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歲遭非法勞教 趙麗女士揭露血腥罪惡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日】我叫趙麗，一九八零年一月出生在甘肅省蘭州市西固區。

苦難家庭

我一歲那年，父親因替別人頂罪坐牢，離開了我們，母親受到很大的打擊，一受刺激就犯病。母親身體不好，很多事情都顧不上，經常做飯是生一頓糊一頓的。哥哥也只能由姥姥撫養。在學校裏，小朋友因為我沒有爸爸經常譏笑我、排斥我，我沒有朋友，家裏也從沒有客人，我很孤獨、痛苦。為了改變痛苦的命運，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學習，於是從中學起我的成績直線上升，在年級中名列前茅。

十二歲那年我上初二時，父親回到我們身邊，母親的精神狀態也有了很大的好轉，臉上開始露出了難得的笑容，精神狀態基本趨於穩定。我的雙胞胎哥哥也回來了，我們家算是團圓了。然而父親沒有把他坐牢的真正原因告訴我們，只說這是命中註定該有的劫難。但是父親的離開給我家帶來的痛苦，尤其是同學們對我的嘲笑，使我不能輕鬆的就接受爸爸，我在外人面前從不叫他「爸爸」，也不讓同學知道我爸回來了，覺得讓人知道我有一個「勞改犯」的爸爸很丟人。這些都讓父親很難過，加之以前生活環境的差異、代溝以及生活習慣的不同，雖然是一家人，可在一起卻總會因為很小的瑣事吵架，幾乎天天一小吵，三、五天一大吵，誰也不讓誰，甚至大打出手，每次大吵後就是誰也不理誰。那時我放學回家站在樓下都不想進家門。

十一年監獄生活的折磨使父親蒼老許多，用他的話說是「五臟六腑沒有一個地方是好的」，他經常身體疼痛趴在床上一言不發，臉色蠟黃、頭上冒著虛汗，因無錢醫治從不去醫院看病，實在受不了了才去小診所抓副藥吃吃。因坐牢，單位早已將他開除，他的很多證件（工作證、退伍證等等）又被媽媽給弄丟了，爸爸成了一個沒有「身份」的人，可家庭的重擔卻實實在在的落在了父親身上，為了養家糊口，也為了我的學費，父親幹著社會最底層的工作──蹬三輪車拉貨為生，高強度的體力付出、老闆的剋扣、客戶的白眼加上家中解不開的矛盾，使父親身心憔悴。

當時大陸掀起了氣功熱，父親為祛病健身到處拜師學練氣功，可惜練的都是假氣功，還用氣功給別人治病，父親的身體沒有好轉，還花了不少錢。

喜得大法

大法洪傳到我們家鄉。父親得到了《轉法輪》及《大圓滿法》兩本書及一套煉功錄音帶。父親看後說《轉法輪》這本書很正，義務教功不收錢財，不像以前學的那個假氣功分好多級，每級都得拜師，一級比一級學費貴很多，交都交不起；也解開了他多年的人生困惑。父親按照《大圓滿法》書中的圖片學煉動作，之後他的身體有了很大的變化，臉色由原來的發黃變為白裏透紅，而且再也不用為有病要花醫藥費而發愁了。父親通過學煉大法身體恢復很快，他蹬三輪車到六十多歲才停止，對於這個重體力勞動的行業，沒有幾個人能夠幹到這個歲數，這也體現了大法的超常與威力。

我在父親的影響下看了《轉法輪》，我明白了人的生老病死及一切痛苦都來源於自己的業力，人可以通過修煉償還業債從而達到祛病健身，這對我們這個收入極低而且父母身體健康狀況都不好的家庭來說真是福從天降，家庭的負擔一下子減輕了大半。

不知不覺，我也開始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去做一個好人了，主動幹家務，不和大人頂嘴，被別人傷害了也不記恨。我開始後悔自己過去的自私自利、任性妄為給別人帶來的傷害，我真誠地向被我傷害過的哥哥道歉，他很受感動，我們的關係也融洽了許多，家裏也由原來的爭吵、對峙，變得安靜祥和。

