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正法修煉歷程

【明慧網2001年10月6日】2000年6月，看了師父的《走向圓滿》。師父說：「不能使罪惡再延續了」。我想，作為弟子就應該助師正法，既然法已經講明了，那我就應該去制止邪惡。於是我又一次進京正法。

在天安門遇到了一位同修，他對我說：「我們是來正法的，不一定要被抓走。」他的這句話，使我猛然又明白了一層法理。我說：「對，我們是來正法的，不是來被抓的。」7月6日上午，我看到一位同修在廣場中心煉神通加持法，我就毫不猶豫地走了過去，坐在了他旁邊，打起手印來，我們一起加持了一會兒，聽見一輛車開到了我們身後，警察下車後，對我們連踢帶打，然後把我們拖上了警車。

上車後，警察又拉上了車窗簾對我們暴力毆打，我微笑著看著他，用善的力量化解他的惡意，不一會他就不打了。之後警察又在廣場上抓了一些同修，把我們送到了天安門公安分局，把我們二、三十位同修關到了一間屋子裏。過了一會兒，進來了一個50多歲的男警察和一個30多歲的女警察，逐個問我們學法幾年了，有甚麼體會。我一看他們根本就不是想來了解大法，而是想通過口音辨別我們是甚麼地方的人。我心想：我得走。剛動這一念，站在我前邊的同修就給我讓開了，於是我就走了出去，走廊裏的警察就像沒看見我。大門旁也有警察，但就這樣我從大門很鎮靜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我又來到了天安門，這一天是全國考生高考的日子，我在廣場遇到了很多同修，和大家談了體會，同修說：「今天我們也是來參加高考的。」於是大家決定傍晚7點降國旗的時候，大家一起打橫幅。快到7點的時候，大家陸續地來到了金水橋前，這時突然來了兩輛警車。同修問我：「是不是警察知道了？」我說：「怕甚麼，知道我們也要做，我們的一切都是公開的。」不一會兒，兩輛警車就開走了。一位同修走過來跟我說他的包裏有橫幅，讓我幫助拿出來。我點了點頭，從容地拉開了拉鏈，拿出橫幅，在金水橋前和同修一起向所有觀看降旗的遊客打開了橫幅。邪惡發現了向我們衝了過來，搶奪橫幅，我們不放手，其他的同修也相繼地打開了橫幅。一時間，好幾條橫幅在金水橋前展開，邪惡無可奈何。當時的場面威嚴、壯觀。持續了十多分鐘，才有兩輛依維柯警車開了過來，抓我們上車，狠命地打我們。大家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抓我上警車的時候，我牢牢地握住了車門把手不上車。惡警又狠命地打我，用對講機砸我的手，把我打倒在地，拖上了警車。那一天所有觀看降旗的人都親眼目睹了惡警們是怎樣殘酷地毒打善良的百姓。

抓到天安門分局時一數竟有70多名大法弟子，最大的70多歲，最小的是一位年輕的女同修帶著的只有幾個月大的嬰兒。我們大家一起背經文，向看管我們的武警洪法。因為我們人太多，警察們措手不及，不知如何處理，只好向上級請示。最後用車把我們分送到了北京市的各個派出所。我與另兩位同修一起被送到了一個派出所。警察半夜詢問我們姓名、住址。詢問我的警察倒很客氣，我也平靜地跟他講道理。談話中，他使我想起了還有同修沒有走出來，於是我就跟他說了姓名和住址。他很奇怪問我怎麼說了。我說：我要回去要讓其他同修也來北京正法。因為我當時非常堅信我的路是師父給安排的，我想做的事只要符合大法，就一定能實現。當時已經半夜了，他讓我躺在椅子上休息。第二天早上看我的保安去打水，我一看機會來了，就毫不猶豫地走了出去。就這樣我坐上火車就回家了。

