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時,大法弟子們已經在反迫害中走過了五年。我從小耳濡目染,跟著長輩學法修煉, 學法是我生活的一部份,就好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但這並不是我主動的、有意識的選擇。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意識到自己與社會上常人之間的巨大反差,我開始質疑自己──我是誰?我為甚麼在這個群體?我該相信甚麼?生活要求我做出選擇──是否能真正的走入修煉。我才逐漸走上了真正獨立思考、理性實修的道路。
我們知道,為了救度更多的生命,師父一次又一次延長了結束的時間。在師父慈悲賦予的有限時間內,我們需要儘快提高,尋找可救之人。
然而,我們面臨的現實卻是──當今世風日下,道德急遽下滑,無神論盛行。共產主義的幽靈偽裝成人類的救世主,欺騙了許多善良的人。同時,科技的進步放大了便利,也放大了現實世界的誘惑,使世人更難辨別真偽。
師父說:「在宇宙成、住、壞、滅的過程中,大法弟子的出現恰恰是在最後階段,那麼也就是不管是生命也好、物質也好,都走到了最後最不好的時候,表現上也是最複雜的、最不好分辨善惡正邪的時候。」(《各地講法十一》〈甚麼是大法弟子〉)
今天這個世界更加混亂。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生活在正法的末後之末,真正有信仰的人寥寥無幾。許多人被無神論洗腦,殘存的道德維繫著社會的運轉。很多年輕人的社交生活被侷限在鍵盤與短視頻中。社會上各種思潮瀰漫,暴動頻繁,思想墮落。
在這種環境下,極端思想將他們的理論包裝成「偉大」和「高尚」,佔據道德高地。相反,堅守傳統價值、信仰上帝的人卻因恐懼而噤聲,害怕成為異類。
師父說:「今天的人類呀,其實不是因為正法,早就毀掉了,人類的思想標準已經在地獄以下了」(《二零零三年元宵節講法》)
作為一名大法弟子,如何在這些亂象中救人?我經歷了一個從迷茫到實踐的過程。
在與西方年輕人交流時,我發現,如果一開始就談論「上帝」或「超自然」,很多人會立刻關閉溝通的大門,甚至在心裏嘲笑。
師父曾說:「中共邪黨啊,你們不講真相人也會漸漸的辨別出來,它是個邪惡的東西。無神論是在這個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無法辨別的,真的是很難辨別。」(《各地講法十三》〈二零一五年美國西部法會講法〉)
那麼,在世俗社會中,大法弟子能否令人信服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如何才能順著常人的執著心來講清真相?
在觀看了大量時政評論節目後,我曾試圖在辯論中將「神性」從「理性」中剝離,用常人能聽懂的世俗語言來表達。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試著說服自己──信仰可以是循序漸進的。
但我當時沒有意識到的是,當我這樣做時,不知不覺中受到了那些我曾信任的評論員的影響,我的觀點在無形中被塑造、被左右。我極其渴望在剖析共產邪惡理論的同時,能找到一個可以解釋一切的道德框架或意識形態。在剖析邪惡的共產主義理論時,我試圖拋下信仰的角度,而是用道德框架或意識形態,來解釋一切。
更糟糕的是,我開始執著於證明自己「正確」,並試圖證明別人「錯誤」。無論是熱門話題還是日常新聞,我都樂於站在對立面進行批判。對手的每一個邏輯漏洞,都成了我辯論得分、提升自尊的機會。我漸漸沈溺於在政治觀點中尋找價值感,藉此證實自我。
然而,在經歷多次辯論後,我最終認識到:只有對大法的信仰,才能真正解釋世間的一切。離開了對神的信仰,常人中的任何理論都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經不起真正的考驗。明白了這一點後,我在與常人講真相時,心態變得輕鬆、純淨了許多。