十八歲時，我考上了北京中醫藥大學。我在大學校園裏有了集體學法煉功的環境，同修之間雖然互不認識、交往不深，但誰有困難都主動無償的幫助與關心，慢慢的我的性格開朗起來，我覺的生活充滿了陽光、溫暖和快樂！

一次我和同宿舍的同學一起去很遠的地方玩，順便逛了一個書店，我們都買了幾本書，然後坐兩個小時的公交車回學校．在快走到校門口時我掏口袋發現買書時店員給我多找了十元錢，於是我立馬掉頭坐公交車返回去還錢。

還有一次我們騎車外出，臨近傍晚我們一起往回走，當時逆行就推自行車上了人行道，等我們回到學校時天快黑了，我突然發現自己的自行車把上掛了一個帶子很長的手機袋，裏面裝著一個手機。我很奇怪這從天而降的手機，對於當時沒錢也沒手機的我，這也是不小的誘惑，但是我馬上想起大法師父的教導──任何事情都要考慮別人，為別人著想，於是我想丟手機的人該有多著急呀。打開手機，看到通訊錄裏有一個起名叫「家」的號碼，我立即打宿舍的公話聯繫，接電話的是一位母親，她說是孩子放學回家後發現手機丟了。我騎上自行車就趕往約好的地點，她的母親早已準備了一百元等著給我，我沒有要並說法輪功要求人做人事事處處考慮別人，這是我應該的，阿姨和她的孩子都很感激。

如果我不學大法，我根本不會這麼做，我感到自己變了一個人，我變得樂於助人，遇到甚麼困難心中都樂呵呵的，內心踏實，每一天都感到活的很充實。這再次體現了大法的威力，那段時間真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光！感謝師父，那段時光將在我的記憶中永駐！

迫害降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們仍按往常一樣來到煉功點，發現輔導員沒有來，沒人放煉功帶，無法煉功，這時有人告訴我們：昨晚輔導員被秘密抓捕，其它地方的輔導員也被抓了。

之後學校每天早晨與晚飯時廣播喇叭裏都是對法輪功的污衊之詞。我原本在校內幹的一份勤工儉學工作──給報刊欄換報紙，也被無辜的取消了，管此事的老師也說：你幹得很好，每次都把欄杆擦的乾乾淨淨，換報紙也沒有耽誤一天，但是沒辦法，上面說要換人。就這樣，也讓我身邊的人看到我是因為煉法輪功而被取消勤工儉學的資格的。一天，學生會主席找到我，說因為我煉法輪功特地在私下調查過我，同宿舍、同班同學以及和我接觸過的人都說我是好人，他說：不明白為甚麼這樣的事（迫害）要你這樣的好人攤上了？

後來我聽說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同修被判刑十八年，當時我感覺整個人都要垮掉了，我們修煉法輪功的人是在真正的要做好人呀，不管修煉的層次如何，每一個真修者都在嚴格的修煉心性，怎麼能把這樣的人當成犯人抓起來監禁？ 在這顛倒是非與黑白、暗無天日的環境中，對於沒有多少生活閱歷的我，面對這些打擊根本就招架不住，痛苦使我上課時無法專心聽課，我的成績直線下降。

我們的修煉環境被破壞了，身邊的人又被邪惡的宣傳毒害著誤解我們，沒有地方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沒有人肯聽、敢聽法輪功到底是怎麼回事，在當時繼續堅定對法輪功的信仰就會被認為是「癡迷」、被「精神控制」了，從而承受世人異樣的眼光、似見到洪水猛獸般的躲閃不及，這種廣泛的社會歧視下我更感雪上加霜，以前晚上我們可以集體學法、交流，現在同修被開除的被開除、被看管的被看管，即使是同學同修見面說幾句話也被其他同學有意的湊過來聽，沒有了交流的環境，壓抑、憂鬱使我經常晚上一個人躲在學校的某個誰也看不到、找不到的角落裏（如操場的小樹林、地下的配電室、教學樓頂的天台），痛苦、淒涼、孤獨、自卑、恐懼緊緊纏繞著我。