回來後跟幾個同修講了北京的情況，他們就決定要去。我也覺得做的程度不夠，我就把我們以前煉功點用的一個4米長、1米寬的大橫幅找了出來。再一次走向了天安門。一個同修跟我在一起。第二天中午我又一次站到了廣場上，我想：橫幅在哪打開效果才最好呢？抬頭一看，天安門城樓，對，在城樓上打開最好。這時一些人的觀念和不好的思想在頭腦中反映出來，我猶豫了，但是我很快意識到這是干擾，因為我在做最正、最好的事，我心中生起一念：一切阻礙我做這件事的都是魔，於是我就領著同修快步向城樓門洞裏走去，過去一看才知道不讓帶任何物品上城樓，而我的橫幅又很大，是裝在小包裏的。怎麼辦？我沒有灰心，把包和《轉法輪》書放到同修手裏說：「我先買票上去看看，你在下面等我。」於是我就買票通過了安全檢查。突然間想到，我這時再到護欄邊去把包和書拿來不就可以了嗎？我跨過鐵鏈，走到護欄邊從同修手裏拿來了包和書，就轉身向城樓上走去，跨過鐵鏈，同修在後面大聲喊我的名字，我回頭一看他在向我擺手祝我成功。整個過程那麼多的檢察員竟然沒有人發現。我上樓梯時，檢票員微笑地看著我，好像在鼓勵我，也沒有注意到我手裏的提包。

到了城樓上在樓內轉了一圈，就從中門走了出來，眼前是寬闊的天安門廣場，城樓邊站了一排戴草帽的武警，我不再猶豫，打開包，取出橫幅，由於橫幅太大，我一個人無法打開，我就把一邊纏在了漢白玉扶手上，用手去扯另一邊，這時站在我眼前的武警來搶我手中的橫幅，我不鬆手，僵持在那裏，身後又衝過來幾個便衣，對我拳腳相加，把我拖了下來，拖到了城樓內的一間屋子裏，問我橫幅上寫的是甚麼。我說：「法輪大法」。問我是甚麼地方的人。我閉口不語。他一拳朝我臉上打來，把我打倒在地。我頭腦清醒，心想：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我要明明白白去承受，我馬上站了起來，他們又一次把我踢倒，我又一次站了起來。他們打了一會，看我不說話，就把我從電梯上帶了下去，送到了一個屋子裏，讓裏面的警察看管我。這時我的臉已經被打得變形、高高腫起。過了一會來了一輛警車，又一次把我押到了天安門分局。進去後，警察看我被打的樣子，問我幾句，我不說，他也就不再問了，把我送到了屋後的胡同裏，這裏已經關了很多同修，兩個便衣坐在小門口看著。我發現胡同裏的大鐵門不是很高，於是我就靠了過去，兩個便衣也沒注意到，我蹬上水泥台，就從大鐵門上爬了出去。

出來後，我想到同修還在廣場，就想去找他，但臉已經腫的很高，又擔心被抓回去，轉念又一想：我堂堂正正，怕甚麼呢？於是我就去找他，很順利就找到了。晚上，我們到前門的一個小旅店住宿，半夜，突然幾個警察衝了進來，把我抓出屋後，我發現同修在走廊，原來是旅店的老闆娘給報了警。警察把我們押到了大柵欄派出所。因為我住店時登了記。他們很快通知了大連住京辦的警察，警察來後給我戴上手銬，押到了住京辦的賓館。第二天一個老民警問我：「你的事辦完了嗎？」我說：「是，辦完了。」他說：「我知道你們都是好人，跟我回去吧。」我說：「好」。7月12日，我和同修一起跟著老民警坐上了回大連的火車。我很清楚回去後面對我的將是甚麼。我隨時都可以走掉，但是當時我想，這麼多同修在承受苦難，師父已經為我們承受了太多太多，我也要去面對一切苦難（當時還不知道要講清真相）。在火車上，我靜靜地讀著《轉法輪》。第二天早上下車後，老民警搭出租車把我們送到大連戒毒所（現為洗腦中心）。

