號由邪教科組織所謂「抗震與喜迎奧運座談會」，其實是讓已經轉化的一個人宣讀他的「揭批書」污衊大法，讓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由包夾犯陪同參加。會上邪教科科長董曙堂、副科長劉江濤裝模作樣的讓大家暢所欲言，其實他們早就事先安排好了轉化者的發言順序。當時大概有二三十位法輪功弟子參加所謂「座談會」，沒多長時間，曹東站起來發言，說到江澤民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時，兩個包夾犯馬上把他兩隻胳膊架起來拖出會場。這時我說：「有話可以好好說嘛，這是幹甚麼！」也有其他學員當場提出抗議，會場一片混亂。座談會結束回到三監區後，分管我的獄警歹小勇把我叫到辦室說：「別人都不說啥，你就能，你非得要說。你一點面子都不給我！」他氣勢洶洶的叫我蹲下，一邊拿出準備好的電棍就在我身上和頭上電擊，邊電邊說：「你不給我面子，我也不給你面子！」用電棍打完後，還讓我寫檢查交差。

二零零九年六月有一天邪教科讓我們做了一次問卷答題，當時有五六個法輪功學員在場，都沒有配合，於是包夾犯們都在那裏代寫代答。在這之前就有分管我的獄警歹小勇拿著試卷讓我答題。我看了一眼說：「是誰說的法輪功是×教，是誰說的？『真善忍』怎麼就是邪的呢？」拒絕了他的無理要求。

到了二零一零年五月，由於天水監獄長期的折磨，生活在暗無天日的環境中，不叫我自由活動、不給放風時間，也不能學法煉功，我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衰弱，最後發展到連路都無法走動，並出現嚴重的病態現象。在其他親屬的幫助下我父母才得知此事，和獄警交涉後，才把我送到勞改醫院進行治療。經醫院檢查，我的身體由於嚴重營養不良引起貧血、黃疸型肝炎和胃潰瘍，需要馬上輸血和高蛋白營養治療，否則會有生命危險。在勞改醫院一個月後，他們又把我押回天水監獄繼續迫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二年七月，天水監獄三監區副監區長蘇向東和邪科科長劉江濤對我又進行了新一輪的所謂的「轉化」迫害。他們用犯人組成了七個人的包夾組，對我進行轉化迫害，將我專門單獨隔離關押，不許家屬接見、不准和別人說話、不准單獨走動、不准看電視看書、不准隨便入睡、不許用針縫補衣扣、上廁所要有人跟著，不「轉化」不放人，所謂寫五書（悔過書、決裂書、保證書、揭批書、認罪書），對我虐待長達八個月左右，企圖逼迫我放棄自己的信仰。其中在押犯辛士虎為了爭取減刑分數，積極參與迫害。八個月的迫害使我承受著非人的折磨和巨大的壓力，給我的精神和肉體都造成很大的傷害。

五、出獄後的困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我結束了被非法關押的日子，終於離開了天水監獄這個魔窟地獄。

在我被關押迫害的十四年多的時間裏，我的家人也受到牽連迫害。父親今年八十八歲，身體不好，還要擔驚受怕，承受著各方面的壓力，度日如年；我母親八十六歲，既要照顧父親，又要照顧有病無生活能力的兄弟。十四多年來，我母親經常是以淚洗面，非常為我擔憂，寢食難安。父母和家人都想不通：從小我是家裏最老實最誠實的孩子，而且後來又修煉法輪功信仰「真善忍」，一心只為做好人，這樣的人怎麼就能被判刑入獄遭受這麼大的磨難和迫害呢？

這十四年間，母親經常從蘭州來到天水看望我，給我送吃的送東西送錢，生怕太少不夠用，就怕我在裏面受委屈，受到不公對待。母親原本還把希望寄予我，讓我將來照顧不能自理的兄弟，這是她最大的心病和願望。由於我被冤判十七年徒刑，這個願望也破滅了。二零零三年一月我還在天水監獄被非法關押的時候，我的原單位甘肅絨線廠因我修煉法輪功，非法開除我公職。當時我已工作近二十九年。出獄後回到家中失去了工作，無處安家立命，沒有收入，沒有經濟來源，無法維持生活，目前只能在父母家，依靠兩位耄耋老人度日。

僅僅因為江澤民的一己之私，對法輪功進行迫害，以及對我合法權益的非法剝奪，也給我父母帶來了巨大打擊，使他們難以安度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