學校領導一再找到我讓我寫對法輪功的認識，我也認真的思考，我覺的雖然我沒親眼見過師父，但是根據我學法後的親身修煉實踐，我變了，是在向好的方向變，我的父親及我的家庭都因我們修煉大法而受益，我的處事為人也得到同宿舍、同班同學的認可，無論國家怎麼說法輪功不好，在我心中法輪功是好的是正的，我就按照自己對大法的真實感受寫了認識上交了。

一次我外出坐公交車，途徑天安門廣場，沒想到天安門到處是警察、警車，我看到有煉功人打「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橫幅，而緊接著就是一群警察發瘋似的向煉功人撲去，把他們推搡、打倒在地，拳頭像雨點般的砸在煉功人身上，其它警察則用呼叫機聯繫，不一會兒警車就駛到跟前，警察扭搡著把大法弟子推擠進車，大法弟子高喊「法輪大法好」，隨即便是啪啪響亮的搧耳光的聲音。我被這一幕震動了。

為了向國家領導人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我到了信訪辦所在胡同的門口，卻發現信訪辦的牌子已被摘掉，而且到處都是公安與便衣，是凡要過此門的人都被盤問是否是上訪的、為甚麼事上訪，我親眼見到有人被問出是為法輪功上訪後就被公安與便衣圍困，他們說著對大法誣蔑、誹謗的話，並且進行人格侮辱。

正常的上訪渠道被攔截，唯一能夠反映法輪功情況的地方就只有天安門廣場了。當我走向天安門時，不久一個身穿黑色皮夾克的男子向我走來，問我在這裏幹甚麼，又問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而且還說他就是煉法輪功的，我半信半疑中說自己來上訪，他便露出狡猾的獰笑說；我帶你去個地方反映，結果巡邏的警車向我駛來，我才明白他是個便衣，我被欺騙著非法帶上了警車。

當晚派出所警察非法審問我，我不說姓名地址，他就將我打倒在地，還說：小小年紀就敢跟國家對抗。在天安門派出所裏，我因不報姓名、地址，被反覆關押在北京的各個看守所。

後來警察將一大轎車法輪功學員秘密轉移，車走了很遠很久到了一個都不認識的地方，一車人被分成好幾批，非法關押在不同的派出所，當時我們十三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在河北一個很簡陋的看守所，歸「亮甲店」派出所管。起初我們集體絕食抗議，被插胃管，期間還被拖出去刑訊逼問姓名、地址。派出所的警察見我不說，就叫人用電棍電我，我被電的身上多處皮膚留下焦痕，周身一股焦糊味。

邪惡調遣處

我們這些被刑訊逼供供出姓名地址的人，最後的結果都是被非法勞教，有同修被遣返原籍，我被非法押往北京。調遣處那兩扇厚重的大門打開，兩排手持警棍的警察虎視眈眈的看著我們，我們排成一隊往裏走，警察喊道：低頭！不低頭的就當即被四、五根電棍電頭，直到被電得低下頭為止。

所有的人在進監房前都被全面搜身，包括拆開紮著的頭髮，在院子裏脫光所有的衣服，旁邊不遠就是男監區，中間是鐵絲網相隔，男監區的警察和男犯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們這裏。衣服被裏外翻遍的檢查，看是否有與法輪功有關的物品、字條等，如果是手套會把每個指頭翻過來看，如果有衛生捲紙會被從頭到尾的抖開看是否有夾帶，甚至是有女法輪功學員來月經，也要掀開月經紙下面查看。