到戒毒所後，給我登記，要我把帶的東西都交出來，把我僅有的50多元錢收了去，又讓我交書，我堅決不交。最後老民警說：「我拿回家給你保管，你出來後管我要。」並留下了電話號碼。我才把書給了他。登記後，一男幹警把我帶到了四樓，這裏已經有20多位學員，每個人都坐在小馬札兒上背著手，讓我也照著做。然後給我們放誹謗大法的錄像。這時，我想起了師父的話：「我要的是堂堂正正修煉的弟子、金剛不破的偉大的神」《排除干擾》。我猛地站了起來，開始煉功，就聽見幹警跑走的腳步聲，不一會兒找來了一群，開始打我。我高喊：「我怎麼了？！你們憑甚麼這樣對待我？！」惡警當時被震愣了，但隨後又生起惡念，把我拖到了一間小屋子裏，用手銬把我銬在鐵床上，開始狠毒地打我，用電棍電我。我大聲背誦著師父的經文《論語》、《真修》「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們卻因為在常人中的利益損失了而對我訴苦，而不是因為自己在常人中的執著心放不下而苦惱，這是修煉嗎？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關。」……希望大家都能站出來，希望警察都能心生善念，我的眼中充滿著淚水。但惡警們卻更加狠毒地打我，用毛巾勒住了我的嘴，我不屈服，掙脫後，更加大聲地背誦。當時感覺整棟樓好像都被震動了。惡警輪流打我，累得滿身大汗，見我仍不屈服，他們害怕了，把我一個人關在屋子裏，不再打我。我繼續大聲背誦著，直到背完。惡警莊永貴走了進來問我：「背完了嗎？」我說：「背完了。」他就和幾個幹警押著我到五樓，惡警看我走路很輕鬆，很是不甘心，在小號門口讓我跪下，我心想：作為大法弟子只能給師父下跪。所以我堅決不跪。他們就又拳腳相加，把我打倒在地，然後把我拖進小號。怕我煉功，把雙手銬在了地面的鐵環上。惡警們怕我出事，他們推責任，就一個個來給我送礦泉水，說好話，說甚麼他們也無奈，只能執行上邊的命令。我善意地向他們洪法並開始絕食絕水。他們拿我沒辦法，只好讓大連開發區的警察把我押到了開發區看守所。

在大連開發區看守所內，我繼續絕食絕水，並且堅持煉功。因為我不背監規，犯人又打我，但是我最終沒有屈服，他只好反映給管教。管教說，不背就不背吧。我絕食絕水15天，期間被灌食兩次，身體極度虛弱、消瘦，我一個年輕人彷彿體會到了年邁蒼老的感覺。當時並不是很強烈要求釋放，後來也就喝水吃飯了。又過了15天，我正在跟犯人洪法，警察把我叫了出去，給了我一張教養裁決書，時間是從2000年7月到2003年1月，整整兩年半。我說：「我沒有錯，我拒絕簽名。」警察說：「不管你簽不簽名，我們照樣執行。」就這樣，我於2000年8月13日被押送到了大連教養院。

到了教養院後，開始幾天我沒敢煉功。後來想：我是一個煉功人，到哪裏都應該煉。於是，我就半夜起來坐在窗台上打坐。四防人員（看管勞教的勞教人員）發現後，就把我從窗台上拽了下來，讓我睡覺。中午在教室裏，我又坐在地上打坐，四防人員看管不了我，就把我交給了管教。管教用惡毒的語言侮辱我、威脅我、不讓我煉功。我說：「煉功有甚麼錯，這是我的基本權利。」後來有一次因為人太多（共150多人，只有3名大法弟子），屋裏坐不下，就在大院裏的地上吃飯，我習慣性地盤上了一條腿，四防走過來讓我把腿拿下來，我沒理他，因為這是他的無理要求，他們就動起手來，我氣憤地把另一條腿也盤了上來，開始打坐煉功。他們搬我腿搬不下來，就去報告了副大隊長喬威，此人很是邪惡，拿著一根1寸多粗的高壓電棍就衝了出來，對著我的頭就連打帶電，我繼續盤著腿，一聲不吭，因為我知道150多人在看著，我代表了大法的形像，大法弟子就要意志堅強。後來頭被打冒血了。他們幾個四防把我拖進了二樓的小號。把我關進後，喬威問：「還煉不煉？」我腿一盤，又煉了起來。惡警喬威氣壞了，讓四防把我拽出來，摁在水泥地上，他和另一惡警孫健每人拿一根高壓電棍，開始電我。一個在上半身電，一個在下半身電，我忍不住痛的大喊，最後他們一直把電過完，我想終於挺過來了，就放鬆了。後來喬威說：「再去拿兩根來！」我有點怕了，就說了大法弟子不應該說的話，我暫時不煉功了，他們就又把我關進了小號。