今年六月,我在一個會議上負責《英文大紀元時報》的展位。期間遇到了許多形形色色、抱著不同目地與價值觀的人,他們對這份報紙都展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一位德國先生熱情地走上前來。他在會場裏到處找人論辯,試圖用自己的哲學思想征服他人。在成功「擊敗」一名瑞士人後,他來到了我們的展位。
在聽完我對報社的簡要介紹後,他出於禮貌問了幾個問題,隨後便滔滔不絕地講述起自己的哲學觀:存在的本質、完整與虛無、生命的意義,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一切。我微笑著站在那裏,心不在焉的聽他講,心想這個人顯然不太顧及他人的感受,太專注於自我,根本沒考慮聽眾是否感興趣。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一驚:我在別人眼裏不也是這樣的嗎?眼前這位先生,簡直就是折射出我好勝與顯示心的一面鏡子。
他的長篇大論結束後,拋出了他的「殺手_」問題:「你相信客觀現實嗎?」我深知他期待一個複雜的哲學答案,這時我想到了師父的講法。
師父在《轉法輪》中開示:「修煉到哪一個層次中的人,他只能看到哪一層次中的景象,超出這個層次的真相他就看不見,也不相信,所以他認為自己這一層次中看到的東西才是對的。他沒有修煉到那麼高層次中去的時候,他認為那些東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這是層次決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夠昇華上去。」
於是我用自己在法中修煉出的理解對他說:「是的,客觀現實是存在的,但它受限於我們的認知水平與所知的範疇。當您坐在我對面時,我能看到你和沙發是兩個獨立的個體,一個是運動的,一個是靜止的。但如果我能看到更微觀的分子結構,那可能沙發是活動的,而您是靜止的。也許,這兩種認知同時存在。」
他對我的回答感到非常驚喜和滿意。接著,他提到,他認識的很多德國人都深受佛教等東方思想的影響。我意識到,許多西方有識之士,其實正在等待和渴望著大法。聽完我的敘述,這位先生對大法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他從外套內襯裏掏出一張名片,像舉起獎杯一樣高高舉起──彷彿這是他漫長精神探索後獲得的珍貴獎勵。
這次偶遇讓我反思自己的爭鬥心。如何與抱持不同思潮的人接觸,並運用大法賦予的智慧來闡明真理。
在這次會議上,還有兩位年輕的基督教護教士來與我交談,他們主張英國應該恢復基督教文化。
這裏補充一個背景:「文化基督徒」(Cultural Christian)指的是身處基督教社會、遵守節慶習俗(如聖誕節、復活節),但內心並非真正信奉基督、不真正修行的人群。
我問他們:「如果人們沒有從根本上信仰基督,英國社會僅在文化上維持基督教文化,這真的足夠嗎?生命之樹豈不是會因為神聖的根系斷裂而慢慢枯萎嗎?」
其中一位年輕人沉思片刻,回答道:「如果只是『文化基督徒』,確實得不到神的救贖;但如果只是為了維持一個健康社會的道德秩序,這或許就足夠了。」
我回應他:如果人類從根本上不信神,那麼與神相關的文化也終將流於形式,道德體系也必將崩潰。人若只為自己、為私慾而活,人類最終走向的只能是滅亡。我能看出,這番話對他產生了不小的衝擊,引發了他的思考。
今年,我還有幸參與了對神韻觀眾的採訪報導。神韻展現了純正的傳統文化,歌詞中直接揭示出無神論、進化論的危害,這些震撼人心的內涵直接洗滌著觀眾的靈魂。神韻演員很多都是與我同齡的年輕人,他們所展現出的勇氣與付出,令我非常感動和震撼。雖然我的工作是採訪觀眾,但在這純正的能量場中,我感到自己也得到了淨化。
在採訪實踐中,我更體會到了「放下自我」的重要性。如果太把自己當回事,帶著證實自己的心,就很難完成一次觸動人心的採訪。只有真正放下自我,完全站在對方的角度著想,用慈悲去聆聽,才能真正打開眾生的心扉,讓他們吐露心聲,表達對大法的感恩。
在未來的修煉道路上,我會更加抓緊學法,修去爭鬥心與自我,用從大法中修出的智慧,救度更多西方眾生。
謝謝師父!謝謝大家!
(2026年美國華盛頓DC法會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