我們被分成十個隊，每個隊都有一個真正的犯人看管其他人，共十八人住一間窄小的屋子，睡的是上下鋪，屋子裏只能放下四張上下鋪，共八張床，靠牆一邊兩張，相對的床與床之間是不到一米半的距離，還有十個人就得睡在地上，幾張木板鋪在地上上面鋪上薄薄的露出黑心棉的褥子，睡覺時得先蜷著身體把頭和腳伸進下鋪的床下才能把身體伸展。獄警為了不讓我們「交流」，要求我們相鄰的人頭與腳錯開睡。上下鋪的床都是兩米長，兩米的地方要五個人並排躺下才能保證所有的人都睡下，躺下不能翻身，否則就會碰到兩邊的人。

早上五點起床，背監規、強迫勞動，晚上十點才能睡覺。每天只能喝兩次水，一屋子人每次只給一小盆開水，全屋人輪著喝，每個人只能喝一兩口。早晚洗漱包括上廁所每個隊只給兩分鐘時間，洗漱的房間靠牆一邊是水龍頭，另一邊是上廁所蹲的坑，由於時間太短人又多，每次都只能做一件事情，要麼洗漱，要麼上廁所，兩分鐘一過，小哨就沒好臉的將大家往外趕。在那裏從來沒洗過澡，衣服都是發霉的汗臭味。

在那裏幹的活最多的就是包衛生筷的活，勞動量很大，房屋很小，成麻袋的未包的筷子只能堆在地上、掀開黑心棉褥子的床板上。我們除了早晚能洗漱平時根本無法洗手，房屋擁擠再加上天熱，手上的汗都粘在筷子上，包筷子的紙條印著「高溫消毒」 的紅色油墨經常把手指都染紅了。調遣處的警察為了賺錢，根本不顧衛生條件，掉到地上被踩上腳印的筷子一樣強制我們包上紙條以充數量。包上紙條後筷子就成麻袋的運走了，我這才知道平時飯館裏用的衛生筷也出自這裏，由於紙條掉色，如果再高溫消毒筷子也會變成紅色的，這樣看來我們日常用的一次性衛生筷根本就沒有消過毒。

除此之外，還幹粘鞋底的活，膠水的味道很刺激，一天下來感到頭暈噁心，有時活重就得幹到夜裏一兩點，早上照樣五點起床。

每天早晨洗漱完畢，獄警都會進行一次點名，每個被點到名字的人就要由站姿變為抱頭，同時蹲下並將頭低下夾在兩腿之間。而進出門都要低頭抱手（雙手疊扣放在腹前）大聲喊「報告、是」，後來才知道這是對犯人在出門或進門時要經過門口的小哨或隊長同意才喊的。但是即使沒有小哨或隊長也得喊。

打飯時每個人要飯盆捧在胸前，以軍蹲的姿勢（雙腿下蹲，一條單腿幾乎跪地）報告說：我是勞教人員某某某，請隊長打飯。有同修不堪其辱以絕食抗爭立即被獄警關起用電棍電，傳出電棍啪啪的聲響和同修的慘叫，令人毛骨悚然。

我們屋有一個同修悟到早上點名抱頭蹲下是對犯人的規定，而我們是做好人的不應該配合，於是大家商量好第二天點名的時候不抱頭蹲下只答道。我們這樣做後，我被帶到獄警屋子裏，早就有犯人在那裏，一個犯人在後面用腳踹我的膝部，導致我站立不穩向後倒去，站在我前面的犯人順勢將我推倒在地，五個人分別摁住我的四肢和頭，還有一個拿著濕毛巾死死壓住我的鼻子，迫使我張口呼吸，犯人就將米湯倒進我嘴裏，米湯被我嗆的吐出來，我咬緊牙關，犯人又用鋼勺的勺把敲我的嘴，將勺把捅進我的口腔裏，使勁地劃來劃去，我立刻感到嘴裏發咸，警察說：把她（指我）送回去，至少3天不用再灌了。一犯人跟在我後面送毛巾時不停的說：這麼多血、這麼多血。