我開始絕食，本來打算關7天，但只關了四天，就把我分到了一大隊四中隊，幹最髒最累的活。每天早上，六點鐘就到工地，抓磚坯，每天要彎腰上萬次，必須快速地把磚坯抓起來遞到別人手中，傳到窯車上，否則，輕則被罵，重則挨打。腳下是窯車的高溫烘烤，手裏是發燙的磚坯，不長時間，我的兩手就被磨出了幾個坑，很痛，只好學別人在幹活前找碎布條纏在手指上。高溫、粉塵、噪音、超強度的體力勞動，一天下來，已成泥人，渾身疼痛，走路困難。在最艱難的時候隊長找我談話，讓我寫保證，就可以不用幹活。我說：「我絕不會寫的。」就這樣，三個多月，我挺了過來。在最艱難的時候，總是背著師父《洪吟》中的《苦其心志》「圓滿得佛果，吃苦當成樂。勞身不算苦，修心最難過。關關都得闖，處處都是魔。百苦一齊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後來教養院把堅定的大法弟子都調到三大隊統一管理，幹揀豆、扛麻袋的活。一次，有檢查團到檢察院來檢查，怕大法弟子說真話，把我們都藏到倉庫裏幹活，大家在一起交流，認識到：我們沒有任何罪錯，不應該再這樣承受下去了，應該要求還大法清白，無條件釋放我們。於是大家決定罷工。

第二天（2000年12月），我們幾乎全體罷工，（只有幾個沒認識到）要求院領導向上級反映，釋放我們。罷工持續了一天，教養院把我們7人（他們認為帶頭的）又送到了一大隊，把我和另一個同修送回了四大隊，我們繼續堅持罷工，隊長找我談話，說：「你也不能在這兒白吃飯呢。」我說：「誰也不想在這兒白吃，是江澤民政府把我們強行關在這裏。最苦最累的活我都幹了，我們不是怕吃苦，我們就是用這種形式要求無條件釋放。」後來我們被一起送過來的7個同修，有的被騙到了工地，有的被架到了工地，但仍堅持不幹活。就我和另一個同修堅持了下來，因為我們當時下定決心寧死不從，但是隊長不甘心，利用各種辦法動搖我們。後來我對同修說：「邪惡貌似強大，其實甚麼也不是，只要我們前進，邪惡就得讓步。如果我們停止不前，他就會想辦法來動搖迫害我們。」他問我應該怎麼辦，我說：「我們一起到大院裏煉功吧。」到了中午，普通勞教都在院裏排隊等著吃飯，幾個隊長坐在大門口，我和同修一前一後來到大院，坐在地上開始打手印，加持。隊長一看：不好了，法輪功又開始煉功了，衝了過來，把我從地上拽了起來。一大隊長搧了我好幾個嘴巴子，就叫人把我拖上樓去。之後就安排一個勞教專門看著我，隊長就不再提出工幹活的事了。甚至說：「如果實在想煉功，就在屋裏煉，別到大院去。」

這樣又過了幾天，我想：既然自己沒有罪錯，為甚麼還要在這裏呢？但轉念一想出去幹甚麼呢？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師父告訴我要出去講清真相、揭露邪惡。但是怎樣才能出去呢？從我在的屋裏要走出大門要經過五道崗，這時師父彷彿又在告訴我，只有千分之二的失敗係數。這對我來說又是一次放下生死的檢驗，而且我知道出去後我時刻都將面臨著被抓的危險。但這是師父指引給我的路，我必須堅定地走下去。我深深地懂得：師父給予弟子的永遠都是最好的。於是我下定了決心。