勞教所的洗腦迫害

我們後來被非法關押至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到時已經是傍晚了，被送到樓道一塊空地，面牆而站說是讓我們「面壁思過」。外面漆黑一片，樓道裏的燈亮了起來，沒想到我見到的竟是我們學校的昔日同修梁紅和另外兩個外校大學生。梁紅嬉笑對我說：你來了，還沒吃飯吧？當時我確實很餓，她從屋子裏拿出一包很上檔次的方便麵，親自給我泡上，誘人的香味和飢餓感令我無法克制自己的食慾，我吃的時候，她們得意而笑，她們說她們都「轉化」了，在這裏不「轉化」是不可能等等。我在怕心下，為了逃避痛苦的折磨，在明知「轉化」不對的情況下順水推舟的「轉化」了。

我以為這就完事了，沒想到同監室裏有很多人是專門監視我們這些新「轉化」者的言行的，一旦發現還有認為大法好或認同大法法理的念頭都被視為「轉化」不徹底，立即上報警察，繼續「轉化」迫害。

當時三大隊裏非法關押著全國各地去北京和平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有一百多人，我被非法勞教時只有二十一歲，沒想到又綁架進去一個比我還小兩歲的法輪功學員，警察逼她罰站並不讓睡覺。雖然不能拒絕警察的指使，但我從內心不想幹迫害好人的事，於是我就有意打盹，被這個警察看到後把我叫到一邊，再次跟我強調說不能讓她睡覺，還說人在長期不睡覺的情況下神志是恍惚的，才記不起法輪功的東西，這時再 「轉化」就好做了。我驚愕了，原以為不讓睡覺只是體罰的一種方式，沒想到還起到破壞人正常的記憶、達到「轉化」為目的的惡毒手段。這就是之後由北京新安勞教所向全國各地勞教所、監獄、「轉化」班輸出的對法輪功學員最惡毒的精神迫害之一「熬鷹」。

所有「轉化」的人都要寫「四書」以鞏固 「轉化成果」，之後還要寫「大揭批」。警察集中全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到禮堂，每個「「轉化」者」一個個地念「揭批稿」，並被錄像。全部念完後，所有「「轉化」者」起立合唱「同一首歌」。

被「轉化」了的法輪功學員，被警察強制要求參加舞蹈、經絡保健操、廣播體操等，在邪黨的重大節假日到其它勞教所進行串通表演，同時讓新聞媒體錄像播放給社會各界進一步製造假相欺騙與毒害世人。

對於被迫轉化後又表明繼續堅定修煉的法輪功學員，獄警立即將她們隔離高壓迫害，如：關 「小號」。同時警察允許犯人可以任意的謾罵、毆打、侮辱法輪功學員。這些所謂的「幫教骨幹」不僅被警察利用來「轉化」剛被非法押送到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而且還不時的外出到各個洗腦班對還未「轉化」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利誘、脅迫、洗腦迫害，而各地的洗腦班多以「法制培訓班」、「法制教育學校」等冠名，不敢對外公開其機構的真實內幕。

在新安勞教所的一系列邪惡的「轉化」手段，不斷的向全國各地的勞教所及洗腦班輸出邪惡手段，經常有各地勞教所的警察、邪悟者、司法部門召集來的教育、科協、心理研究的所謂「專家」到新安勞教「學習」所謂的「轉化」經驗。

法輪功學員張亦潔遭受血腥迫害

勞教所三大隊是全所最邪惡的一個隊，警察以此隊的「轉化率」最高、進了三隊就沒有不「轉化」的而向上邀功、請賞。「轉化」的辦法有：罰站、不許睡覺、不讓大小便，對於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則是多名犯人包夾，採用「車輪戰術」讓包夾輪番洗腦、關小號等。