12月28日上午8點多，隊長們都上班了，我感到我今天就能走出去，心中充滿了信心。當時天很冷，二樓的樓層崗（站崗的勞教人員）和一樓的都到屋裏取暖，看管我的人要我到水房倒垃圾，我一看真是難得的機會，就毫不猶豫地下了樓，推門走了出去。恰巧有兩個隊長領著一幫勞教人員到大院工地去幹活，我就跟在了後邊，走出了只有隊長領著才能出去的小院。這時走在最後邊的勞教人員發現了我，問我到哪去，我說：「出工。」他知道我是煉法輪功的，說：「你不是不幹活嘛。」我不說話，他就對旁邊的隊長講我煉功挨打的事，就這樣，我又走出了第二個門崗。到了大院，他們到工地幹活，我就不跟他們走了，直奔大路正門走去，心中坦坦然然：因為我沒有任何罪錯，這裏不是我應該呆的地方。幾個隊長在路邊掃雪，好像也沒看見我。快要到大門口的時候看到了一個隊長，我剛來時煉功他罵過我，心裏有點害怕。又一想怕甚麼，只管走，不管他。他竟一轉身回屋去了。就這樣我走出了大門，心裏很興奮：啊，我出來了！大概是因為歡喜心出來了，就聽見身後有人在喊：「哎！哎！──」我拔腿就跑。跑了不遠，又冷靜了下來，我沒有任何罪錯怕甚麼呢？於是我放慢了腳步，大概走了20分鐘，只聽見有警報聲，也沒發現有人追出來，就這樣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關押我4個半月的大連教養院。

後來我聽說，教養院氣壞了，上報了大連公安局，用了8天時間在全市大搜捕。到我的親戚朋友家去恐嚇盤問，還派了幾個人到北京去。而這時我已經跟同修在一起學法交流了。出來後，我看到了《李洪志師父在北美大湖區法會上的講法》，知道我之所以能走出來，是因為師父說：「我剛才講了，這一切我是不能承認的，所以要清除他，包括這場邪惡。」而我做到的只是始終沒有承認邪惡給我強加的罪名，包括教養的時間。出來後我看了幾天書和明慧網的材料，找到了一些同修，有的是上北京剛回來的，我們在一起開了幾次小型法會。大家互相促進，共同提高。

到春節了，有同修提出要到北京去正法。我看了西人學員寫的《去除魔性》其中的一句話說：我們必須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滅邪惡。感覺自己還沒有盡全力，於是我決定第四次進京正法。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們一行十幾人穿著新衣服不約而同地坐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就像過年一樣，我們都很輕鬆。初一早上我們到了北京。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頭一天在廣場上發生的焚人慘案。只看見廣場上布滿了警察。大約9點鐘，我和同修在長安街上打開了「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其他同修也陸續地打開了橫幅，我們一起被抓到了天安門公安分局。當時有四、五十名學員都被關在了鐵籠子裏。師父在《忍無可忍》經文中說：「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來順受。」……「忍絕不是無限度地縱容、使那些已經完全沒有了人性、沒有了正念的邪惡生命無度的行惡。」於是我們要求放人。武警打開鐵門往裏送人的時候，我們就向門口擠去，僵持了一段時間，他們看擋不住，就把我們引到了胡同裏。我進去一看，裏邊的武警已經手拿著鐵棍等在那裏，之後的場面可想而知，我們幾十名大法弟子幾乎都被毒打，男同修全部打倒在地，場面極其悲壯。我也被幾個警察打倒之後，踩在腳下，戴上手銬。之後，他們用一輛大客車把我們押到了北京郊區－－平谷縣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們全部絕食絕水，要求釋放，惡警們就指使犯人給我們強行灌食，每個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毒打。

當時我們有12個全國各地的男大法弟子關在一個屋裏。第一天灌食後，我對大家談了自己的體會，師父說：「除盡邪惡是為了正法，而不是個人修煉問題」(《忍無可忍》)。而我們今天是來正法的，不是個人的修煉，邪惡對我們每個人的迫害，就是對大法的迫害，我們就有責任去鏟除他。大家都認同了我的認識，只有一個同修不這樣認為。後來他就被調到別的牢房內。接著，我又說：「我們不應該再這樣消極承受，因為師父說：『如果邪惡已經到了無可救無可要的地步，那就可以採用不同層次的各種方式制止、鏟除』。而今天邪惡利用來迫害我們的壞人，他們已經沒有人性可言，那麼我們就要用人類這一層的方式制止他們，鏟除控制他們的邪惡」。於是我提出建議：我們集體拒絕提審，對他們對我們的迫害表示抗議。就這樣我們於1月27日中午開始全體拒絕提審，叫我們任何人出去，我們都不出去，並且要求見平谷縣的公安局長反映情況。他們想衝進來強行拉人，我們就一起把住鐵門。

他們見這樣不行，就開始跟我們談話。我說：「你們不准再利用犯人無辜打人，把打我們的犯人都進行處罰，我們就出去和你們談話。」一個姓賈的所長假惺惺地說：「我們這裏不打人，你看見誰打人了？」我們說：「你去把勞動號都叫來，我們指給你看（打人的犯人都躲了起來）」。我們見他假惺惺的並沒有想解決問題就不再理他。一起背著《洪吟》中的《無存》：「生無所求　死不惜留　蕩盡妄念　佛不難修」他們見此計不成，就威脅我說：「你是帶頭的，你等著，我誰都不處理，就給你判刑。」我衝著他笑了笑，沒有絲毫怕他的概念。就這樣這一天我們的舉動，震撼了所有的邪惡。因為原來在他們的眼裏，大法弟子都是最好欺負的人，他們想把我們怎麼樣就怎麼樣，而我們這一天的舉動告訴他們：「你們想錯了！」因為師父已經告訴我們「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來順受」《忍無可忍》。他們見無計可施，晚上就商量對策去了。

第二天，一個不知姓名的公安局長來了，我們善意地跟他講了這裏打人的情況。他口頭答應要幫我們去處理。但大家都看出來他根本就沒有誠意，只是想騙我們出去，我們也就不再理他。這樣他們幾個領導都撤走了，我們意識到他們可能要進一步採取行動了。果然，住了一段時間，聽到了走廊裏傳來了許多人跑步的聲音。不一會兒，只見一群武警扛著千斤頂、撬槓、木板、鎬頭沖到了門前，開始強行破門。

此時的我們已經完全放下了生死。大家背誦著《洪吟》，互相鼓勵著，用手緊緊地把著牢門，惡警竟拿來了高壓電棍電我們的手，用木棒打我們的手，有的同修手被打破了，臉被打出了血，大家仍然堅持著。此時我們已經絕食絕水了五天。十幾個武警用了整整一個上午，累得滿頭大汗，最後把往裏開的鐵門撬掉了，拽了出去，衝了進來，對我們所有的11名大法弟子進行暴打。有的同修當時就被打暈了過去，緊接著把我們全部戴上了手銬，拖到了風場裏，又給我們全部戴上了腳鐐，開始對我們進行毒打，一惡警拽著給我銬的很緊的手銬使勁拉扯，我疼得忍不住喊了出來。他們把我打倒在地，用腳狠踹手銬。手銬勒進了我的手腕裏（至今還留著傷痕），我又一次站了起來，只感覺從胳膊處開始往上麻，快麻到頭了，我心出正念：我是神，不能這樣被邪惡迫害而死！只感覺「刷」地一下，麻木感消失了。

這時一個派出所的警察來提審我，走路時我想：師父說：「在過去的一年中，學員自身的業力、對法的認識不足、在難中還有放不下的執著，在痛苦的過關中不能用正念對待等等，都是被邪惡加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也是邪惡真正破壞法的根本藉口。」我對照自己想：還有哪一點沒有做到？找到了自己還有怕疼的心，沒有真正把自己當做一個神。在提審室裏，惡警又用腳踹腳鐐，用手扳我的手銬，讓我說出姓名、家庭住址。我坦然地看著他，不為所動。他折騰了好一會，見動不了我，只好作罷，把我送回了去。在風場裏，惡警在利用犯人繼續迫害同修，把我也拽過去，把衣服掀起來蓋住我的頭，開始用膠皮棍朝我的後背、臀部狠命地擊打，逼我吃飯。我這時只有一念：我是神，神是放下生死的，神是「吃苦當成樂」的。我一聲不吭，犯人非常吃驚，掀起衣服看我的臉，我面容平靜。犯人看對我不起作用，就不再打我，又去打別的同修，其他十名男同修沒有用足夠的正念去對待，用人的心在承受，都沒能挺住。當時我看他們被打沒能用正念去對待，心裏很難受。他們都被逼喝了水。但是第二天，他們又絕食了，我看到心裏非常高興，因為我知道這裏的邪惡將在我們的集體正念下徹底被鏟除。後來有同修告訴我，他天目看到了一個大魔頭被砍了下來。