被非法關押在一隊的法輪功學員張亦潔，拒絕「轉化」，被獄警轉押至三隊繼續迫害，包夾圍著她逼迫她「轉化」。對張亦潔的迫害包括：毒打、辱罵、關小號。有一個仍有良知的勞教犯曾對我說：張亦潔被關押在一間小屋裏，屋子的窗戶、門都被紙條封住，不讓人知道時間，而且一天就給一頓飯，是一個小窩窩頭，送飯的包夾還使壞將窩窩頭的尖部掰掉，使她吃的更少，張亦潔因長期罰站，雙小腿腫得像海碗一樣粗，這個勞教犯不忍心這殘酷的迫害，含淚暗自為她搓腿，張亦潔問她今天是星期幾，她如實回答，被其他包夾聽到後，就再也不讓她接近張亦潔了。

張亦潔的丈夫是駐外大使館官員，勞教所出於政治需要極力「轉化」張亦潔，以利用她影響更多的法輪功學員，就把張亦潔列為迫害的重點。有一次，上面要來勞教所檢查，獄警將「轉化」不徹底的法輪功學員統統轉移至樓上，將張亦潔轉移的不知去向。然後在一樓的號室裏擺上鮮花、魚缸，並撤走幾張床使得房屋顯得寬敞，又讓全樓道的人用蘸著洗潔精的抹布蹲在地上一遍一遍的擦洗樓道，直到地板磚被擦的光亮。上級部門的來檢查時，馬上找來記者採訪事前安排好的邪悟者，用光鮮的假相掩蓋背後殘酷及血腥的迫害。

等檢查部門的人一走，馬上一切原形畢露。幾天後，再見到張亦潔時，她是被兩個人攙著步履艱難的走回來的。那個有良知的勞教犯哭訴著對我說她親眼見到張亦潔被轉移至一個很偏的房子裏，賣淫犯在警察的唆使下用三把牙刷毛朝外綁在一起捅到張亦潔的陰道裏來回刷，鮮血將張亦潔穿的厚毛褲浸透。

二零零一年年底，三大隊獄警焦學先為了「轉化率」達到百分之百，在十二月的最後一天晚上將三大隊所有人員叫到筒道裏，對張亦潔說：不要再把這件事（指「轉化」）拖到新的一年中，你不「轉化」就讓全樓道裏的人都陪著你，直到你「轉化」為止。於是全樓道一百多人都在筒道兩側站著，不管多大歲數（其中年齡最大的是七十幾歲）、身體狀況好壞，統統都被「株連」。當時張亦潔被逼站在隊列的最前頭，我站在後面，樓道靜悄悄的，壓抑而恐怖，沒有人說話，獄警焦學先一次次的逼迫張亦潔寫所謂的「認識」， 過了零點，那些勞教犯和邪悟者開始協同警察向張亦潔施壓，說張亦潔「自私」。直到我們睡覺時都不知道是幾點。

不堪回首

六月份，我從勞教所出獄。回到家裏才發現母親又犯病了。從我哥那知道，在我被勞教的時候，片警當著我媽的面把我爸綁架走，關在河口的某個洗腦班迫害。這一幕給母親帶來重創，致使精神失常。

我回到學校後，被安排跟著下兩級的學生上課，每逢四﹒二五、七﹒二零等「敏感日」，我都會被「關照」：最好哪也別去，就呆在學校。

我可以重新上課了，但是我並不快樂，課堂上老師講課，我腦中卻不停的閃現勞教所裏一幕幕對法輪功學員殘酷折磨的場景，我壓抑著自己不出聲，任淚水不住的流淌。

以前的同班同學都很高興我回到學校，我對關心我的同學提到勞教所裏罪惡時，同學們會震驚得瞠目結舌。

我之所以要寫出以前被迫害的經歷，是因為現在仍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這一事實，也不相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真的。許多人仍對中共邪黨抱有希望，我想我應該寫出自己被迫害的經歷，證實邪黨的罪惡，望世人能夠認清邪黨，三退有未來！