果然從第六天開始，同修就被陸陸續續放了出去。我也於第十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二，與另一同修一起被放了出去。提審我的警察笑著說：「這小子，真夠頑固的。」我知道這是他發自內心的佩服。

晚上買完回大連的火車票，在候車室裏意外地遇見了大連的兩位同修，她們跟我講是來打橫幅的，但心裏害怕，不敢做。於是我給她們講了我們是怎麼做的，她倆也悟到了不能這樣白來一趟，於是就到售票處把票退了。我也在想：為甚麼讓我遇到了她呢？我還敢不敢再做一次。這樣我就把票退了，決定陪她們一起做。晚上，我們在一家賓館住了下來，我們三人都沒有身份證，但賓館經理看我們都很坦誠就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三人又一起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在升旗的時候，她倆打出了橫幅，當時我手裏沒有橫幅，也就沒有站出來，眼睜睜地看她們被抓走時，心裏莫名的難受，帶著這種心情回到了大連。回來後，我明白了自己的心裏為甚麼難受：看到同修被抓走，我卻以沒有橫幅為藉口，沒能站出來，我沒有做到捨盡自我。

這時又有幾個同修想上北京，但還有點障礙，我說：「我領你們去。」於是回來後兩天，正月十五，我又一次走向了北京。我們一共五人：四個年輕小伙子，一個年輕姑娘。正月十六早上下車後直奔天安門，到時正趕上升國旗，當國旗升到一半的時候，我看到大家都準備好了，就拿出「真善忍」橫幅跨過警戒線，走了進去，面向遊客，展開橫幅，高呼：「法輪大法好！」其他三名男同修也相繼打開橫幅闖了進來。女同修也在不遠處打開了橫幅。我感覺橫幅就像利劍一樣直接插到了邪惡的咽喉上。

幾個武警衝過來，把我抓上了警車送到了天安門分局。抓我的一個武警說：「你們也太膽大了，警察都不敢進到警戒線裏邊，你們簡直就是『四大金剛』」。在天安門分局我們向一個還有一些善念的小警察講真相，他提到了半個月前的「自焚」，我們問他：「為甚麼廣場上有那麼多的滅火器？」他說：「我們事先就知道你們要『自焚』。」他一句話說露了嘴，我們都笑了起來。他看自己說漏了嘴，臉憋得通紅，不敢再說甚麼了。

傍晚的時候來了一輛警車，把我們押進了XX區看守所，在看守所裏我們絕食絕水，晚上我煉功，號裏的犯人不讓我煉。我想：我一定要把這個環境給開創出來。我又煉，他們開始輪流打我，打倒了我就爬起來再煉，打倒了我又爬起來，直到一個打人最狠的犯人再一次把我打倒。我心想：師父說：「忍中有捨，而捨盡方為無漏之更高法理」《圓融》。我今天就捨盡一切！我又一次站了起來。他們無奈，只好把我推到了廁所裏，把門頂住。這樣，我在廁所裏煉完了四套功法。第二天晚上，我想：煉功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來正法的，怎麼能在廁所裏煉呢？於是就出來煉，他們也不管了。

因為絕食，管教讓他們看著我，不讓我睡覺，整夜值班，整整五天五夜我沒有睡覺。期間我們同來的一位同修，因絕食身體非常虛弱，檢查時血壓、心跳都不正常，看守所就偷偷把他放了。我也想出現那種狀態，但一檢查卻甚麼都正常。後來我悟到：我應該展現給犯人和管教大法弟子金剛不破的堅強意志。所以在後來的日子裏我的精神一直很好。後來管教知道了我每天晚上煉功，就讓犯人強行給我戴上了手銬腳鐐。手銬和腳鐐銬在一起，腰直不起來。晚上要我睡覺，但我卻睡不著了。犯人都很佩服我的意志。

後來管教和我談話時，我善意地向他洪法、講真相，他就把手銬和腳鐐給我摘了下來，之後就對我非常好，用各種方式勸我吃飯。我不為所動，繼續堅持。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了出去，帶我到他的辦公室後，就看起電視劇來，也不和我說話。這時進來了一個管教，他對那個管教說：「你看到了嗎？我和他在天上鬥呢！」一句話點醒了我，我知道這是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如果我被電視中的情所帶動，就是被人心帶動了，我就輸了。於是我心中默背《論語》，不被電視劇中的情節所帶動。一個小時左右，他拿起鑰匙把我送回去，自始至終他一句話也沒跟我說。但是我知道，自己勝利了。

第21天他們給我灌食，插管拔出來的時候帶著血，我跟醫生說：「胸口內很痛，如果出現生命危險都是你們造成的，你們要負全部責任。」他們害怕了，第二天用車把我和另一位同修拉到了市公安局醫院，想把我們交給醫院看管灌食，醫院拒收，他們只好把我們拉回看守所，大約在晚上9點多鐘，一管教讓我收拾東西，他們把我和另一同修一起用警車送到了地鐵站，告訴我們：「不要說XX看守所看過你們。」就這樣他們把我們兩個偷偷放了。

我們堂堂正正走了出來。乘地鐵到了北京站正巧有一輛往大連方向去的大客。在客車上有一位乘客問我們是幹甚麼的，我坦誠相告：「煉法輪功的，到北京來上訪的，剛被放出來。」並且開始對車上的十幾個人開始講真相。此時我們心中有的只是戰勝邪惡後的喜悅，沒有任何懼怕，警車就在車下不遠處，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已不屑一顧。

第二天中午，車開到了鞍山市，下車的時候，我發現司機的座後面竟貼了攻擊師父的話。我問司機誰貼的，他說公安局叫貼的。我笑呵呵地往下撕，後邊的一男青年看見了，拽住我說：「你敢撕，我就去報警，這是警察讓貼的。否則就罰錢，不讓車往北京開。每個人上車的時候都得念。」我笑著看著他，心想：我一定要為這件事情負責任。他下車了，我過去「刷」地一下就給撕了下來。他氣壞了，衝上車來就拉我要去派出所，我說：「行，你等一會兒，我把東西收拾一下。」收拾東西的時候我想：我應該善待他們，給他們講道理。於是我就笑呵呵地走了過去。還沒等我說話，車主說：「算了，我們也是沒辦法才這樣做的，你們走吧。」剛才那個拽我的人說：「錢就不給你們退了，算是罰款（我們買的是到大連的票）」。當時心想，這也值了，轉念又一想，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憑甚麼罰我錢？我站在那兒不動，還沒說話。車主拿出50元錢，說；「給你們去買火車票」。兩個人48元就夠了，我接過錢走下了車，坐火車回到了大連。

回想當時的心態，思想中已經沒有了自我，我就是要為這件事情負責，彷彿感受到了「無私無我」，「溶於法中」的境界。

以上是我從2000年7月到2001年3月八個月的正法修煉經歷。我也曾經在法理不明和執著心的帶動下有過邪悟、寫過保證。但是師父說：「雖然他們有執著，一時被邪惡鑽了空子，做了一個修煉者不該做的，可是對一個修煉的人是要全面看的。我不承認這一切。當他們明白過來時，馬上會從新去做作為一個大法學員此時應該做的，同時聲明由於高壓迫害中使學員神志不清時所說所寫的一切作廢、堅定修煉。」（《強制改變不了人心》）

同修們，讓我們在這亙古未有的修煉機緣中共同精進吧！直到法正人間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